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志和王安时都是四通的创始人，都是公司董事，而且后者还是前者加盟四通的引路人，但是几年过去，两人同时离开四通收获却完全不同。王安时退出四通时盆满钵满，王缉志辞职时却两手空空。王缉志在这方面的讲述也是书生气十足：“在打字机销售最红火的时候，一个2401经销员的脚上，一双皮鞋就值三五百元，而我当时每月工资收入只有560元，列在全公司第19名……1993年，四通与我签了一个协议，承认我是四通创始人之一，并答应给我创业股，其数值与其他董事相同。四通股票在香港上市之后，我要求四通兑现该承诺，四通公司答复说，我们答应给你的是创业股，但是现在公司并没有创业股，所以不能给你股份……这种事发生在一个高技术公司里难道不奇怪吗？”其实，后期的四通主旋律已经不在产品开发上，甚至也不在企业经营上，高层很多人的精力大都消耗在权力斗争或个人利益得失一类的事情上了，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早已失去初创时的热情和厚道了。
“打工意识”大辩论——四通精神沦丧
一个伟大企业的成功一定是和理想分不开的，四通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最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营企业经营理念，并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独树一帜，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这些超前的思想、观念及做法，是同时代任何一个企业无法企及的，也是引导四通前行的精神动力。
在我看来，四通的衰落有两个转折点：一个是“六四”，另一个就是标志着创业理想沦丧的“打工意识”大辩论。
1993年底，我还在深圳主持深通公司的工作。一天，四通集团人事部部长从北京打来电话说：“集团要举行一次文化晚会，主要是进行打工意识的辩论，你对此有没有话要说？”此前一段时间，段、沈等主要领导已经在很多场合反复宣讲打工意识，大家随便一听也就算了，当时并没有多想。现在居然要开展辩论，要在四通正式推行一种非主人翁意识，我便不能不认真起来。
我回答说：“我不想参加辩论，因为我认为这点事根本不值得辩论，‘树立打工意识’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的，为什么还要辩论？”
叶延红说：“既然你认为是错的，才更有必要说说你的意见。有人反对，有人赞同，才需要辩论。你还是准备准备吧。”口头上，我拒绝了，不过，去北京之前我还是偷偷准备了一个发言稿。
那场文化晚会在海淀剧院举行，上千人参加，座无虚席。当时岳母正好在北京，听说这事便与我爱人一起坐到了会场后面。
晚会分两部分内容。前一部分是新员工培训结业，进行演讲，评判团在下面打分。我是评判团成员之一。第二部分内容就是“树立打工意识”的辩论。
反方中本来有副总裁孙强，叫到他的时候才发现他并没有到会。主持人突然想起我来，喊道：“李玉琢，你上来，代替孙强。”
我是不准备讲的。公司董事长和总裁提出这个口号，就说明基本上拿定了主意，我如果站出来反对，显然成了他们的对立面。所以，我尽管打心眼里反对这种提法，但是并不愿意在公开场合站出来。
回京之前，我曾给段永基发过一个传真，提出自己的看法：“段总，这个口号对与错，暂时不说。即使从统治策略上讲，你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么不得人心的口号，这会引起四通人巨大的思想混乱。”
我认为，四通一向提倡主人翁意识（大家共同创造一番事业），才有了今天的四通，忽然间让大家放弃主人翁意识开始“打工意识”了，不仅缺乏理论说服力，更会让人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劝他不要搞，非搞不可也要慢慢来。
显然他并没有接受我的劝告。
在上千人的会场点到我的名字，我突然热血上涌，心里想：尽管说了也不见得有什么作用，但也绝不能任人愚弄。四通不能就这样被引到邪路上去。他们如何看我无所谓，最多不干了。
辩论台上双方各五人，正方中有朱希铎、杨洪儒等人；反方中，除了我，还有甄恒祥、韩旭东、李小烈等人。
朱希铎毕业于清华大学，1987年进入四通，担任四通集团包头分公司的总经理；1991年调到北京总部，任集团人事部部长；1993年末，也就是辩论会后开始主持集团公司的经营工作；1995年末，任集团常务副总裁。
杨洪儒也毕业于清华，其名声甚至盖过了朱希铎，据说在清华经管学院读博士时，是朱镕基亲自带过的四大弟子之一。在四通内部，他是朱希铎一手发现并推举上来的。这个年轻人一度被认为是四通未来的掌门人。在老四通每况愈下的时候，为了解决产权问题以及开辟生路，四通曾经成立了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他出任新四通的总裁。但是在2001年2月，这颗四通的“希望之星”却愤然辞职，临行之时还对媒体反思了四通的种种失误。后来，他出国两年，回国后在清华创投公司任总裁，转行了。
