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同欢乐也同愁》中也不乏这类伤感情节，但因为是孩童记忆，读来还是让人有些安慰，觉得陈先生这一生到底还是有过欢乐和温暖的。比如书中提到1926年1月，陈先生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留学生涯，从德国柏林起程回国。当时他带着俞大维的三岁小儿，这孩子身体强健，精力旺盛，上蹿下跳，一刻不停，对毫无育儿经验的陈先生来说，无疑是大挑战。船过苏伊士运河到红海，不分四季的炎热气候令幼童长满痱子，头发根处特别多，陈先生不得不将他剃成光头，方便清洗。
小娃不肯按顿吃饭，随时闹着要吃东西，如何解决？趁船过热带地区，陈先生整株地买下香蕉，利于保鲜，放在舱内，随时摘下一支给他充饥，有点像养猴子的感觉。男孩顽皮淘气，不时出现危险动作，比如想把手指头伸进转动的电风扇，陈先生只得加紧防范，一刻不敢懈怠。好不容易平安地把这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带回中国，他已筋疲力尽，直到把小孩交到俞家人手中，才如释重负。我读了此书，才知道原来陈家和台湾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以前只知道，陈先生的祖父陈宝箴[8]、父亲陈三立[9]等几代人，常为《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而深感愤懑，痛惜不已。没想到陈夫人唐筼的家世也与台湾颇有渊源。
说起陈先生与夫人的相识，也是一段佳话。1928年初春的一天，陈寅恪与朋友闲聊，听他说起在一个女教师家里看到横幅，署名“南注生”[10]。朋友问，知不知道“南注生”是谁？陈寅恪惊讶道：“此人必灌阳唐景崧之孙女也。”
唐景崧是清朝最后一任台湾巡抚，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的时候，他宣布台湾独立，成立共和国坚决抵抗日本。后来陈先生和唐筼结为夫妇，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叫陈流求，琉球是台湾古称；第二个女儿叫陈小彭，“彭”就是台湾的澎湖岛。在很多人心中，陈先生可能就是一个埋首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其实他非常关心时事，也很爱读报纸聊时局，常常在路上遇到朋友，聊着聊着就忘了回家吃饭。1942年8月末，他又要带领全家再次逃难。他根据战场形势作出判断，中途岛战役日军惨败，往东南亚的海上补给线已被美军切断，日军为了打通东南亚陆上交通，不久定会进攻湘贵，因此大家必须尽快离开桂林到成都去。这些判断后来证明都是正确的。但是最后在去留大陆的问题上，他与一生最要好的亲友俞大维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
这本书封面上的照片是1896年陈寅恪跟家里的兄弟姐妹在长沙的合影，右边第一个孩子就是陈寅恪，那时候他才四岁，生平第一次拍照，手里握了一枝桃花。他说怕小孩子们长得差不多，以后分不清哪一个是自己，所以握了一枝桃花来做记认，提醒自己将来老了的时候，记得手握桃花的那个就是我。
（主讲梁文道）
《四喜忧国》
历史与未来
张大春，1957年生于台湾，祖籍山东，小说家。好故事、会说书、善书法、爱赋诗。曾任教于台湾辅仁大学、文化大学，现任电台主持人。著有《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等多部作品。
张大春对历史的态度，一边极尽讪笑，一边又饱含着无限悲悯。
张大春是台湾有名的小说家，我觉得他好像华语世界里武器最齐备的一位侠客，想象一下武侠电影里那种决斗场面，大侠随身带着一个布包，“啪”一下摔在墙上，布包钉在那里，像卷轴一样放下来，里面足有几十种刀剑武器，随便哪种都可以克敌制胜——这，就是张大春。
他的小说写法之丰富、技巧之繁杂，我还没有在华文小说家里见过第二个。尤其他年轻的时候，总是试图颠覆主流意识形态，挑战文字规范，像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难怪有人说他像顽童，每篇小说都可以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
《四喜忧国》是一本短篇小说集，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出版时轰动异常。很多人把第一篇《将军碑》与白先勇的《国葬》相比较。白先生是将门之后，一代名将白崇禧的公子，《国葬》这篇小说中可以找到一个老将军最后的苍凉回忆，写得非常伤感。
但是同样的题材在张大春的《将军碑》里，却被完全颠覆了。对上一代的国民党将军，他既不歌颂，也不惋惜，而是用一种挖苦和嘲讽的语气。比如他笔下的那位老将军，其实早就该死了，已经处于一种奇异状态，能够穿越时空周游于过去未来，既能看到自己死后的情形，看到自己的坟墓和墓碑，又能回到过去看见自己当年在战场作战的景象。
将军已无视时间的存在了，他常常在半夜起床，走上阳台，向满院阴暗招摇的花木挥手微笑。如果清晨没有起雾或落雨，他总是穿戴整齐，从淡泊园南门沿小路上山，看看多年以后他的老部下们为他塑建的大理石纪念碑。到了黄昏时分，他就举起望远镜扫视太平山，推断哪里有日本鬼子的据点。
这些一直都是将军的秘密，在他活着的最后两年，人们始终无法了解他言行异常的原因，还以为他难耐退休后的冷清寂寞，经常沉湎于旧日的辉煌以至神志不清了，其实他只是在穿越时空。
小说中最有意思的是将军和儿子之间的冲突，他从小就希望儿子好好学武，学不成武学文也就罢了，但儿子却成了个教书匠，还偏偏要教社会学。作为一个国民党老将，他听见社会学就生气，因为这让他想起社会主义，想起共产党。他想带着儿子一起穿越时空回到当年的战场，但是儿子不肯跟他走。
