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崇拜者不利
首先我们“崇拜国家主席却又不敢当国家主席”就是一个沉重而又鲜明的例子。本来，当人发现自己不是科学家，不是企业家，不是演员的料时，倒是一件“具有自知自明”的好事，倒是有利于人“集中精力做事”的好事，只要不去崇拜他们。而崇拜别人的却是：明知自己不是企业家的料却总是梦想着发大财，这就像明知“皇帝的时代”已经过去，却有许多人编演着“皇帝的故事”，以便让更多的人在头脑完全清醒的时候也去做一做至高无上的“皇帝的梦”；而现实存在的“国家主席”这一职务却不敢去梦想；这倒不是“梦想当国家主席”是一种罪过，而是谁要有此梦想连他自己都会嘲笑自己，问题的关键也就在这里，我们不是害怕遥远的梦想，而是嘲笑遥远的梦想；这用“文化差异”或者什么“制度不同”是解释不通的，因为“嘲笑”显然不是任何被传承的民族文化的根本内容，任何法规或制度也不会鼓励“嘲笑他人”或“嘲笑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这里的“不敢”并不单纯，正像“皇帝的故事”折射出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故事一样：——“我贫穷，这没什么，我不会为此难过，因为有人比我还要贫穷”；“我家日子好过了，但我始终高兴不起来，因为邻家的日子早就好过了，而且看到他摇动手中的车钥匙我恨不得他上路就出点事，那怕只是那该死的汽车出点事也好”；“我没有胆量？谁说我没有胆量？……好吧，就算我没胆量，但我至少不像‘那个人’一样，被人说成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确切地说，“想当国家主席”已不仅仅害怕遭到他人的嘲笑，就连他自己都会鄙夷甚至是恶毒的嘲笑自己。
有一些人，由于有一个“远大的理想”而不得不关起门来独自面对，因为这一理想离现实比较远，拿出来就会遭到他人的嘲笑，即使是亲朋也不会允许他做“不现实的梦”（当前看不到效益或未来也不见得有回报的事），所以自然的就把这样的一个人逼入绝境，即“独自玩耍带来的孤僻性格”，和“没有诚挚交谈带来的各种局部认识上的停止或倒退”，以及“没有激活思路的活水或源泉”，使他的本来就较难实现的理想又增加了诸多难度。中国有句古话，“不名则已、一名惊人”指的就是这些“偷着做丑事”的人里面出来的极个别的“实现理想之人”；但这又会让此人一下子步入五里云中，造成“未来方向迷失”或“狭隘的扬眉吐气”的产生；毕竟，他可能在“屏障”后面待得太久了。当然，这里的无尽崇拜别人的人是不会“自关家门”的，是不会自设“不现实的理想的”，是不会给自己“自嘲的机会”的；这也是他们“人生一事无成”的一个重要内因。
嘲笑——就是这一嘲笑，经常让人火冒三丈，也经常让人无地自容；可以说，很多人在避开“嘲笑”上所花的力气比避开“危险”、“瘟疫”、甚至“死亡”所花的力气还要多，这不是一个完完全全地活在别人的目光和言语中的“甲壳虫”吗？由此带来的后果不外乎：“只顾眼前利益”、“窥视别人的行为和看法”、“站在众人堆里”等等短视和无主行为。简单地说，在我们这里，“远大的理想”是嘲笑的资料，“绝对的空想”是生活的资料。而无尽崇拜别人的人则是思想被别人左右，行为介于“理想”与“空想”之间，看起来既不像有理想之人，又不像一个纯粹的空想主义者。——虽不能说偶像的点点滴滴他都会关注和模仿，但至少偶像的信息会非常快的进入他的头脑中，并加以揣摩和内部处理——而具有独立性质的意志是很难在这样的思想里生根发芽的，没有独立的意志，别说远大的理想难以实现，恐怕根本就难以成形。
当然，除了勇敢的丧失之外，还会造成创新的丧失。
当我们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时，我们欣赏他的语言——那既富贵又贫浅的丰满的语言；他的精练——尤其是“精练”之下让你感到的不是雕琢，而是无拘无束；他的既独立又熔入整体的妙不可言的细节——艺术的血肉。而如果你看到的只是一座巨高的山峰，只是一位巨大的大师，那么，首先就会造成你欣赏上的障碍，其次就是对你勇气的一种冲击，最后还会影响你的创新；因为你“进山容易出山难”，因为“大师的丰碑很容易被世人视作概模”，因为你即使是一位最杰出的登山者，即使你登上了山顶，你所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是踏在别人的足迹之上的。
