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短暂动摇
上任第四个月，高压变频器还没有开发出来，队伍七零八落，干部所剩无几。此种惨状令我不禁有些气馁。
一丝绝望之感在心头掠过。
2000年3月初，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新的想法：将利德华福拉到华为的旗下，借助这棵“大树”进行发展也许是一条捷径。
这个念头一经闪现便不可遏制，我仿佛又回到了在华为工作的日子里，奋笔疾书给任正非写了一封信。信是通过传真发给孙亚芳转：
尊敬的任总：
深圳一别，已过数月，华为喜讯不绝于耳，我虽已离职，仍为华为每一进步高兴。
今有我个人的一个考虑，想听听任总意见。
我所在这个公司，用了大约两年时间，已开发完成高压大功率变频器这一可填补国内空白的产品。据专家估计，搞好了，每年国内市场可达几十亿元。
据我判断，以我所在这个公司的实力和名气，想将这产品尽快推向市场，并在1—2年内取得成功，不能说不可能，但难度甚大。
相反，若能加盟华为，由华为电气收购或控股，则把握甚大，同时可解决华为电气下步发展的两大问题：
一、华为电气在大功率变频器的开发上，可节省两年时间，同时基本解决主产品通信电源之后的另一个大产品市场问题。若做得好，还可进一步实现你在三四年前说过的，开发电力机车和轻轨火车的核心部件问题；二、从长远发展上说，华为电气在企业布局上，似有必要在中国北方（如北京）设一基地，可以把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像电力操作电源这种非标量过大、不适合批量生产的产品，转到成本较低、技术力量尚可、覆盖全国有利的地区。把华为电气在深圳部分真正变成你在四年前说过的产品中试和技术附加值高的产品基地。
上述设想，仅是我个人的初步考虑，这样做，对各方面都比较有利，更主要的，是可把这样一个高技术产品迅速变为成果。若你认为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我可于近日赴深，与你面谈。
静候回音。
李玉琢
2000年3月8日
这封传真发过去很久，也没有得到任正非的任何答复。
其实此时，华为电气卖给艾默生的谈判正在悄悄地进行中，接手利德华福这样一个烂摊子增加变数对于华为显然是毫无必要的。
另外，依据任正非的个性，对于这种示弱的行为指不定是何等蔑视呢。其实我的一时心血来潮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在大股东并未认可的情况下，我一个人想把利德华福送出去怎么可能？
幸亏任正非没有理睬，就像以前一样，他的沉默再次把我逼到悬崖边上。
我的斗志也再次被激发起来：奢望任何人的帮助都是不可能的，示弱只能让人耻笑，今后再也不能做这类傻事了。
第一台样机：七个月测试
如果利德华福当时真被华为收购的话，可能就没有后来我在高压变频领域的成就了，这个行业也没了利德华福这个品牌了。
就在给任正非发过去传真同一个月，高压变频器的第一台样机在声学所生产车间里立起来了。这对于留在利德华福的人，包括对我来说，无疑是一针及时的强心剂。我暂时忘记了身体的严重不适和工作中的各种烦恼，一门心思地钻进了第一台样机的试验过程。
第一台样机开发出来是2000年3月，而卖出第一台机器是在当年的8月份。中间这四五个月都干了什么？做试验。车间里各种测试结束之后，必须找到一个地方实际带载试验，彻底看一看这第一台高压变频器是不是真的成功了。
但是，没人愿意让我们做试验，怕出事也怕误事。找来找去，找到北京东郊的一个灰尘飞扬的北京化工实验厂，好说歹说花了三万块钱的代价，让我们试验两个月。
以倚鹏为首的开发部人员轮着班每天去做试验。我也每天都去看它，说真的，犹如去看自己刚刚出世的女儿每天的变化。
我有一个职业习惯，就是对于重大事项的亲自参与。对于高压变频器我插不上一点儿手，但每天去看，去陪同大家，听一听他们的讨论，看着他们排除每一个细小的故障，我觉得心里踏实。相信调试人员、开发人员会因为我每天默默的存在，也会感到公司的支持。
记得在中科院计算中心刚当上技术条件处处长的时候，就赶上013大型计算机从计算所400号搬到1公里之外的计算中心新建机房大楼这件事，我是总指挥。当时机房施工正在进行中，装空调、电缆布线、搬运400Hz电机、铺防静电地板等工作，与计算机搬家绞在一起。如何让这些施工活动井然有序、高效运作是当时摆在我面前的一项难题。
难题之二是，将占地300平方米、四十几面机柜的大型计算机的几万条柜间连线、数千块印制板拆下，搬到新机房中并尽快恢复，是一项半点差错不能出的细活。更要命的是，当时的计算机存储器是由几十万颗脆弱的小磁芯组成的，四面柜子搬动和运输时，稍一振动就可能破碎。
