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须用重典
紧靠巡抚衙门的鱼塘口，新开办了一个衙门，招牌上写着“湖南审案局”五个大字。布袍素巾、腰缠麻丝，一身守制装束的曾国藩在这个衙门里办事，当起以安境保民为主要职责的帮办团练大臣已经有两个月了。记得进长沙的那一天，他和郭嵩焘、国葆、康福一行来到大托铺时，江忠源便带着一百楚勇在镇上恭候，亲自陪他们进城。来到新开铺时，左宗棠又带着一班长沙乡绅和昔日师友，如黄冕、孙观臣、陈季牧及岳麓书院山长丁善庆、城南书院山长丁辅臣等来迎接。来到又一村巡抚衙门口，只见中门大开，张亮基带着前鄂抚罗绕典、布政使潘铎、按察使岳兴阿及盐道、粮道等一批高级官员早已等候在那里。当夜，张亮基在巡抚衙门大摆酒席，为曾国藩洗尘。张亮基如此隆重而诚恳地迎接，使曾国藩深为感动。一连几天，张亮基和曾国藩密谈。二人对湖南吏治松弛、匪盗横行，都深恶痛绝。曾国藩认为乱世须用重典，对官场要严加整饬，尤其对匪盗要严厉镇压。张亮基完全赞同。对曾国藩所持的“宁可失之于严，不可失之于宽”的方略，张亮基也甚为欣赏。曾国藩又提出在省城建一大团，从各县已经训练的乡勇中择其优者，招募来省，严格训练，以这支团练来保卫省城安全、镇压各地匪乱的建议。张亮基个人也表示同意，只是兹事体大，要曾国藩亲自给皇上上一奏章。最后，张亮基紧握曾国藩的双手，说：“今后有关湖南保境安民的一切，都拜托给仁兄了，全仗大才经纬。湖南是仁兄桑梓，仁兄对湖南的挚爱之心，定不在亮基之下，千万莫存避嫌之念，尽管放开手脚，施补天之术，使三湘父老早得安宁。”
这番话，说得曾国藩热血沸腾，恨与张亮基相见太晚，对先前的谢绝颇感愧赧。
第二天，曾国藩便向朝廷呈上一道奏折。曾国藩要在省城建大团，自然并不是仅仅为了防卫省城、镇压匪乱，他的主要意图在于建立一支新军。他的想法是：先招募少数人，加以严格训练，使之起到以一当十的效果；然后以这批人为骨干，再招募十倍二十倍的人，立即就可成为一支劲旅，到时拉出省外，与太平军较量。满人对汉人向来防范甚严，兵权由朝廷牢牢控制，从不放心让汉人多带兵，更不允许有人像明代戚继光那样建“戚家军”。或许是曾国藩的奏折写得含糊，或许是由于时局危急，咸丰帝知绿营不足依靠，希望有一支新的军事力量出现，也或许有恭王、肃顺和唐鉴的竭力担保，使得咸丰帝特别相信曾国藩，居然很快便亲自批复：“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曾国藩奉了这道圣旨，立刻把罗泽南和他的几个高足调来长沙。他的一千团丁，经过挑选后，带来八百。这些团丁编为两营，每营三百六十人，罗泽南带一营，王錱带一营；又从中抽调八十名精悍团丁，组成亲兵队，由曾国葆统领。曾国藩又亲自通过考核比较，从八十名亲兵中挑出彭毓橘、蒋益澧、萧启江、萧庆衍等六人来，由康福负责训练，充当自己的贴身保镖。这六个人都是曾国藩的亲戚或世谊。曾国藩认为，大团练勇中的大小头目，都必须有亲谊关系，这是将这支练勇连为一个坚强整体的纽带，彼此之间才能荣枯与共、生死相关。曾国藩叫罗泽南、王錱全力练勇，另外再请几个委员来办理日常案件。一听说新开办的审案局衙门中要委员办事，立即便有许多官员和士绅前来推荐人。曾国藩本想自己物色，不受推荐，但一来一时不易找到合适的人，二来刚办事碍不过情面，便从那些被荐人中挑出十余名，委托过去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在籍江苏候补知州黄廷瓒负责。