儿子循着来时的脚印退下，语气十分恭敬，他说：“爸，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在将军看来，这种姿态好像在告诉他，不管你们过去有多么了不起，都已经是历史了。这也是张大春对历史的态度，一边极尽讪笑，一边又饱含着无限悲悯。
《四喜忧国》里收录的同名小说写的是一个老外省人朱四喜，他不识字，后来一个同乡教会了他看报识字，他就写了一个文告。为什么要写文告呢？他认为当年总统蒋公所写的文告是天下一等一的好文章，很了不起，现在他也要写一篇文告。这个文告里说，现在家园有难，形势险恶，可是我们的同胞们却只知道乱来，上酒家、跳舞、玩女人，实在太不像话了——你看，这算是什么文告呢？
（主讲梁文道）
《郭沫若家事》
郭沫若的影子
蔡震（1950-），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沫若纪念馆副馆长。著有《郭沫若与郁达夫比较论》《解读<女神>》《霜叶红于二月花——茅盾的女性世界》等。
中国历史向来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郭沫若手无缚鸡之力，就靠着一支笔，居然可以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
书的名字有点像高级八卦，读完之后却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关于郭沫若的家庭和感情生活[11]，书中基本没提。像他的第一位太太张琼华，在家中苦等他一辈子，替他照顾老人，26年后郭沫若衣锦还乡，向这位元配妻子深深地鞠躬致歉，这些事情书中都没有。他的最后一任太太于立群在他去世一年后自杀，而她的姐姐于立忱当年也曾为了郭沫若堕胎自杀，这些戏剧化的故事书中都没有出现。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位空前绝后的文人。中国历史向来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郭沫若手无缚鸡之力，就靠着一支笔，居然可以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而他在社会科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是第一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首先是一位诗人，他的《女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一代诗风。他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成就，比如1928-1930年，他在日本做了两件事，第一是研究甲骨文，这种早已死亡的古文字很难懂，他却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走上了甲骨文研究的巅峰[12]，成为著名的“甲骨四堂”[13]之一。别人是十年磨一剑，他却一年多就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在了不起。第二，他同时还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巨匠。
那时候他穷得连白薯都买不起，他和日本太太安娜还有几个孩子整天挨冻受饿。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他还每天冒着寒风或烈日去东京图书馆借书。除了进行甲骨文和古代史的研究，他同时还写下了自传《我的幼年》，翻译了美国作家辛克莱的长篇小说《石炭王》《屠场》《煤油》以及德国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发现史》，可见他是何等的勤奋和聪敏。
在文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成就之外，他还做过北伐军的政治部副主任，参与了南昌起义，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到了建国之后，他在文化界的地位之高更是无人能及。他和毛泽东唱和作诗，写了首“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14]，毛泽东马上和了一首“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15]。在毛泽东发表的37首诗词里，还有一首专门“和郭沫若同志”的，就是那首《满江红》：“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16]。
后来有很多对郭沫若的苛责，说他前半生轰轰烈烈，建国以后才气渐渐弱下去，在反右、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一直都是夹着尾巴做人。
（主讲马鼎盛）
《我和父亲季羡林》
晚辈的责任
季承（1935-），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级工程师，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
在热热闹闹的学术追捧中，父亲的内心是冷的，是寂寞的。
季羡林[17]是大家公认的20世纪最后一位学术大师，但在这本书中，他的独子季承却开宗明义地说：“我一直不认识你们所说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我只知道，在热热闹闹的学术追捧中，父亲的内心是冷的，是寂寞的。”