我要求机房人员将成千上万个部件及电路板一一标上号签，一一画好部位图。然后我步行将1公里路上的每一段都仔细检查，填平路面上的所有坑坑洼洼，并在启运处修一个与汽车车厢完全平行的装卸平台，计算好运输车辆的行进速度。
搬家前后花了45天的时间，013大型计算机按期恢复正常运转。中间未出现任何差错，中科院为此奖励工程参与人员5000元。事后我把这一复杂工程的组织思想写成一篇论文，我的职称由助理工程师升为工程师。
我在担任四通合资企业生产部长的时候，要改造一个车间，要打倒一扇墙。
可是那扇墙是支撑墙，所以必须加一个钢筋混凝土的“柁”，我找人设计好了之后不敢掉以轻心，我老担心那个“柁”会塌下来，把工人压死了，那我的责任可就大了。所以拆墙和安装那个“柁”的时候，我就一天到晚在那儿盯着。
在办企业或做重要事情的开头阶段，在大家都无把握的时候，我常常要亲自参与，以便获得经验，做到心中有数。有人因此曾经说我过于谨慎和保守，甚至批评我干预下属责任范围内的事，但我更赞赏胡适之的一句名言：
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我认为做实业的人都应该具备这两种素质：志存高远，行为谨慎。
尽管如此谨慎，但丝毫没有影响我胸中的豪气，我不停地利用这台样机给员工们打气。当时我们的工厂还在昌平沙河的一个村子里，我信心十足地对大家说：“我们可以创造中国人的‘通用电气’。”一些人觉得这个说法很可笑，但我自己却觉得神圣。每当向客人介绍时，我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别看我们今天还小，我们会填补国内空白。请给我们一个机会吧，让我们共同创造奇迹。”
在化工实验厂我们试了一个半月，虽然暴露出来两个小问题（控制箱的电磁兼容和软件上的小问题），改善后运行很顺利。不太满意的是，化工实验厂这台水泵只有800kW/6kV，无法达到让变频器满载（1000kW/6kV），感到试验不充分。于是又花了七万块钱搬到天津新开河水厂试验了六个多月。
在天津新开河水厂试验期间，我们请国家权威的设备测试机构进行了详细的分项测试和上网测试，结论均为良好。我几个月一直提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
9月24日，由工程院院士顾国彪先生牵头的国内专家教授组成的产品鉴定小组，对产品的开发试验结果及技术水平给予了十分肯定的评价，我知道我们的产品可以推出市场了。
从样机问世到鉴定完成，花了十万元的试验费，搬了两个地方，前后用了整整七个月的时间，对于高压变频器这种产品，这种“沉着”是非常必要的。
异常艰难的试销
5月份，当样机在化工实验厂初试基本成功的时候，我们的三个销售人员在经理刘佳荣的带领下，开始了最初的营销活动。我给他们的任务是，两个月后希望能有合同签下来。好在寻找样机试验点的时候，他们有一点儿经验，便到各个自来水厂去撞大运。但一个月下来，两个月下来，三个人一无所获，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吃中国高压变频器这个“螃蟹”。
人家问，高压变频器是什么？他们几个人也说不大清楚，只能背说明书，效果自然很差。人家问，你们是什么单位？利德华福？没听说过。人家问，你们有业绩吗？我们的人开始吹牛：我们有两台业绩，一台在北京化工实验厂，一台在天津新开河水厂。我很同情我们销售人员为打开市场不得已而编出的瞎话，但对我来说却有了麻烦，每次他们把闻讯而来的用户带到我面前，我常常不知所云，因为我不知他们又编了什么，怕我说的与他们说的对不上茬儿。我尤其害怕用户如果真的要求看化工实验厂的设备（就那一台样机已搬到天津新开河水厂）怎么办，万幸的是这种情况一次没有发生。
7月份的时候，靳勇从北京设计院得到福州自来水厂到北京订设备的消息，打听到下榻的宾馆后，硬生生撞进去与人攀谈。听说国内也有变频器而且比国外便宜近一半时，订设备的负责人当即来了兴趣：“可以看看你们运行的设备吗？”靳勇一听有门，赶紧安排车将人拉到天津新开河水厂，看了正在运行的高压变频器，又听了自来水厂同行的介绍，当即拍板订了一台450kW/10kV的设备。消息传到我这里，高兴之余又担心起来：10kV？我们的样机可只做到6kV啊！千辛万苦到嘴的东西可不能让它飞了，与倚鹏等人一商量，硬着头皮接下来。8月份福州自来水又补订了一台450kW/6kV的高压变频器，一下子两台，让我们大喜过望。犹如黑暗中透露出来的第一缕曙光，令沉寂了两年的利德华福人终于看到了希望。
自从接了第一单合同，利德华福所有的部门都被调动起来，我们一共花了三个半月的时间，到10月底，终于生产出第一台10kV的产品。期间，各个环节紧密衔接、精心努力，从设计、采购、生产、测试、装运，没有人有丝毫马虎，不少人连夜奋战。这整个过程，简直就像是一次“炼狱”，是对利德华福人真枪实弹的考验。