春节刚过，道州天地会头领何贱苟，以道州岩头村、常宁五洞、桂阳白水洞、宁远赖子山为据点，发牌吊码，扩大组织，会众发展到四五千人，分布十余州县，在太平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宣布起义，自称普南王，围攻县城，杀把总许得禄、典史吴世昌。曾国藩速派刘长佑、李朝辅带楚勇四百，王錱带湘勇四百前去镇压。刚出发不久，衡山草市刘积厚又起事。曾国藩急忙派人通知王錱，叫他先去草市，然后再去道州。过几天，安化蓝田串子会又宣布起义，江西上犹刘洪义的义军进入桂东，杀死清兵把总吕志漳、绅士黄达三，进据沙田。还有攸县的红黑会、桂阳的半边钱会、永州的一股香会，都在积极发展会众，酝酿起事。更使曾国藩头痛的是，这几个月里，又新冒出一批游匪。这批游匪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从岳州、武昌、汉阳等城逃出的兵勇，无钱回家，又无营可投，沿途逗留，随处抢劫；一种是太平军与清兵交战过程中，被烧了房屋而无家可归的百姓，弱者沦为乞丐，强者聚众生事；一种是清兵行军打仗中所掳的长夫，用过之后，没有盘缠回家，于是辗转流落，到处滋扰。这些游匪大半混迹市井，破坏性很大。
曾国藩指示审案局，对这些危害社会治安的不良分子，一律处以重刑。为着鼓励团丁，他规定，凡捉一匪徒，赏银五两。重赏之下，团丁个个踊跃，有的一天甚至捉几个送来。不管是游匪、土匪、抢王、盗贼及其他闹事者，捉一个，杀一个。不管谁来讲情，曾国藩都不宽宥。他常对委员们讲，镇压匪乱，要心狠手辣，不讲仁慈，要以申、韩、商鞅的手段办案，不要怕今后得车裂的下场。为着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曾国藩命人制作十个木笼，取名叫站笼。站笼约一人高，犯人头卡在木枷中，四肢捆绑，站在笼子里。白天用车拉着，在城内四处游街。夜晚则放在露天里，派兵守住。不给吃，也不给喝，不出三四天，犯人便惨死在笼子里。这十个站笼天天都装着犯人，天天都在长沙城内巡游，弄得全城百姓见之发怵，无人不知审案局的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残忍酷毒。士民乡绅要求废除站笼施行仁政的状子，雪片似的飞往巡抚签押房，有几个心肠软的委员们也到张亮基那儿告状，并以辞职相威胁。张亮基对此一概不理，反而称赞曾国藩有胆有识、刚强干练。曾国藩看到团练有成效，匪乱报警日渐减少，感到一切都很顺利，心中甚为得意。
但不久，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太平军在江宁建都立国，与朝廷作对，一百八十年前的三藩之乱重演以来，朝廷在任命曾国藩为第一个帮办团练大臣后，又火速在安徽、江苏、江西、直隶、河南、山东、浙江、贵州、福建九省任命四十二个帮办团练大臣，用以协助地方文武镇压各地风起云涌的骚乱。太平军声威大震，东南河山烈焰腾空，千里长江，战舰如云。向荣、张国梁奉命带领从广西跟踪出来的绿营沿江追击，在江宁南部建江南大营，把江宁城团团围住。琦善带着一支军队匆匆南下，在长江北岸的扬州建起江北大营，虎视江宁。本已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中国百姓，从此以后，又陷于血与火的战乱之中，命运更加悲惨。
武汉三镇失守，使咸丰帝大为震怒。署湖广总督徐广缙被革职严办，张亮基奉调到武昌，接替徐广缙的空缺。张亮基视江忠源为左右手，他把江忠源及其一千楚勇也带到武昌，剩下的五百楚勇编为一营，由江忠源的表兄邹寿璋、弟弟江忠济统带，作为大团的第三营，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这时，郭嵩焘也离开长沙回湘阴募捐。接着罗绕典奉命到江西当巡抚，潘铎因病告免，岳兴阿迁升湖北布政使。骆秉章又回到湖南来当巡抚，他请朝廷调老僚属徐有壬从云南到长沙来当布政使，又向朝廷推荐衡永郴桂道陶恩培升任按察使。一时间，湖南高级官员更换一新。在曾国藩看来，骆秉章庸碌、徐有壬平凡、陶恩培无能，他从心里瞧不起。曾国藩知道今后会有掣肘，但他不顾这些，仍然像张亮基在长沙时那样我行我素地干下去。