代表官方意图的朱希铎提出：“打工意识”是对四通文化的再创造。他首先对四通早期的思想进行了批判：
四通成立九年来，形成了一些我们自己引以为豪的如下理论：垫子论、能人论、耕田论、忠人之事论、生产力标准论、主人论等等。这些理论有没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的烙印？是否包含了与现实脱节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呢？回答是肯定的。
他的结论是，“打工意识”明确了“每一个职员都是以某种契约受雇于企业的雇员”。
“六四”之后，沈、段等人为了划清与万的界限，大力批判的正是多年四通提倡的东西。这种以人划线，一错全错的做法，显然是“文革”的遗风，让人十分厌恶。
杨洪儒并没有全面否定四通早期的思想，他说：
过去的四通文化中有不少值得坚持和借鉴的东西。四通文化不朽的内容是科学精神、探索精神。
他承认：
目前，四通内外都面临严峻的考验，这一时期的四通文化，是动荡中的文化。四通文化的内容取决于今后的运作，得失成毁全在于人。改革的难度来自改革者自身，因为超越自己是最困难的，原因是我们不能正确认识自己。
他的发言引起我注意的是下面一段话：
一次创业时的四通文化，带有“合伙人”的感情色彩。现在，结合我公司产权关系的理顺，已经明确四通公司的任何管理者都是四通公司这个法人实体的雇员，不经过合法程序，任何人都无权处理公司的资产。提倡“打工意识”，有助于解决企业现存的主人与雇员界限不清的问题。
到底是博士，杨洪儒的观点道出了这场辩论的实质，即四通最高领导企图通过打工意识的提倡，来“理顺”四通面临的“界限不清”的产权关系问题。
但是，四通财富毕竟是全体四通人多年来共同创造的，把这样一个明晰起来的确有相当难度的敏感问题，用“打工意识”这样一个简单的口号来“理顺”，显然太随意了。
这次辩论正方的观点，谁都知道代表的是四通官方的观点，但也是他们本人的真实认识、看法。说明“树立打工意识”也有一定的市场。
捍卫四通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一股豪情激荡在我的胸膛。我知道自己的发言也许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我一定让一些人知道，四通人并不都是傻子，可以随便玩弄于股掌之中。四通曾经正确的理念、文化和方向不容亵渎：
各位同仁，看到你们期待的目光，我知道，你们和我一样，正以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思考着今天这一场关于“打工意识”的争论。
站在这个讲坛上，我内心很不安，有无数个问题在我头脑中翻滚，要求回答，要求证明，要求澄清：
一、对四通这样一个有着雄伟目标的公司，有着高层次追求的四通人，九年以后，居然要呼唤低层次的“打工意识”来作为对四通企业文化的再创造，这到底是怎么了？四通真的已经退化到不可救药的程度了吗？四通真的需要树立“打工意识”来进行改造吗？一句话，“打工意识”会给四通人带来什么样的新启示？会给四通人什么样的新动力？
二、在当前的形势下，提出“打工意识”的目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企业文化或一个命题，肯定与某个目的联系在一起。那么，提出“打工意识”
到底想解决四通现存的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或者说，四通上上下下树立了“打工意识”之后，是有助于当前问题的解决，还是会使四通陷入新的思想混乱？我敢说一定是后者。
三、“打工意识”如果也算做一种文化，它是一种与老板文化对立的文化。我们准备以这种文化启蒙或教育哪些人？是四通的全体还是只准备针对四通的一部分？如果全体打工了，老板是谁？如果是其中一部分，那么另一部分是什么人呢？
四、四通的企业文化，尽管没有搞“打工意识”这样的概念，但九年来却凝聚了相当一批有志之士，创造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如果九年前四通不是用“成就感”、“团队精神”以及“共同干一番事业”来号召群众，而是打出一面“打工意识”的旗帜，这些人会不会集中到四通的旗帜下？四通会不会有今天？
五、在电子一条街成千家公司中，在全国数百万家公司中，为什么只有四通具有非凡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四通的工资待遇并不高，它靠什么走过过去那充满神奇和风雨的历程？除了金钱的诱惑，是否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六、四通已经用自己九年来成功的实践，验证了四通文化的精髓是优秀的，如果把“打工意识”作为四通文化的再造，有什么成功的实践和先例，能够证明它的正确？
