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岩画，是平罗一张永久的名片。在不起眼的岩壁上，平罗的先民们用不同的经历和文化记录着平罗，承载着历史，每一块岩石上都镌刻着一段历史，都矗立着一座丰碑。
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里，平罗就像风雨中的一叶扁舟，从秦汉古邑到军事城堡，从“塞外荒地”到“塞上名城”，平罗的人文历史伴随着黄河流淌不息，悠久而厚重。
朔方之天堑的地势形胜，带来的是历代兵家相争以及经济、人文之独特亲和。因而，平罗的人文历史演绎也诚如平罗之名所寄寓——黄河的翕张之势，成就平罗的开放之利；塞上名城的人文底蕴，造就平罗纯正的亲和之缘；塞上江南的诗情画意，造就平罗独特的个性魅力。
平罗文化的主源，并非人们常说的简单意义上的农耕文化，而应该是“三源合一”。其渊源可上溯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文明、边塞文明及农耕文明。这三者之间的撞击、冲突、交融所产生的文化潜移和文化整合，才汇成了平罗文化的真正主源。
追溯平罗人文历史演绎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早在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平罗地区的先民就在这里缘水而行，傍水而居，用石器拓荒创世，用岩画抒情达意，形成早期的北方游牧文明；唐宋时期，则是平罗农耕文明的勃兴期，平罗人文历史进入重要转折期；在历经明清时期战乱所形成的边地要塞，其所孕生的边塞文明，则奠定了平罗的雏形，最终形成上承游牧文化、边塞文化、农耕文化滋养，下融中原文化之长的独特的地域文化——平罗文化。
平罗文化的独特个性可归纳为：“文化包容、谋事远见、开放合作、大胆实践。”“文化包容”道出了地理生态与人文传承共同孕育之文化个性。“开放合作”，开放畅达、开明睿智、开襟博纳。这不仅是自然地理概念上的接纳和融合，更是人文意义上之交融汇聚。“谋事远见”、“大胆实践”既展示了平罗开放文化之影响与积淀，也揭示出从古至今平罗精神之敢为人先、雄强奋发之遗承和光大。
汉代之前平罗地区的人文历史尚带着若干模糊的面纱，但无论是蒙恬亲率大军至河西征匈奴，还是汉武帝置浑怀障，都是一页有先秦古籍文字记载和出土实物佐证的历史。
平罗地区出土的大量汉代文化遗存证实，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汉王朝为开拓南疆、扩大版图和势力范围，就在距平罗县城15公里处的今崇岗镇暖泉村建起了一座廉县古城。
正是这座在地下沉睡了几千年的汉代古城，叩开了平罗的文明之门，成为平罗城市文明之始。暖泉古城不仅是宁夏地区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城邑，也是唯一能在地面上看到的汉代早期城址。
暖泉城为平罗城的兴起，形成了最原始的源头。它所显示的交汇北方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兼容力，在平罗自古至今的人文演进中也是相继相承的。自暖泉建城后，平罗地区的先民一直在此繁衍生息，且日益显示出其在军事形胜和战略资源上的重要地位。
平罗县境唐时辖于警州，宋时辖于定州。直到与宋人对峙的西夏人崛起，李元昊在此设定远县。
西夏建国后，元昊于贺兰山之东麓，营造离宫数十处，每日与嫔妃游宴其中。后元昊死，传国谅祚，经十二传，立国190年，被蒙古铁骑所灭，西夏离宫也随之灰飞烟灭。
近年，经宁夏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贺兰山东麓古离宫遗址的考证，已确定大水沟古遗址为西夏离宫遗址。该遗址位于平罗县城西南22.5公里的大水沟两岸，南北长约4公里。沟南遗址上有建筑台基数十座；沟北遗址上，所有台地、台面都比较平坦。台地上及附近存有大量西夏时期的琉璃砖瓦、鸱吻、瓦当和滴水等残片，与西夏陵区出土的残片相同。由此可见当时离宫规模之宏大、建筑之宏伟。
平罗为“宁夏北部锁钥，南达甘陕、北通蒙绥；东渡黄河至鄂尔多斯、西越贺兰山入阿拉善草原”。山河之间，一片沃野，水草丰茂，屯兵有粮草，进山有通道，防守有关隘，隐蔽有深山，其战略地位之险要同样得到西夏人的重视。宋天圣二年（1024年），“德明作省嵬城于定州”，以控驭蕃族，屏蔽兴州。文献清楚地表明省嵬城为元昊之父李德明所建，其址在今宝丰镇北。
其子元昊于宋明道元年（1032年）继位。后来元昊首先去掉唐、宋时期所赐给的李、赵姓氏，自号嵬名氏。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李元昊在克夷门（今银川市西北，贺兰山三关口处）、娄博贝（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吉兰泰）和省嵬城都驻扎有军队。在地理形态上，克夷门、娄博贝和省嵬城成犄角之势，“拱卫京畿”，“以驭藩汉”。由此可见，省嵬城在当时之重要。