当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我们接受并认可的是它的“远大理想”，而不是敬仰他的诸如“辩证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一切”，或什么“剩余价值”。从人类的长河这一角度来说，莎翁及其代表的文学，无疑超过了“小点”之意，可算作这一长河中的支流，而马克思主义里的“远大理想”。——如果再经过后人的润色——倒可以称作人类长河中的主流，但马克思主义里的诸多细节，则大多是“小点”或“内容不同的小点”，如果我们把这些“小点”无限地扩大，那无疑将阻碍我们去发现新的“小点”，因为——就“剩余价值”这类“小点”来说，即可以说是人类长河中的“小点”，又可以说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小点”；它代表的更多的只是一种认识，一种发现。就是说，人不应该让小点——任何认识，任何发现，去阻碍下一个认识，下一个发现，——去作为“终点”。进一步说，人只有把已有最好的成绩“看小”才能腾出目光去“看大”。而如果我们对“剩余价值”、“生产力决定一切”或什么“金钱尊大”抱以无限崇拜、无比信任、无须置疑，那我们还有心情，还有时间，还有必要去再认识、再发现和“再生活”吗？
——世界是多元的，认识是多元的，生活也是多元的。
——就是说，当人对某人、某物、某观念产生无尽崇拜之后，是一种“把客观扩大”，把主观“放进去”的行为；是一种把“多元”理解成“一元”的行为；是一种把“勇敢变成张望”，把“创新变成模仿”，把“自由变成束缚” 的行为。
换个角度说，人需要感受，而且是需要美好的感受，但崇拜别人的人其勇气和创新是不够他产出与“别人”差不多的成绩来感受的，因此为了满足感受的需要，他就不得不去感受别人的劳动成果。球迷为进球欢呼，星迷为明星歇斯底里，于自己来说，除了满足自己的感受，再没有什么意义了。
另外，加上这类人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对小于被崇拜者过多的“成绩”不屑一顾，这是源于他们称赞那种“较大的成绩”过多的原因，这给他们带来的感觉是：“自认为很有能力，甚至自认为很有潜力”。因此，他们大多是属于那种“小事不肯做，大事做不了”的人。
说真的，这些现象出现在年轻人身上虽说是可以原谅的，但他们的未来着实让人担忧，因为风华正茂的年龄不是用来发现“过去的成果”的，尤其不是用来发现别人过去的成果的，而是用来探寻未来的成果，尤其是探寻可能产在自己手中的未知成果。而作为人，尤其作为一个中国人，过了这样的年龄，即使不会成为某些客观事物的俘虏，至少也会很容易成为一个家庭的俘虏，他们那些似理想而又非理想的追求是很容易随风而去的……。而更让人担忧的是，那些改变“风华正茂”本质的东西依然在发挥着作用，依然在替“思想”分家。（此指理想与欲望的分家。见《习惯》。又指产生嘲笑远大理想的心理条件。）
4、层层影响（或量变与质变的关系）
层层影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从量变到质变”也不是像地震一样从表面上看是突然暴发的，但所有它们在地下运动却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我们还记得，在***晚年时代，除了“崇拜”还在闪闪发光之外，几乎一切都处在萧条之中，而上上下下几乎也是视而不见；在接下来的改革开放初期，必然要遇到“被充分发展的传统观念”带来的诸多困难，而中西思想的碰撞就像冷热气流的碰撞一样必然会产生一些自然气象；在思想上、理论上、手段上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必然又会带来一些“不能反抗的人才远离现象”，接着，“人才有限”成了必然，“高薪聘请”成了必然，“高学历高收入思想在民间盛行”，也成了必然，接着还会改变人的本性，人的本需、人的本进，最后达到灭亡或者某种可怕的质变。而同时正好有“人多力量大”带来的“独生子女”现象在一旁相助，使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进程加快了许多。
