一、调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是调结构。
应当树立这样一个观点：GDP总量固然重要，但GDP结构更重要。GDP结构的合理意味着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也表明技术前进的方向。能真正代表一国的国力的，不仅是GDP总量，而更重要的，是GDP的结构。
我们不妨以鸦片战争时期为例。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和英国相比，中国的GDP总量比英国大很多，但GDP结构却没有英国合理。中国庞大的GDP总量主要是由什么组成的呢？是粮食、茶叶、棉花等农产品，还有手工制造的各种棉布及其他产品，包括丝绸、瓷器等。而进行工业化革命已经半个多世纪的英国，它的GDP包括了钢铁、蒸汽机、火车、轮船和各种机器设备；以棉纺织品来说，英国是机器生产的，英国工艺品的质量是世界先进的。这样一比，不难发现英国的GDP总量虽然不大，但结构是合理的，符合当时技术前进的方向，这决定了英国的国力走在世界前列。
人力资源也有结构性的问题。同样以鸦片战争期间为例。那时，中国的人力资源丰富，因为人口总量大，但结构不行。为什么？因为绝大多数农民和妇女都是文盲，而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以读四书五经为主，一心想考科举，他们不懂经济管理，对科学技术也是门外汉。而英国当时的情况是：工业化革命之后的几十年来，初等教育普及了，中学教育质量提高了，大学教育进一步发展，技术教育也推广了。这样，英国每年培养出不少科学家、工程师和懂得经济管理的专业人才，而且熟练技工不断增多。中英两国人力资源结构的差距不言而喻。
可见，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调整结构，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人力资源结构。我们不仅要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而且要力争成为世界创造中心。这些都同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有关。我们要成为人才强国，首先是人力资源的结构要合理。两天前，我到楚雄考察时发现，楚雄正在集中力量大办职业技术教育，想把楚雄打造成为职业技术人才和熟练技工的输出基地。我觉得这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也符合当前的产业调整方向。
二、扩内需
要保证经济可续发展，一定要扩大内需。这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靠出口。民间消费应该是带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方面，但这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有所重视。当前我们必须扩大内需。
首先，要不断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包括提高工资水平，提高农民收入。为了增加农民收入，要继续提高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对农民的各种补助标准。
但真正实现努力扩大内需，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在哪里？关键是要找着帮助农民增收的撬杆。撬杆又在哪里？在于给农民发产权证。这是扩大内需的好办法。发给农民的产权证主要有三项：1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证；2宅基地的使用权证；3房产证。就拿房产证来说吧。今年我带了全国政协经济委的调研组到一些省市调研。在农村和农民座谈时，农民反映道：城镇土地是国有的，城镇居民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新购的商品房也有房产证；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但农民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新盖的房子也没有房产证。所以农民意见很大：为什么国有土地上的住房有产权证，而集体土地上的住房却没有产权证！
农民的住房没有产权证，会产生什么问题？农民说：想抵押，房子不能抵押；想转让，没法转让；想出租，出租也难，因为没有房产证，租金不高，而且还有风险。什么风险呢？租出去的房子，如果租房者不付租金，或以后一直住下去，因为没有房产证，打官司也纠缠不清。面对这样的窘境，农民只能用一把锁将房门锁上，带上家属外出打工。于是，就出现了“两个老鼠的故事”。什么叫“两个老鼠”呢？上锁后，房子变成老鼠窝了，这是“第一个老鼠”。进城后的农民，两手空空，因为家里的房子不能抵押贷款，于是就只能租人家的地下室住，这就变成了“第二个老鼠”。还有更糟糕的，上锁后的农民住房，被人家私自撬开后，变成了堆放炸药的场所、地下鞭炮加工厂，有的住房还被用来炼地沟油、聚众赌博，甚至从事卖淫嫖娼活动。
我们在山东省威海市考察时发现，离市中心不远的几个行政村合并变成一个社区，这个社区的名字还挺好听的，叫“小城故事”社区。“小城故事”社区是新盖的农民新村，每家有两套房子，自己住一套，还有一套房子出租。我们到那里时，真是热闹啊，农民们有的正在装修，有的正在搬家，买家俱，买家用电器，买地毯和窗帘，因为他们有财产性收入了，每月可以收取房租了。今年6月5日，上海《文汇报》报道了上海市嘉定区的情况，嘉定区给每户农民发三套房，一套60平方米，一套80平方米，还有一套是110平方米。自住两套，出租一套，家庭人口少的可以出租110平方米，家庭人口多的至少也可以出租60平方米，这让农民的收入真正有了保障，农民的购买力立刻增加了。
给农民发房产证，不一定统一由房产局发，也可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发。我在山东烟台调研时发现，农民的房产证有的是房产局发的，有的是由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发的，虽然发放渠道不一样，但我觉得同样是非常可行的。在烟台的莱阳市农村，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发的房产证虽然在四大银行不能抵押贷款，但在农村信用社是可以抵押贷款的，这也符合农民的借贷需求。还有，在烟台的龙口市，龙头企业和行政村融合发展，农民用土地入股，企业给农民分配不同的工作：农民有的种葡萄，有的种蔬菜，有的进工厂，有的做建筑工，有的从事物流。农民的住房有公司发给的房产证，他们房产证在公司内部可使用。农民的收入包括：1土地入股有股息、红利；2在工厂或农场林场工作有工资；3农民空闲的房子可以出租。这样，农民收入提高了，内需也就扩大了。