11月10日，第一台变频器就要发运福建了，看着已经装箱的机柜、变压器、模块，就像看着自己盛装待嫁的女儿，美不胜收。我手持相机，将吊装的场面一一摄入镜头。我心中暗想，3—5天后，在福州举行的全国自来水会议，也许会因为我们的变频器而引起巨大轰动。自此，将拉开利德华福人驰骋疆场的序幕。当然，我的内心仍然有某种不安。我当时写的一篇题为《为“第一台”
送行》的文章，记录了当时的矛盾心情：
我们正式销售的第一台变频器，今天就要发运福建，犹如姑娘出嫁，我的心情既喜悦又不安。喜悦的是：两年来，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奋斗，终于有了结果。随之而来，我们理应有更多的收获；不安的是：由于是第一台，我们还缺乏经验。它能不能像预想的那样，顺利安装、可靠运行，的确让人捏一把汗，尽管我们已经有过半年多样机的经验。
就在第一台设备发往福州的同时，销售经理刘佳荣在辽宁葫芦岛又签下一台710kW/10kV的合同。后来我到葫芦岛拜访客户时，何总工程师感慨地说：“如果不是你们的刘经理在我这儿蹲了三天三夜感动了我，我不可能订你们的设备。”
四个月内的五次故障
不幸的是，我的担心被证实了。
第一台变频器安装在福州城门水厂，调试顺利，带载运行没事。还没来得及高兴，六个小时后，移相变压器烧了。想在当地处理省点钱，一打听移相变压器谁都没做过，赶紧拆下拉回北京来。
品质部经理卞恒棋急得好几天不得安生，又是找人会诊，又是与加工厂家新华都交涉，又怕福建的用户等急了退货。几天下来人整个瘦了一圈。变压器拆解开，发现是在铜线接头处绝缘烧坏拳头大一块，当时的结论是接头处没处理好绝缘。当变压器重新绕制完成，进行温升测试时，卞恒棋在新华都整整盯了一个晚上未睡。
变压器被再次运到福州，安装运行四小时后，变压器再次发生故障，我的精神都快被击垮了。我的脑海瞬间划过一丝不祥，我们的产品是不是真的不过关？出师未捷，故障接连，给客户留下了多坏的印象！让人不明白的是，第一台样机运行这么久，好好的，而这一台却为何反复出问题？
变压器再次被运回北京。我们不敢只让厂家自己诊断。我们将北京能请到的变压器专家请来一起会诊，大家怀疑变压器的绝缘可能有问题。最后，是变压器厂家告知大家，此台变压器与最初的那一台样机工艺不同，在结构上有改变，这种改变可能造成层间绝缘耐压不够。问题找到了，但来来回回两个月也过去了。
前后折腾了两个月，把人搞得身心疲惫。移交用户正式使用的时候，正好是那年的大年三十（2001年1月21日）。
一个多月后，我们的第二台设备也在福州北区水厂安装运转。为了挽回第一台设备的影响，我决定3月份在福州召开一次现场会。但就在现场会召开前的一周，城门水厂第一台变频器突然“拉弧”严重损坏。我派技术工程部经理覃正清前往维修，下午他打来的电话竟然是：“我看很严重，修好的可能性不大。”我的心脏一阵紧缩——冠心病发作了。
我放下电话，含了十几粒救心丸，在床上平静了半个小时后，打电话告诉覃正清：“别慌，我派总工倚鹏赶过去，你们一块儿想办法解决。”我心里明白，如果这两位权威技术人员还解决不了问题，那我们在用户面前、在市场上的脸就丢大了。
此时我只能祈祷上天。
也许真的是好事多磨，倚鹏到达之后不久，电话来了，告诉我故障排除，主要是一根连接螺栓断了，缺相引起了拉弧，毁坏了邻近的熔断器和光纤。换过一个功率单元，几根光纤，几个熔断器之后，设备好了。
大概在这次故障的20天后，城门水厂值班人员报告，设备又发生缺相、停机。工程部经理通过电话指挥水厂值班人员，查到另一螺栓断开。水厂人员将螺栓更换后，设备恢复使用。
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3月12日左右，城门水厂的设备第三次发现螺栓断开。水厂也怕了，要求彻底解决螺栓问题。3月15日，工程部经理赶到福州，将全部螺栓更换，重新加电，设备从此才正常运行。
事后，我写了一篇《城门水厂变频器的五次故障给我们的启示》一文，总结了五条经验教训：
一、对于移相变压器这类外购件，一旦试验成功，未经我们同意厂家不得随意改结构、改工艺、改材料。出厂测试，打耐压、测温升必须严格；二、像螺栓这种标准件，几次拆卸便会造成内伤，说明我们在材质的选择和拆卸时的力矩规定上不科学。要对螺栓的选用加以改进，对螺栓力矩明确规定；三、尽管前后出了五次故障，但变频器的核心部件，功率单元、控制柜，几乎没发生任何问题，这说明我们的变频器是过硬的、成功的；四、前后五次故障，我们在反应上是迅速的，解决问题也是及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