近来，长沙城里常有小股骚乱，抢劫、斗殴、聚众闹事等时有发生。团丁一去，肇事者先闻讯走了，往往抓不到。曾国藩很是恼火，为着警告闹事的匪徒，也为着在新巡抚面前表示团练坚决镇压的强硬态度，曾国藩亲自草拟“格杀勿论”的告示，印刷数百份，每份都盖上“钦命帮办团练大臣曾”的紫花大印，大街小巷，城门码头，广为张贴。又加派团丁，四处巡逻监视，市中心和各主要街道上，更是严加防范。百姓人人低眉敛容，生怕与闹事匪徒沾上边。长沙城俨然处于恐怖之中，几天来，一片肃杀死寂。眼看坚决镇压的措施取得成效，曾国藩想：看来严刑峻法，确为治国治民的不易之道。
谁知没有安静几天，长沙城又爆发一场更大的骚乱。
曾剃头
这天上午，曾国藩正在审阅道州报来的告急文书，一个团丁急匆匆闯进审案局报告：“曾大人，出大事了！”
“什么事，这样惊慌？”曾国藩两眼离开告急文书，盯着那团丁问。
“大人，有人抢米行。”团丁急忙回答，紧张的神态还没恢复过来。
“有这样的事？”曾国藩颇感意外。这几个月来，长沙城闹事虽多，抢米行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他意识到事态严重，不禁有些急迫，“抢的哪家米行？有多少人？”
曾国藩的凶恶神态，使团丁吓了一跳，一时语塞，竟答不出话来。
“快说！”曾国藩又盯了团丁一眼，心里骂道，“一个不中用的脓包！”
团丁定定神，结结巴巴地回答：“小西门，不，说错了，是大西门内五谷丰米行。人很多，很多，怕有一两百，也可能有两三百。”
“曾国葆！”国葆急忙来到大哥身边，曾国藩果断地命令，“将你的亲兵队所有团丁集合起来，带着他们立即赶到大西门内五谷丰米行，把打劫米行的歹徒一个不漏地抓住。有抵抗者，就地处决！”
“是！”国葆答应一声，转身出门。
“停一下！”曾国藩喊住满弟，“叫彭毓橘骑一匹快马，到罗山营里调一百团丁支援你！”
待国葆出去以后，曾国藩换上一件短衣，戴上墨镜，由康福、蒋益澧保护，悄悄出了审案局，抄小道奔向大西门。审案局离大西门不远，两刻钟后便到了。曾国藩见五谷丰米行前人山人海，除看热闹的外，有上百人或提着米袋，或拿着木桶、脸盆等围在米行门前，大部分是老人小孩，有人在给他们发米。人群中不断发出一阵阵哄笑声，米行四周一片乱糟糟。曾国藩小声骂道：“这些无法无天的匪徒！开仓放粮，岂不是要造反么？”
这时，曾国葆带领的亲兵队六十多号团丁由北面赶来，彭毓橘带领的罗山营一百号团丁从南面赶来，已将米行团团包围了。人们见此情景，吓得鸡飞鸭走，不少人丢下手中的米袋、木桶，仓皇逃窜。团丁们抓住了几十个背米的老人、小孩，粗暴地喝骂、拳击，被抓的人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着叫着，呼爹喊娘，情景甚是凄惨。曾国藩命蒋益澧传令：“围观的、背米的，一律不抓，为首的、抢米的，全部抓到审案局来。”
说罢，带着康福悄悄离开现场回衙门。
一个时辰后，国葆前来报告：抓到歹徒十三名。曾国藩指示黄廷瓒立即审讯。过会儿，他又想起一桩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写着：
“叔康兄：审讯时请留意，歹徒中是否有会堂分子，或是与会堂有联系者。”
写完封好，叫荆七送给黄廷瓒，接着拿出上午未看完的告急文书，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深夜，黄廷瓒前来汇报审讯情况——