七、九年来，上千名四通人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创造、积累了巨大的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如果四通人树立了“打工意识”，都变成了打工者，那么四通积累的财富如何处理？打工者与这些财富还会有关系吗？这次所谓“打工意识”的辩论，是不是为某些人的背后的某种意图在制造舆论？
四通文化肯定需要充实，需要完善和再造，但恐怕不是“打工意识”
这一类东西，那么是什么呢？我们都在思考着、期待着。
由于不懂，只能提问，但是我相信：已经创造了伟大四通和优秀四通文化的四通人，肯定能够找到明确的、响亮的、满意的答案，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我的结论是：“打工意识”是四通文化的倒退。
明眼人能看出来，我发言的潜台词含有这样的意思：
四通本是全体四通人以主人翁的精神拼命干出来的，积累的财富也是大家共同创造的，现在居然说：你们大家不过只是打工者。作为打工者，你们只有好好干活的权利，没有其他的任何权利，包括对积累财富的拥有和分配权。那些让大家树立“打工意识”的人们，无形中把自己置于老板的位置，就是要把大家共同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这与明抢豪夺何异？
我知道，作为副总裁的我不知不觉中站到了四通绝大多数人的一边，这对我个人没有好处。但是创造了四通的人们凭什么任人宰割？良心何在，正义何在？
在我发言过程中，每一段、每一个质问，都赢得人们热烈的掌声。听众席中突然打出了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上书：“要做四通人，不做打工仔！”一种正义感、崇高感溢满心头。这是四通人对我的最高奖赏。
从场上论辩双方的情况以及听众的反应看，“打工意识论”一败涂地。散会后我的夫人告诉我：我妈说，还是玉琢说得好。
在24年的企业生涯中，常常用写文章和演讲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这次演讲无疑是最精彩的一次。
我方其他几个人，甄恒祥、韩旭东、李小列等纷纷站起来，陈述自己鲜明的观点。他们知道，今天辩论的是“打工意识”，捍卫的却是四通文化、四通精神、四通道路，以及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四通财富、员工利益。
“主张论者”当了董事
认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好玩的辩论的人们错了。认为打工意识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一败涂地的人们也错了。这次辩论是有结果的，只不过这个结果出人意料：
第一，拥护“打工意识”的重要人物，如朱希铎不久被增补为公司董事。
而像我们这些持反对意见的、得人心的、工作成绩卓著的干部，辩论上胜利了，在四通的主要领导面前我们是失败者。
增补董事一事，在四通是召开过中层干部会的，让大家投过票，但没有人公布过票数，也没人说得票多的一定是董事，根本就是走形式，是上层几个人的暗箱操作，因此谁当谁不当与投票无关。
第二，这次辩论之后，四通人的思想被搞乱了。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四通是大家的，为四通的成绩自豪，也为四通的困难着急。这次辩论之后，大多数人对四通开始不关心，失落与失望成为伴随四通没落的基本情绪。上层的个别人与大多数四通人形成严重的隔阂。
辩论结束的当天晚上，段永基打电话到我家说：“李玉琢，你辩论得挺有水平，很有技巧呀。”我知道他的夸奖是虚伪的，所以立即回了他一句：“老段，你不怪我就不错了，能言善辩不算什么本事。”
可以说，四通经营上的失败是打字机之后的“多元化”，这方面出问题是明摆着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想纠正有可能；但思想上的失败，意识上的混乱——把四通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深入人心的企业文化，强硬地用一些十分错误的（至少是可疑的）东西来替代——是无法扭转的。以这次辩论为标志，四通从根底上完了。
“做中国的IBM”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干一番事业”曾将无数人才从四面八方集合到四通的旗帜下，人们在四通宏伟目标的激励下，充满了创业的热情，几乎没有谁计较过什么。
一个好端端的四通从理念上、行动上开始偏离方向，眼睁睁地，渐行渐远，不可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