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特兰蒂斯与南极洲查尔斯·赫普古德还在死前几个星期曾把这个猜想以书面的方式报告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且要求组织一支考察队去找寻亚特兰蒂斯，总统还定下了会见他的时间。不曾想肯尼迪于11月22日遇害身亡，因此这次会面泡汤。
查尔斯·赫普古德坚信亚特兰蒂斯并不是什么神话，更不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无稽之谈。他通过研究地质资料，发现地壳在公元前10000年曾向南移动了3000公里。其原因是一次全球性的大灾难，很可能是地球和一颗大行星的碰撞。
但他拿到皮里的地图之后，更是坚信自己的看法：亚特兰蒂斯没在别的地方，就在南极洲。赫普古德将他的结论发表在《诸海王的地图》这本书里，说：“皮里先生的地图和别的类似地图都证明了，一个聪明的民族已走在历史上已知的所有民族的前边。”
不同的意见
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考古学家尼古拉·托罗波夫等认为，在发现南极洲的很久之前，中世纪的地理学家也都相信在它的位置曾有一片大陆。并且，虽说赫普古德认为由于地壳的快速移动引发南极洲位移3000公里，严肃的科学家们并未对他的这一论据予以证实。再说，地质学家也缺少事实来证明大约12500年前地球经历过大灾难，但在近东和地中海其他地区关于大洪水相当普及的传说也全然不是伤及南极洲的灾难的余波。估计传说还不是空穴来风，几千年前地中海的水确实是淹没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流入了黑海，于是紧挨着它的低洼地便成了一片汪洋。
总之，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很大争论的，除非争论的一方能凿开南极洲的冰层，从里面掏出比如说像用楔形文字写成的教授修建金字塔方法的教科书。
汉武帝改变了欧洲历史？
在西汉年间，汉朝与匈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直到汉武帝时期，曾三次对匈奴发动战争，才彻底改变了汉匈之间的关系。在这三次对匈奴的战役中最大的一次是公元前119年，大将军卫青和霍去病共同带兵攻打匈奴，汉军直入匈奴帝国的中心，迫使匈奴溃逃漠北，自此西汉对匈奴的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溃逃的匈奴人在汉朝不断的军事打击之下，又不断地分裂、西迁。直至公元91年，“北（匈奴）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在以后的400年间，再也没有关于匈奴人的记载。
公元4世纪后期，这些溃逃西迁的匈奴人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入侵欧洲。这些匈奴人以及他们的首领巴拉米尔和阿提拉的做法再次让世人震惊。据古罗马史籍记载，他们“一路扫荡破坏所遇到的一切”。
这批匈奴人一进入欧洲，他们的铁骑让欧洲文明国家和半文明国家束手无策。匈奴人征服了顿河和捷列克河之间的阿兰人，击败了当时在第聂伯河以西的东哥特王国。到405年左右，匈奴人已完全占据了乌拉尔山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广大草原，并开始进攻欧洲。441年，匈奴人向东罗马帝国宣战，拜占庭帝国强悍的重步兵方阵在匈奴的骑兵箭手进攻下不堪一击。匈奴又开始进军西罗马，最终打败罗马帝国。
但是，不久之后，这支匈奴人的首领阿提拉离奇死亡，匈奴军队日渐衰落，公元6世纪就消失了。
就像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提出的蝴蝶效应那样，“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汉武帝这只蝴蝶轻拍一下翅膀，不仅导致欧洲大陆的变迁，余波也传到了700年后的唐朝。
唐贞观年间，居住在漠北的一支匈奴后裔多次进犯中原，对唐朝造成严重的边境威胁，这支队伍被人们称为突厥人。唐太宗命十万大军北出雁门关，从此拉开了唐与突厥三十余年战争的序幕。最终，突厥人败在唐朝十万铁骑之下，并开始西迁之旅。从此，中国历史上有关突厥的记载也到此结束。
西迁的突厥人进入中亚、西亚、欧洲等地，与当地文化交融，从而形成了新的种族集团。并且在之后的1000多年里，他们扫荡了欧洲大陆，重新改写了突厥和欧洲的历史。刚开始西迁的突厥人，在欧亚大陆上遇到强大的阿拉伯帝国，还没有站稳脚跟的突厥人被阿拉伯人当作奴隶，充当雇佣军、边防军甚至宫廷卫队。然而，突厥人又怎么甘心接受命运如此的安排。最终，他们终于推翻了阿拉伯人，成为主人，使阿拉伯帝国名存实亡。这支突厥人就是塞尔柱突厥人。
