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之前那种似有似无的恐慌，就逐渐变成了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了这样一个命题：这浓雾短时间内不会消散了。
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承认这么一个命题，相当的痛苦，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撤离计划一下子无限期延迟了，我也知道这时候再干等，那就是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
此时我们再次合计，十多小时前干劲冲天的那些说辞、计划，现在看来就像是笑话一样，这样的境遇颇为尴尬。
副班长和马在海对我说我们是不是得有耐心，现在想这些会不会自乱阵脚？我对马在海他们说，我们得面对现实，看样子，只要水闸不关，这雾气只会越来越浓，不可能消散了。那样的话，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一方面要分配口粮和水，尽量延长生存时间，希望能等到雾气散去，一方面也要积极想办法。特别是第一个措施，就算雾气一小时后可能散去，我们也得做好一个月后雾气才散去的准备。
我说完这个，马在海的面色很难看，他对我们说，其实，口粮的问题还可以，他们带来的几只包裹里，有足够的压缩饼干和蔬菜，因为当时急着救我们，所以大量装备都丢弃了，只把食物带了过来。主要的问题是水，他和陈落户两个人只有两只水壶，其中一只还不是满的。
我听完这个，心直往下沉，喉咙一下子感觉到干渴起来。当时在入洞初段行军的时候，也想过实在没水的时候要喝尿，顿时心里犯堵，心说自己当时***也真是缺心眼，现在是现世报应。
当时我们的裤管早就干了，不然还能拧出水来，我脑子转得飞快，但是没用，很快就绝望了。
在我的记忆里，同样被困住的经历并不多，最危险的一次是1959年在川东。那时我才参加工作，当地地质局组织了一个洞穴勘探，我们被涨水困在了一个气洞里三天两夜，好在水最后退了。当时我们有十几号人，干粮和水都很充足，最缺乏的是经验，所以哭鼻子的一大堆，现在倒好，经验丰富了，没水，这实在比哭鼻子要命得多。
这时候马在海说，要在这个密封舱里待到雾退，我们恐怕需要很大的运气。如果能到达其他地方，说不定还有转机，比如说可以找到老旧的水管或者蒸汽管道，里面也许有水？要不要试一下？
我心说这里哪里有那种管道，只见他蹲了下来，指了指踢脚部位的通气口，说这里的通气口联通着气滤装置，是二战时候德国人使用的技术，后来被苏联学去了，我们现在的地下工事大部分是这种装置的改良，这里面也许有水管。
我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但这管道口窄得只能放进去一个脑袋，人怎能钻得进去？
马在海说他个子小，应该问题不大，说着就趴了下去，先是拆除了防鼠网，然后试探着能不能进去。
我也趴了下去，一看就知道不可能，这洞口的大小已经宽于马在海的肩膀，他到底是个男的，当兵的骨头架子大，怎样都挤不进去。而这个通气口，怎么看也不可能通过任何人。
马在海滑稽地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动作，然而他的脑袋也只能侧着探入，身子丝毫无法进入分毫，最后他扭伤了脖子，只好退了出来。
其他人里陈落户脑袋很大，我是个大个子，副班长脑袋上有伤，而袁喜乐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提议算是白提了。
我沮丧地坐在地上，几个人都不说话，一边的陈落户更是脑子有问题地把自己的水壶抱在了怀里，似乎怕我们来抢。
我没心思去理他，脑子一片空白，就在这时，突然“啪”的一声，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密封舱里的应急灯突然熄灭了，我们顿时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显然是电线老化终于烧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