季老学问之渊博就不用说了，他精通印度学、中亚古文学、梵典翻译学和佛学，是一位东方学巨擘。他的儿子季承显然并没有在学术上继承他。在这本书里面，他主要写了父亲的几个遗憾。
首先是夫妻生活的遗憾。季承在父亲的日记中发现，父亲在德国曾经爱过一个叫伊姆加德[18]的姑娘，季羡林当时非常矛盾、痛苦，因为自己是一个有家庭、有孩子的人，最后两人还是依依不舍地分了手。相比之下，季承觉得父亲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不好，他还记得父亲说过：“我和你妈没感情。”这话早已无法查证，但即使说过，也并不代表完全否定了几十年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活。
那些20世纪30年代过来的人，因为包办婚姻居多，夫妻之间都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没有多少罗曼蒂克的感觉，但是他母亲一辈子对父亲忠心耿耿，这种感情是后辈无法理解和评价的。尤其现在老夫妇都去世了，做儿子的出来讲他们感情不好，到底有些……季羡林两父子之间曾经有过十几年的隔阂，但是季老临终前重新接纳了儿子，允许他回到自己身边，并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他。季承当时在父亲面前双膝跪下，叩头认错，现在又在书里翻案，批评老爷子的不是，而老爷子是不能反驳的，这是不是一种缺席审判呢？
季羡林和北大渊源深厚，当他还是一个青年学子的时候，刚回国北大就给了他很高的待遇，相当于是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几十年来季羡林都在北大辛勤工作，与校方关系相当融洽。季老也曾将很多珍贵文物和资料送给北大，但是后来又被季承拿回来很大一部分，这些恩恩怨怨一度被媒体炒得很热闹。
其实读这本书的时候我非常郁闷，一个学术造诣如此之高的国学大师，一生作出了这么多有形和无形的贡献，最后还将自己的一切都无偿捐献给国家，为什么他的身后会有这么多流言飞语？而有些流言又是从他亲人口中说出的，不但说了，还通过媒体广泛传播——这一点也是媒体要检讨和反思的。
现在媒体竞争非常激烈，只要有利可图，大家都会趋之若鹜。凭着季老的名气，只要跟季羡林这三个字沾边，足可以保证畅销。可是为什么大家不多拿一些精力去发掘季老在学术方面的贡献以及他对社会的正面影响，而非要去关注他的隐私呢？
这本书中有很大篇幅都与季老晚年的助手李玉洁有关，李玉洁是季老晚年最信任的人，在季老身边有十年左右。季老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其实对生活上已经无所谓了，他可以十年如一日地吃食堂，吃一个馒头过一天，他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做学问。李玉洁退休以后在季老身边帮他处理各种大大小小的事务，谁要接触季老都要先经过她。季承被父亲驱逐出去后，对此一度非常愤懑，这种失落既有感情上的，也有物质上的。季老收藏有很多珍贵文物，比如有一幅苏东坡的手卷就是国宝级的东西，价值连城。
据说早些年季承也跟自己的妻子有些不愉快，后来和季老的小保姆发生了感情，季老很不赞成。那时候季承是60多岁的人了，小保姆只是个初中毕业生，这样的忘年恋并不被看好，虽然现在两个人已经有了孩子。
这些家庭纠纷都是斩不断、理还乱的陈年旧账，我觉得还是私下解决比较好。对季羡林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师来说，他在文化史上的贡献才是最重要的，生活中的一些微波小澜根本不值一提。而且老人家已经过世了，我们还是要抱着更多的理解和感激，这是晚辈的责任，也是媒体的责任。
（主讲马鼎盛）
White Tiger
杨宪益：白虎星照世
杨宪益（1915-2009），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出生于天津一个银行世家，20世纪30年代留学牛津。与英国妻子戴乃迭合译过《红楼梦》《离骚》《史记》等经典名著。
他是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
WhiteTiger是杨宪益先生的自传。杨先生是位大翻译家，但与我们所熟悉的翻译家不同，别人是把外国文化翻译到中国来，而杨先生最有成就的工作是把许多中国典籍翻译成英文介绍给全世界。有一些媒体甚至夸张地说，他是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
杨先生工作上的重要伙伴是他的夫人戴乃迭女士。戴女士是英国人，跟随杨先生到中国之后就一直留下来了。这对异国鸳鸯之间的故事也是中国知识界的一段佳话。他们俩工作的时候通常是这种情形：先由杨先生把中文书口头翻译出来，戴乃迭女士把它记下来，然后两个人再一起从头润色。这对伉俪合作了几十年，有很多了不起的成就。
WhiteTiger的大陆版本译为《漏船载酒忆当年》，又译作《白虎星照命》。何谓“白虎星照命”？杨先生说他出生的时候，母亲曾梦到有只白虎扑怀而来，相士们就说这孩子是个白虎星，将来有可能成就大事业，但同时也是个凶兆，恐怕人生中会经历很多磨难。杨先生拿这个说法当做书名，认为自己的一生就是一只吉凶参半的白虎。
杨先生是世家子弟，他从小接受西式教育，一直到出国读书，好像都没遇到什么波折，简直顺利得有点离谱。他到英国读书的时候，有一年不用怎么上学，别人可能都去勤工俭学了，他却坐着邮轮游了一圈地中海，坐的还是头等舱。可以说，他的前半生就是一个世家贵族子弟浪漫的玩耍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