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九风波”之前，四通总体的发展是健康的，生机勃勃的，甚至是轰轰烈烈的。人们把四通作为民营企业的榜样，前来学习的、取经的、采访的络绎不绝。公开联系的，私下来看的都有。地处北京郊区北坞村的合资公司打字机工厂，也经常接待各地参观的客人。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代理商、外国友人不时造访，俨然成为四通对外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和展示的窗口。
记得有一天下午，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穿着便衣，没带几个随从，从玉泉山步行溜达到我们工厂的院里。当时我正好在，急忙带领他在车间里看了一圈，人走了我还想，这么大的官儿怎么也知道这里？
四通最初几年的高歌猛进，让很多人得意忘形，同时也掩盖了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初始不经意，后来有可能酿成大祸，有的涉及企业的生死存亡。
记得段永基曾说过这样的大话：“以四通目前的影响和声望，即使卖冰棍儿也能成为中国第一。”后来大家会看到，这样的狂妄是极为危险的。
这也许决定了四通最终的命运。
万与段出现裂痕
据说“文革”期间，万润南和段永基在清华分属完全对立的两派，万是四一四派，段是井冈山派。但在四通，至少在我眼里，段永基是万润南比较倚重的干部。无论是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中，还是当企业面临重大决定的时刻，段永基都是万润南最主要的助手。这一点在合资企业的董事会上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一唱一和，配合比较默契。虽然段的地位渐升也遭到一些人的抵抗，但企业相信的毕竟是生产力标准，是靠本领说话的。段永基除了主持的合资企业成绩骄人，在处理“1·18”空难，以及主持集团的经营活动中，都展示了自己的才干。
段永基的才气与万润南相当，但行事的端正及为人的诚恳、大气则不及万润南。段的权力欲望比较明显，做事讲究心计、手段，因而万润南常当着我们的面说段永基“装神弄鬼”，段永基倒也不说什么。
1988年底，万润南将段永基一直主管的打字机营销部交由合资公司曾经的副总经理、后来的副总裁郗建民（此时郗已从三井北京事务所辞职加入四通，担任集团副总裁）负责，没想到遭到段永基强烈的抵抗。段永基不赞成将整个打字机的经营分成生产和销售前后两段，由两人分管，认为这增加了矛盾和无谓的协调时间，完全没有必要，除非郗建民直接归他领导。由于仓促上阵，郗建民处理一些事情确有不大妥当之处，段永基抓住这些问题公开表现出鄙夷和不合作。这一点很多人都看得出来。在一次有一二百人参加的全体干部会上，万润南为给郗建民撑腰，竟在主席台上与段永基争执起来。段永基顶撞了他。
一向从容平和的万润南甚至站起来，很生气地说：“为了公司做得更大更好，一些具有战略性的工作，有必要实行专业化分工。我们的干部应当具备这样的大局观、雅量以及合作精神。”谁都听得明白，“我们的干部”指的是谁。这是很少见的情况。
从进入四通起，我的工作一直直属于段永基的领导。在这样的大会上，在众人面前，自己的领导被严辞批评，心里很不落忍，有一种同时被批评的感觉。
我的爆脾气上来了，便举手示意要求发言，我的讲话自然站在老段的一边，认为郗建民不懂市场，上台后把销售搞乱了。我这么一讲搞得万润南很被动。事后想一想很是后悔。
第二天我在公司走廊碰到万润南，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同时问他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提的意见不能说是错的，但做企业还应该有更多的考虑。”话没点明，但显然对段永基有一些想法。我后来想，可能万润南已经感觉到段永基的权力过大，需要一定的制衡吧。是否还有别的原因我并不知道。
我住科学院87楼的家离集团办公的地点很近，星期天没事经常到集团转转。
1988年底的那次会议后不久，我顺道去公司，万润南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很认真地对我说：“我想让老段多管些集团的事，合资企业的事由你来管，你看怎么样？”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但立即意识到，万润南是用我来削弱段的权力。面对万润南的信任、重托，我沉吟片刻，拒绝了。我知道，假使我接受了，万与段的矛盾一定会因此而激化。对四通满怀憧憬的我，并不想看到这样令人痛心的局面出现，更不想置身其中。我以为我的退让可以换来四通的团结。
后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当时的我多么天真和幼稚！
“福兮祸所伏”