——虽然层层影响到最后，形成一种整体的灭亡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人们不能从根本上认识事物的重要原因——整个灭亡就谈不上认识了；局部灭亡或他人死了也不光我的事；活着有必要多操那份心吗？）但“质变”是必然要发生的。如果我们把“大头娃娃”称之为一种量变的结果，把由此带来的“食品卫生”、“监管职责”的提高称之为一种“质变”；或者把“马家爵事件”称之为一种量变的结束，把由此带来的提高青少年素质和思想教育称之为一种“质变”；再或者把解放前中国人水深火热的生活称为一种量变的积累，把全中国的解放称之为一种“质变”，那么，我们是不是有理由这样说，只要“大头娃娃”、“马事件”或“水深火热”明天发生，我们今天就不去抓“食品卫生”、“监管职责”，不去管青少年思想、素质怎样，或者不起来斗争——好像我们是在等着“量”的最后一变。换个角度说，我们倒要感谢制造毒奶粉的人，感谢制造惨案的青少年，感谢老一辈的生活艰难，就像未来的人类可能要感谢制造“9.11”的恐怖分子一样。
［——以前各级中国政府好象都存在（现在也依然存在）一个类似的现象，就是哪方面问题突出（量的最后一变大致形成）就去着重解决哪方面问题，等这一问题解决差不多了，另一问题又凸显出来（政府对某一局部放松了，也就加快了这一局部量的积累），等一个循环差不多下来，曾经解决过的问题差不多又出现了。好象中国在解决问题方面，治标又治本的科学方法没有；在协同发展、相互牵制或监督方面，也没有什么可行的筹划；好象相互间的经验交流还不如权威性指导更实用，更符合国情，也更能让双方都互不担责任；甚至存在“相互间经验交流”被“相互间利用-互利”所取代的现象。］
虽然我们不能跪着去求人，但却可以跪着去求冷漠的菩萨，去求无情的天地；虽然我们不能把马家爵视为英雄，但却有人把身绑炸药的人视为英雄；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些连锁反应全部推到“崇拜”的身上，但——加上它的同僚“荣誉-荣耀”——谁又有这样大的能耐呢？——中国国土上有一条抵御外寇的万里长城，中国人心里却有一条预防同胞的万里长城，它们是由“荣誉、骄傲、崇拜、故步自封”等组成。
可以说，“崇拜”在中国长长的历史上起得了霸主地位，像“英雄创造历史”就属于这一范畴，像“尊儒、尊君、尊父”、“拜职、拜绩、拜金”就属于这一范畴。像“法儒对抗”，以及由此带来的“战争”，像“相互贬损”、“自傲自大”、“听不得批评”等等也和它有着重要关系。也就是说，崇拜在特定时期有利于“战争”、“派别”、甚至“团结”，但在一般情况下肯定不利于“勇敢”、“创新”和“超越”。确切地说，假如崇拜作为一个“社会工具”被大众掌握和运用的话，那将严重制约“创新”、“意志”、“好奇心”的成长。而没有创新、意志和好奇心，“质变”只是迟早的问题，因为这种“三缺”永远表示一种“社会病”的存在；而要想把每个时期病入膏肓的“社会人”治好，没有正确的药方，光靠“付出巨大的代价”是没有用的。这一点，大有“火烧圆明圆”、“南京三十万亡灵”和“*****”给我们做正面和深刻说明，小有“网络学生”、“吸毒少年”、“黄帝电视”、“二五影视”给我们做侧面说明。
“二五影视”指的是：挂着“搞笑”招牌，专供十六岁以下少年儿童观看的****。就拿这种“有人拍，有人播、有人看”的二五影视来说，靠劝导、靠强制、甚至靠嘲笑，能够改变什么吗？不能，只能靠“创新”去产出更有意义的影视，只能靠“意志”去抵制那些虚假生活的诱惑，只能靠“好奇心”去发现它是一个低级趣味的东西。当然，这一切更要靠广大的民众在认识上的觉醒，尤其是那些吃穿不愁，逍遥自在，人不烦我，我不管人的中产阶段者，因为中国历史的每次巨变，都有他们整体衰颓的功劳；不信你改天去问一问林则徐是不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