与塞尔柱突厥人同时进入西亚的还有奥斯曼突厥人。奥斯曼突厥人在13世纪后期从塞尔柱突厥人之间分离出来。14世纪，奥斯曼突厥人攻占整个小亚细亚半岛，渡过黑海海峡进入东南欧。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他们不断强大，最终打败了拜占庭帝国，随后继续进入欧洲腹地，击败匈牙利，围攻维也纳，建立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非三洲，幅员辽阔。奥斯曼帝国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战国之一，最终却在大战后瓦解。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分裂为许多国家，如土耳其共和国、埃及、伊拉克、科威特、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东南欧也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一系列新兴的国家，如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等。
匈奴人西迁，彻底地改变了古代欧洲的发展进程。甚至可以说，正是在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决定攻打匈奴那一刻起，欧洲的历史就已经开始改变。
为什么清真寺没有人物画像？
关于偶像禁止在世界三大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包括基督教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中，伊斯兰教的偶像禁止是最为绝对的。
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默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最精确地讲明了除真主外，没有任何崇拜对象。在安拉还没有把《古兰经》降示给圣人默罕默德前，阿拉伯地区还是氏族部落林立的原始时期，各部落都有各自的信仰神祉和崇拜对象，部落间的纷争、战乱不断。公元630年，默罕默德率军攻克麦加后，销毁了天房中全部360个偶像，只留下玄石镶嵌在天房金门侧的墙上，作为穆斯林朝觐巡游天房的起始标志。直至如今，天房中只有三根支撑房顶的沉香木柱，照明灯和维修天房的阿文记载，此外别无他物。
对安拉的一神信仰代替了阿拉伯各部落的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力地促进了阿拉伯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权的巩固。
独一的真主是大慈、大能、大智的，他无形无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伊斯兰教允许绘画大自然风景，但不能画人，更不能画真主、天仙和圣人。穆斯林坚信真主，反对“以物配主”（陪伴真主），在崇拜真主的同时祈祷其他神灵（或有形物）。以物配主最直接、最首要的是崇拜偶像。禁止按照人、动物或一切有生命物体形状所造的主体塑像，尤其伟人雕像，如学者、帝王等，而不管这些像是画在纸上，挂在墙上，塑在石上，也不管设在广场、花园或车站、码头，都是被教法所禁止的。穆斯林不仅自己不能崇拜偶像，也不能给别人雕塑，描绘人物、动物等有生命的形体，因为这是唯一真主独有的权利。谁要以物配主，谁就悖逆了“认主独一”，导致信仰动摇甚至产生异端邪说。
所以在严格的伊斯兰教国家里，尤其清真寺中是没有人物雕像和绘画的。
那么在我国明清以后时期的清真寺里，大殿屋脊上或寺门上有“五脊六兽”的图案又怎样解释呢？明王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在民族、宗教问题上采用了政权形式，明令禁止说胡语、姓胡姓、穿胡服。一些来自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工匠、军士、商人和其家属在中国定居后，为了求生存、保信仰，很快地融入了中国文化，从而丰富发展了中华文化。而异质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也在中华大地上找到了新的土壤，获得了新的内容与发展，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例如回族，从明朝以后都改汉姓，也有了字辈谱牒，称汉名，但在出生几天内要请阿訇起经名。到现在，回族穆斯林除通用汉名以外，在教内人人皆有一个经名。在建筑艺术上，明代以后所建的清真寺，大多是中国宫殿式（或庙宇式），除在外观上有新月标志外，其他方面与庙宇没有太大区别。但在遵循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同时，却很巧妙地保持了“认主独一”和偶像禁止。乍看起来，清真寺有“五脊六兽”，实际上，这些动物形象却是谷穗、瓜果、花形之类。有眼、有鼻、有耳、有嘴，但却没有眼珠，这叫做“似兽非兽，有眼无珠”，否则就真成了兽。清真寺的色彩主张朴素、庄严、明快，多用蓝绿色彩，阿文或几何图案组成的艺术图案，少有大红大紫和花鸟鱼虫。即使有花，因为花蕊娇艳、妖冶，便用阿文组成花蕊，这叫“有花无蕊”。有的清真寺屋檐上吊有铃铛，但任凭风吹雨打，都不会叮铛做响，这叫“有铃无铛”。毋庸讳言，在个别清真寺或拱北墙壁上有花鸟人物雕刻、清真寺门口放置石狮的现象，但这只能看作是一种装饰而不是膜拜。