北宋宝元元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元昊建国后，在疏通原有的渠道的基础上，又修筑了由青铜峡至今平罗县境长达200余里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昊王渠”或“李王渠”。昊王渠自崇岗镇暖泉村入县境，沿贺兰山逶迤北上。就是在今人眼中，昊王渠也可称为浩大之工程。
位居黄河中游的平罗，在元朝这一时期的史载几为空白，其人文演绎亦相对沉寂徘徊。其原因大概是：成吉思汗在灭西夏国时进行屠城，平罗地区“地广人稀”；战争之血腥让失败的西夏人选择了逃亡。战争让平罗“元气大伤”。
明朝初年，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束，大一统局面开始形成，位居边塞的平罗，军事上的战略地位迅速凸显。沉寂不久的平罗地区在大一统的背景下旋即烽烟四起，群雄竞逐。
镇远关始建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明《万历朔方新志》中有“国初置镇远关”的记载。镇远关地处贺兰山尾，又有黑山作依托，依山面河，形如虎踞，最为险要，为宁夏极北之咽喉，向为兵家必争之地。镇远关南五里，设黑山营。明弘治之前拨官兵轮番哨守，为平虏之遮。明洪武至弘治年间，明王朝还先后修建“边防北关门边墙”、“边防西关门边墙”、“陶乐长堤”三道长城。
在《嘉靖宁夏新志》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苟失平虏，则无宁夏，无宁夏则无平、固，无平、固，则关中骚动，渐及内地，患不可量矣。”“求安之计，先需修打桤口，为复镇远关之渐；复修镇远关，为复黑山营之渐。”
为加强边防，永乐初年，明朝政府在平罗先后置哨马、洪广、虞祥等营。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弘治六年，居人繁庶，展筑新城，周遭三里，东西倍于南北，高三丈五尺，池深一丈，阔倍之。”所筑之城为平虏城。嘉靖三十年（1551年）、万历三年（1575年）又先后两次对平虏城进行修缮。
此时的平罗地区，可以说是烽燧、城堡林立，其人文之演进也无不打上城堡、烽燧之烙印。但这种由军事要塞孕生的边塞文明，最终奠定了今日平罗人文之初基。
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川陕总督年羹尧改县之奏议获准，平罗之名才真正出现在史籍、典册之中。为开垦县境黄河西岸滩地，通智等人于雍正四年（1726年）来宁开挖惠农、昌润工渠，移民垦种。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七年（1729年），清王朝又在县境设新渠县、宝丰县。
乾隆三年（1738年）宁夏发生八级地震，震中就在平罗。那场大地震使平罗、新渠、宝丰三县城全部倒塌，民众死伤十之五六。乾隆四年（1739年），新渠、宝丰两县裁撤。地震于饱经灾难的平罗来说，可谓旧伤之未愈又添新伤。
平罗的开发史，就是一部移民史。从秦始皇、汉武帝开始，两千多年来，引黄灌溉，移民开发成就了平罗这块天府之地。唐代诗人韦蟾《送卢藩之朔方》中有“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之句。可见在唐代以前，“塞上江南”就闻名于世，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当时的宁夏平原俨然成为绿荫处处、禾谷飘香的江南水乡，“塞上江南”之誉更是闻名遐迩。西夏国中心地带，就在黄河上游富庶的宁夏平原，于是这里便有了“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荣称。而当时平罗正是宁夏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
唐宋至明清的移民开发，使平罗具备了有容乃大的独特气质。兼容、吸纳，不仅体现在移民之广泛，也体现在当年平罗的语言、饮食、服饰及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正是在这个时期进入平罗。开放的自然环境，悠久的文明积淀，成就了今天的平罗。
明清时期的平罗，众多诗人在山灵水秀的自然风光中寻诗索句，为平罗留下了许多的诗章辞赋。所以说，历史上的平罗，诞生于战火硝烟之中，兴盛于明清诗人之笔墨。但凡在这一带屯军或生活过的名人志士，都留下了美好的口碑和不朽的诗词篇章。周光镐所着的《北城楼元夕落成》曰：“巍巍重峙拥飞轩，皎月河山倚塞垣。雪浚水域流影静，风回火树吐花繁。闾阎渐喜生春色，锁钥空惭在此门。拊髀此宵思古将，当筵命骑夺昆仑”，对当时平虏古城所要承担的功能、繁华的程度以及边防军民的生活情景，都从不同侧面做了淋漓尽致的书写。另有尹应元的诗作，“酾酒凭高眼界开，贺兰千嶂郁崔嵬。城头树色连沙碛，塞上春风入草莱。兵罢郊原犹故垒，楼头歌吹想余灰。安危重镇须公等，薄劣惭非济世才”。文因景成，景随文化。文化的平罗，远比那物化的平罗更摄人心魄。
平罗是平和的、宽容的。无论是兴水利、重安民的通智，还是崇文教、启民智的宋维孜；无论是篡县志、强教化的徐保字，还是修义仓、办义学的张梯；无论是除民怨、去民害的龙占海，还是倡民生、剔积弊的王国柱，平罗人都把他们深深地记在心里。这些不朽的名字连同“抗逆孤忠”坊、“精忠固圉”坊、木雕靴一起写进了平罗的历史。