五谷丰米行老板吴新刚，是个贪婪刻薄、心肠阴毒的商人。多年来，他使用许多不法手腕，挤垮附近几家同行，垄断了从南门到大西门一带的米业，常常抬高市价，以次充好，短斤少两，坑害市民，聚敛了万贯不义之财。百姓背地里都骂他“无心肝”。这“无心肝”偏又最会巴结官府，寻找靠山，尽管市民对他恨之入骨，却又奈何不得。这一向，正是长沙城内缺米的时候，“无心肝”以低价从外地购得一批霉米朽米，掺在好米内，高价卖给市民。市民们受此坑害，莫不破口大骂。这时恼了一个汉子，此人名叫廖仁和，住在大西门外，是个码头上的脚夫，人生得牛高马大，好打抱不平。他一声吆喝，带着十多条汉子冲进五谷丰米行，把“无心肝”痛打一顿。围观的人拍手称快，有人喊：“廖大哥，干脆把仓库里的米分给百姓，出口怨气！”
人群中一片附和声。廖仁和平时吃了“无心肝”不少苦头，想想这不义之财，百姓取之何妨，遂应了大家的请求。附近百姓纷纷前来分米，闹成了一场大事！
曾国藩静静地听着黄廷瓒的审讯报告，眼睛半眯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心中在思考着如何处理这桩案子。这明摆着是百姓对奸商的惩罚，像五谷丰老板这样的奸商，比比皆是，用不着再取什么旁证，曾国藩相信审讯报告是真实的。但这桩案子闹得很大，弄得长沙城人心浮动，如果不严加惩处，不法之徒便会蜂起效尤，抢米行、抢商店、抢钱庄，那不翻了天？要彻底断绝效尤者的念头，非严惩不可！打定了主意，曾国藩问黄廷瓒：“叔康兄，你看此事如何处理？”
黄廷瓒想了想，说：“吴新刚为商奸诈，百姓自发起来惩处，于情理来说，百姓无罪；从律令上讲，有碍社会安定。无论如何，此风不可长。依卑职之见，这十三名闹事者，为头的廖仁和，杖责一百棍，游街三日，其余的人各杖责五十棍，释放回家。”
黄廷瓒的处理，按通常民众起哄闹事而言，完全符合朝廷律令。不过，现在是乱世，乱世办案，不能循常规。这个书呆子办事，就是迂了点，曾国藩在心里说。
黄廷瓒为人的确迂直，这一点，曾国藩与他在岳麓书院同窗时就已深知。正因为迂直，他在官场上混得不顺利。在江苏候补知州，一候就是三年，后来的早已赴任，他却一直得不到实缺，弄得衣食无着，寒酸不堪，老娘死了，连回籍奔丧的路费都没有。也正因为迂直，却被曾国藩看中。曾国藩喜欢这种不会使乖弄巧、心地踏实的人，他认为当今官场腐败，就是由于巧佞之徒太多、迂直之人太少的缘故。曾国藩将审案局的日常事务，委托黄廷瓒负责，其他委员办的事，也要黄廷瓒审查，黄廷瓒对曾国藩感恩戴德，尽心尽力地办事。一般案件，曾国藩都依黄廷瓒的处理意见，但这件事，却不能按他的意见办。
曾国藩把若此事处置不重，将会引起不良后果的利害关系，向黄廷瓒剖析了一番，终于使黄廷瓒信服了。
“重判可以。为首的囚禁三年，协从的分别囚禁三到六个月。”黄廷瓒提出了从重的方案。
“这些人与会堂有联系吗？”曾国藩不对黄廷瓒的方案置以可否，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接到大人的手谕，卑职着重审讯了这件事。有人供称为头的廖仁和与串子会有些联系，但没有证据。”
“除廖仁和外，那十二名都是些什么人？”
“十二人都长住大西门一带。有四人曾被长毛掳去当过长夫，有三人原为驻守武昌的绿营，武昌被长毛攻破后，逃回来的。另外五名也都无固定职业，其中有三人因打过人，被按察使司传讯过。”
“这就对了。”曾国藩点点头，“我说这些人为何这样无法无天，原来不是游匪，便是流氓，竟无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对付这种人，杀头也不过分。”
“杀头？”黄廷瓒大吃一惊，再重也重不到杀头呀！
“谁？”正说话间，曾国藩见窗外似有一人影闪过，“荆七，你到外面去看看。”
一会儿，荆七捧着一个纸套进来，说：“人没见到，只见门口摆着这个东西。像是信套，却又很重。”说着，双手递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