在四通历史上，最闪光的一笔，便是四通打字机。换句话说，打字机既是四通的成名之作，也是四通主要“吃饭的家伙”。四通的荣辱兴衰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1986—1996年的近十年间，“四通”几乎是打字机的代名词，人们买打字机常常称作买“四通”。1987年四通打字机的销量是1万多台，1988年和1989年保持在2万多台。1990年5月以后，卖方市场出现，打字机一时间成了抢手货，平均每个月的销售量都在3000台以上，累计达到10万台。为此当年在北京贵宾楼举行过盛大的庆祝大会，还用金质奖章表彰了在打字机开发、生产、销售、服务及合作方面的突出贡献者。
继名声最响的MS—2401之后，北京合资公司又与日方合作开发出小型打字机MS—2403；深圳索泰克在香港四通的协助下，开发出不依赖日本三井的MS—2406中外文文字处理机。鼎盛时期，四通打字机占领了全国办公自动化85%的市场份额。打字机的成功固然是好事，但谁也没想到它也带来了另外的后果。
四通打字机设计理念所依据的市场背景，决定了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性产品。
电脑高昂的价格及电脑的未能普及是打字机生存的基础和市场空隙。当国产中文电脑大量出现，特别是1992年国家降低关税，使大批国外品牌长驱直入之后，激烈的市场竞争使电脑价格迅速下滑，电脑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电脑时代的到来，实际上就是四通打字机历史的终结。
不过，1988年的时候，很少有人能预测到这个必然的趋势，包括万润南、段永基这些绝顶聪明之人。
坐失一次良机
1988年，参与打字机初期开发的重要人物孙强，已经被安排去做中文字库和四通汉卡的开发。那一年七八月的一天，他在集团大楼门口碰到我，拉着我说有个事商量一下，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四通打字机不可能永远做下去，将来有一天，电脑的功能必然取代打字机，而且电脑还有其他功能，打字机只有打字一种单一的功能。如果把我现在研究的四通汉卡和电脑合起来，既有打字机的功能，又是一台电脑，你看这样将来是否更有前途？”
我一听，这个主意太好了！任何产品都有一个生命周期，打字机也不会例外。如果我们做成能打字的电脑，一机多用，市场肯定错不了，何乐而不为？我说，这么好的主意你为什么不向领导说说？他说，万润南、段永基对他有看法，他说不上话。他说，你去说会有作用。我说，好，这种好事，我去说！
我先找了段永基，后来又找了万润南。两个人给我的回答竟像商量过的一样：“如果电脑也能有打字机的功能，那我们四通的打字机怎么办？我们怎么能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我没想到他们竟然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他们以为四通不“跟自己过不去”，别人也可能不会去做。试图用这种掩耳盗铃的办法来阻止打字机被取代的命运，显然是可笑的。
1993年以后（此时万润南早已在国外，段永基主持四通），打字机市场逐渐被带汉卡的电脑一点点夺走，打字机衰败的势头已经日见明朗，但吃惯了打字机这碗饭的人们仍然没有意识到该是改弦更张的时候了。
1995年初，在我准备离开四通之前，和当时主持合资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卢放再次向段提出，做四通电脑来挽救打字机的颓势时，段永基未置可否。
我们的努力再次失败了，四通打字机也因四通人自己的保守与固执而失去了在电脑上东山再起的可能。
从这件事情上看，打字机的一时辉煌遮住了万润南和段永基的眼睛。他们对世界整个技术发展的趋势缺乏理解，过高地估计了四通的力量，在判断上出了问题。或者他们两个太钟情和迷信于自己研制的打字机了，总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尽管四通当时也代理电脑，但是没有发展成为电脑巨头。而联想通过联想汉卡做出的电脑成了后四通时代的大赢家。
四通用打字机迎接了电脑时代，却拒绝了电脑时代，等回过头来想做电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正如万润南论述改革时说过的话：第一第二个冲上山头的旗手大都会牺牲，第三第四个可能成为英雄。四通和四通打字机的命运都不幸被他言中。
另一个机会也丧失了
其实，早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几家著名企业都是靠中文文字处理出名的，联想是联想汉卡，北大方正是激光照排，四通是中文打字机。三个企业分别做了三件不同的事。四通恰恰是其中最有可能把这三件事都做成的，结果四通只做了一件。四通不仅丧失了做电脑的机会，还丧失了做激光排版印刷的机会。
1988年初，殷步九从国家新闻出版署下海加盟四通，他带来了科技排版软件技术成果，而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印刷和排版技术的革命——从传统的笨重落后的铅字排版走向计算机排版和激光印刷。
殷步九16岁上清华大学，业务精专，身上带有严重的技术至上的自我欣赏与固执。他是一个优秀的技术人员，但不是一个好的企业经营者。他不研究市场在哪里，不知道如何经营企业。四通有眼光看中他的技术，却没有想到以他为主组建一个公司，可能带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