三、促进就业
促进就业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大力扶持微型企业。现在全国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有75%在民营经济中。但民营经济仍面临融资难、领域准入难、税费负担较重等困难。现在全国有3000万个体工商户，有1000万家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只要政策放宽一点，税费减免一点，融资上帮助解决一点，个体工商户的生意就好做了。这样，发展壮大后的每家个体工商户只要从邻居家里、亲戚家里招一两个帮手，全国一下子就可以解决几千万人就业。全国1000万家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只要每个企业增加三五个人，又可以解决好几千万人的就业。所以，促进就业的关键在政策。
同时，还要大力扶持微型企业。在国外企业中，不但有大中小型企业，还有微型企业。什么叫微型企业？以最近重庆市有关大力扶持微型企业的规定来看，微型企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包括业主和雇工在内的工作人员在20人以下；二是创业资本金在10万元以下。重庆扶持微型企业的主要做法是：对微型企业减免税，政府为企业提供银行贷款担保，出钱为企业进行职工培训和相关技术培训，并简化企业登记、注册及银行开户等手续。这样的举措，使重庆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全民创业热，大学毕业生、农民工、退伍军人、下岗工人、残疾人、库区移民等纷纷成了跃跃欲试的创业者。昭通离重庆比较近，可以到重庆看一看、学一学。
四、稳定物价
最近几个月物价猛涨，稳定物价已经成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稳定物价采取什么措施呢？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流通量回归到正常的水平。为什么不改成从紧的货币政策呢？这是因为，一旦改成从紧的货币政策，可能重蹈90年代中期的覆辙，因为突然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改为从紧货币政策后，会出现烂尾楼、三角债、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甚至通货紧缩等现象。所以现在需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货币流通回归到正常水平。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变，这样经济可以稳定增长。
现在，导致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比如说，城市没有菜地了，谁种菜？现在北京的蔬菜要从山东、海南调运，流通成本高了，菜价当然就贵了。还有，西方发达国家有两种商品储备，一是国家储备，二是商业储备。而我们国家只有一种储备，也就是国家储备，但国家储备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超市，必须要有明确的商业储备。这样，短期内出现商品短缺问题不会引起惊慌。当前物价上涨的另一个因素，就是炒作，炒绿豆、炒大蒜、炒苹果。这是市场管理上的问题，必须打击囤积居奇的做法。可以相信，通过这些工作，物价可以逐渐被稳住。
五、城镇化过程中公共建设资金的筹集
公共建设资金的筹集，是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的问题。“土地财政”的路已走到尽头，还有多少土地可以卖？地方“债务财政”实际上是把还债的期限向后推，这届政府推给下一届政府、再下一届政府。这样不能解决问题。在这个方面应该学习国外的做法。国外城镇化过程中是这样融资公共建设资金的：在建设过程中，政府当然要对廉租房、社会保障性的住房，以及对义务教育、环保设施承担责任，政府应投入。但城镇人口增加后的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等公用事业要花费很多钱，资金怎么筹集？可以成立城镇公用事业建设投资基金。政府拿出一定的资金作为种子基金，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投入一部分资金，基金成立和启动后，可以发行债券，向民间大量筹资，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
六、制度性贫困问题的解决
制度性贫困，或者叫体制性贫困，是经济学中的一个专门名词，主要是指由体制所造成的贫困。体制性贫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由于体制的束缚，人民群众没有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如果想自己去寻找致富之路，可能受到打击。这样，积极性就被压抑下去了。第二，缺乏社会流动的渠道。这种社会流动的渠道在社会学上分为垂直性流动和水平性流动。正由于缺乏垂直性流动渠道和水平性流动渠道，人们无法改变现状。常言道，树挪死，人挪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市场的限制。比如说，资本短缺、人才外流，贫困地区没有发展的空间。发展要资本，没有资本；发展要人才，人才都走了。我前几年到西北去，西北的人在讲，哎呀，现在不但“孔雀”东南飞，连“麻雀”都东南飞了！什么是“麻雀”？就是指熟练工人、班组长，他们也往东南飞了。市场是讲选择的。市场经济中，如果国家不实行向贫困地区倾斜的政策，贫困地区的发展是困难的。第四，就是仅仅靠资源，吃老本，吃资源，吃光为止。资源枯竭以后怎么办？没有考虑。所以，当前我们研究贫困问题一定要研究体制性的贫困，并提出解决方案。
我相信，以上这几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既了解当前的形势，也能够使大家对下一步的扶贫工作怎么做引起一定的思考和讨论。
（2010年12月15日在云南省昭通市“第三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