在今天沙特阿拉伯的城市里，几乎没有影剧院，商店里也看不到孩子们钟爱的“洋娃娃”，连马路上交通牌子上的行人标志也只画有四肢而没有脑袋。而在清真寺里，不仅看不到基督教教堂和佛教寺庙里习以为常的各种人物造像、甚至也没有动物的图案。所有这些特别的现象都源于一种禁忌—伊斯兰教严禁绘制人物动物肖像。那么，这种禁忌是如何形成的呢？研究者们大致从以下几方面来回答。
首先，是破除偶像崇拜的要求。产生于公元7世纪20年代的伊斯兰教，最显著的特点是崇信独一无二的最高主宰安拉，严格禁止崇拜任何偶像。默罕默德作此规定的根本目的是要根除伊斯兰教以前阿拉伯各部落的原始宗教信仰，号召贝都因人皈依伊斯兰教。为此，默罕默德严厉反对偶像崇拜，并在光复麦加之后清除了克尔白神庙里的所有偶像。出于此种宗教上的需要，伊斯兰教一开始就禁止绘制人物和动物像，以免为偶像崇拜留下借口。关于这一点，虽然《古兰经》
里没有明文规定，但《圣训》中作出了解释。在默罕默德看来，安拉的启示是通过天仙哲卜赖伊勒传达给他的，而安拉是无形无像的，因此，天仙降临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进有画像的房子”。或者说，谁绘制了画像，“仁慈的天仙就不会进入他的家和为其祈祷及诵念赎罪词了。”
因而《圣训》中明确指出，只能描绘大自然的风景，而不能画人，更不能画真主、天仙和先知。
其次，是伊斯兰教人生观的体现。拿伊斯兰教来说，“人不是作为具体的形象，而是作为情感世界、一种情绪、节奏、音乐而存在”，人的最终归宿是来世的天堂或火狱，今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为来世做铺垫。因此，《圣训》指出：在今生“若画有生命之像，真主会让你为画像注入生命以示惩罚，而画家绝对给他注入不了生命”，这样，画像者就违背了造物主安拉的意志，“复生日在真主面前，遭受烈刑者当为画有生命之物的像的画家”。换句话说就是，造化生命的权力唯属安拉，“表现人类和动物，是真主所独享的特权”，人若仿造安拉所造之生命体，“它确属大罪。不论将它画在使用或不使用的物品上，还是把它画制在家具、服装、金元、银币、铜钱、器皿、墙壁等其他物品上，统统都是不义的”，都将在来世受惩于火狱。
再次，是伊斯兰教世界观的反映。
伊斯兰教是阿拉伯民族一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中枢和灵魂，他们的言行举止包括思维方式都遵循着伊斯兰教的教规，任何与教规不符的行为都被视为背教。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伊斯兰教生活和思想方式。作为精神生活组成部分的艺术活动就必然要受制于伊斯兰教的世界观。前苏联学者雅科伏列夫在《艺术与世界宗教》中说道，伊斯兰教的这种禁忌“未必只与反对偶像膜拜的斗争有关，它们原则上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完整的伊斯兰教世界观是用这些禁忌确定下来的。
这些禁忌有深刻的社会涵义，它们把虔诚的穆斯林教徒的目光从浮世移来，把他的意念、感情和愿望集中到世界的唯一中心—安拉身上”，从而形成了既固定的又动态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缺少再现和理解外部世界的欲望。禁止绘制人物动物像正体现了这种世界观，其用意在于抑制人们对生命艺术的追求，以消除可能发生的艺术活动与宗教信条的抵牾。艺术绝对服从于宗教，而非积极服务于宗教，这是伊斯兰教艺术的显著特点。
此外，它与游牧民族的美术特性有关。世代居住在沙漠与绿洲中的阿拉伯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由于自然环境的缘故，精神生活中幻想多于写实，他们的美术是一种“抽象的美术”。阿拉伯人淡漠于人物造像、擅长于抽象化的纹样装饰正是这种美术特性的表征，只不过在这种特性的表面下又有了一层宗教色彩。
最后，是穆斯林恪守祖训的结果。伊斯兰教产生已经1300多年了，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伊斯兰精神不仅没有衰竭，与此不同，正在继续发扬光大。它的一整套教规教约和戒律基本上被严格信守着，如禁食猪肉、禁饮酒类等，至今仍然是穆斯林生活中的严格禁忌。更准确地说，今天的伊斯兰教艺术中依然没有人物动物肖像是穆斯林坚持传统、恪守祖训精神的体现，他们视默罕默德的遗规为神圣而严加遵守。试想，假如穆斯林的这种观念比较淡薄，他们能抵挡住令人眼花缭乱、意醉神迷的电影、戏剧和人物造型艺术的诱惑而不犯禁吗？
以上论述均不无道理，尤其是从破除偶像崇拜的需要来解释十分具有说服力。但令人费解的是，8世纪中叶以前在许多阿拉伯—伊斯兰建筑物的墙壁上仍有不少人物动物写生图案，甚至在伊斯兰教宫殿里也不例外。不过8世纪中叶以后，不仅在伊斯兰教建筑物中绝对看不着生命物图案，而且其他建筑物的墙面装饰也很难看到生命体造型，生物写实图案大多被抽象的几何纹样和阿拉伯文的花体书法所取代。
我们禁不住要问：为什么伊斯兰艺术中禁止人物动物造像的戒律在8世纪中叶以后要比以前更加严格？难道这是“反偶像崇拜的需要”解释得了的吗？很明显，答案还须进一步去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