为了纪念那个叫通智的异乡人，平罗人将新设村庄名称冠以“通”字，通伏、通城、通润……
那位走出平罗，异地做官的翰林——俞德渊，同样得到民众爱戴。原培公病逝后，平罗人“皆流涕请祀各属名宦祠”，并把他的名字列入平罗县乡贤祠享祀。
平罗人胸襟之博大可见一斑。
平罗人的知仁守义源于自古崇文重教。据考证，平罗是宁夏儒学教育的发祥地之一。明代设社学1所。清代还设有义学、私塾、书院、学宫。据《平罗纪略》
和《朔方道志》记载：明、清平罗人考取文进士8人，武进士3人；文举人16人，武举人52人。
平罗历代知县都以重教为荣。乾隆十六年（1751年），知县宋维孜建平罗书院。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知县王世治改平罗书院为兴平书院。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改兴平书院为又新书院。道光五年（1825年），知县徐保字设义学于平罗城西，入学者达百余人。后又在头闸、黄渠桥、石嘴山、虞祥堡各办义学1所。时在江南任职，曾就读于平罗兴平书院的俞德渊捐银300两，扩建又新书院。正是这些先贤成就了平罗，奠定了人文之平罗。
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封建帝制的第一枪，敲响了清王朝统治的丧钟。一地奋起，八方响应，平罗作为宁夏的首义之区，为推翻封建王朝统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不朽之功勋将永垂史册。
民国19年（1930年）初，中共陕北特委派高岗、刘志丹、谢子长、张秀山、张东胶、牛化东等100余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驻防平罗姚伏的冯玉祥部苏雨生第四师进行兵运工作。在兵运学真队的影响下，许多爱国人士、进步青年都汇聚平罗。民国时期的平罗，一度是宁夏红色摇篮之所在。抗战期间宁夏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平罗的姚伏小学、平罗一小，黄渠桥一校、二校，宝丰学校分别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平罗成立了“宁夏少战团平罗分团”，他们所演的话剧在宁夏有很大的影响。平罗一小在校长刘庭栋的领导下，成立了平罗少年农村服务团。他们除在民众中宣传革命思想外，还经常有计划地组织学生下乡，在农村民众中进行演讲，唱抗日歌曲。平罗县黄渠桥第二完小在抗日救亡活动中最为活跃，学校成立了读书会，成立“大众剧社”，为群众教唱歌曲，演出话剧。少战团的光荣业绩在宁夏青年运动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9年9月16日，平罗解放，历史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灾难深重的平罗重新进入发展的轨道，并迅速从衰败中走向全面复苏。平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此当家做主，开始了自由民主的新生活。
翻开平罗二百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平罗人民奋发图强的创业史，自力更生的发展史。每一篇都诉说着可歌可泣的往事，每一页都布满了坚实厚重的足迹。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绚丽的文明和富饶的资源，成就了魅力平罗的情愫和富庶。
黄河滔滔，沛然东去。平罗的人文历史，从远古走向今天，由蒙昧走向文明，恰如那穿境而过的黄河之水，时而平坦，时而激越，奔流向东永不息！
平罗诗话
王鹏
“我来幸遇升平乐，倚马寻诗遍朔方。”
塞上多诗作，尤以平罗甚之。
在唐朝的天空下，在宋朝的长河里，在西夏、明清的瓦砾、飞檐下，塞上古城平罗至今还遗留着诗的遗韵。无处不在的清音雅韵就这么飞翔着、流淌着、徘徊着，穿越时空。
在西部靓丽的云天下，我们似乎又见到了那个让诗人痴迷、让歌者癫狂的塞上。
依河而生的平罗离不开水，水是启动平罗心脏的血液，是维系平罗的灵魂。
清平罗知县徐保字在《由灵沙村至庙台堡》一诗中写道：
兹乡频苦旱，极目断炊烟。
核户多逃数，开荒半讼田。
河声千丈落，树色一溪连。
更指前村路，灵旗古庙偏。
由于干旱缺水，村民逃亡，灵沙、庙台一带是多么的荒凉。尽管有黄河穿境而过，但“旧有河形梗不流，决入旁支谁复理”。河之滨的平罗在修河兴渠之前饱受河患之苦。
“一加导引泄百川，因河为渠实蜿蜒”，“自是旱潦无忧业，但见歌声溢两城”。
一部平罗的开发史就是兴水修河史，引黄灌溉史。在有史记载的年月里，诗人的诗作离不开水，一些应合之作也多以水为题。诗人牟允斌在《昌润渠工竣恭纪》一诗中这样写道：
幅员式廓雄朔方，大半膏壤赖水浆。
孰则宜固孰则创，先后布置胥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