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经作述源流》所列礼书，当然是考证具体礼制主要依据的资料，但仅限于此还不足以充分反映古代礼制的全貌。秦蕙田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凡例》中指出：
杜氏（指《通典》作者杜佑）、马氏（指《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所载历代史事，大概专据志书，而本纪、列传不加搜采。然史家记事彼此互见，且二十二史体例各殊。有详于志而不登纪传者，亦有散见纪传而不登于志者，举一废一，不无挂漏。又其采辑之法有时全载，议论一事而辨析千言，有时专提纲领，千言而括成一语，详略不均，指归无据。兹特遍采纪传，参校志书，分次时代，详加考核，凡诸议礼之文，务使异同并载，曲直具存，庶几后之考者得以详其本末。
由于秦蕙田考礼所引资料范围扩大，其成就自然也超过了前人。正如顾栋高《序》中所说：“举两汉以来至前明凡郊祀、礼乐、舆服诸志及纪传之关于五礼者，悉以类相附，详历代之因革，存古今之同然。盖举二十二史悉贯以《周官》、《仪礼》之书，细大不遗，体要备举，余谓是书如女娲之补天……至是而成周之礼始灿然大明于世。”总之，秦蕙田对古代礼制和礼学资料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汇集整理，《五礼通考》多达266卷，实为古代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礼学著作。
2.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礼制发展的历史
为了对古代礼仪制度发展状况有一个清晰地认识，《五礼通考》卷首专写了《礼制因革》两卷，对明代以前的礼制发展史作了简明而系统的论述。
关于五礼的起源，秦蕙田摘引了《尚书》的《舜典》中关于“有能典朕三礼”；《皐陶谟》中“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以及《通典》中“自伏羲以来五礼始彰，尧舜之时五礼咸备”等三段话。对这些说法的具体内容，秦蕙田未加评论，尽管“尧舜之时五礼咸备”之说尚需讨论，但亦可说明礼之起源很早。夏商周三代，秦蕙田摘引了《礼记》、《论语》、《周礼》、《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及其注疏的大段资料，说明“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周公制礼，吉、凶、军、宾、嘉五礼方具体而完备。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但周代礼制在鲁国得到保存，又有孔子整理，得以流传后世。正如秦蕙田案语所说：“周礼在鲁，汉儒称孔子定礼乐，信矣。”
西汉，首先引《汉书》的《礼乐志》及《叔孙通传》中，叙述汉王“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的情况；又引《史记》、《汉书》所载文帝、武帝、宣帝、成帝时有关修订礼仪的建议；最后加案语云：“礼莫盛于成周。汉兴三百余年，西京未遑制作。虽有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诸人，班志所载仅存议论，惜哉！”至东汉，秦蕙田摘录《后汉书》之《礼仪志》、《祭祀志》、《曹褒传》、《张奋传》及《汉会要》等材料后加案语指出：
班固《志》：叔孙通所撰礼仪，大半袭秦法，则非先王旧矣。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增辑至五百余篇，至固时已不能见。肃宗锐意制作，排止群议，委任曹褒，君臣相得，诚一时之嘉会也。惜乎所撰新礼不能依古，损益多杂谶纬，有虚盛美，可胜慨哉！后太尉张鬴、尚书张敏等，奏其破乱圣术。帝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
至于汉礼，引《应劭传》及《续汉书》所载，说明献帝时应劭编撰“《汉官仪》及礼仪故事凡十一种百三十一卷，汉制所以不亡者，由劭记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引《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隋书》资料，述及魏王粲、卫觊、吴丁孚，蜀孟光、许慈等，晋荀顗、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张华、荀崧、刁协等，南朝傅隆、王俭、何佟之、张崖等，北朝董谧、崔光、阳休之、魏收、熊安生等多次修订五礼的情况。并加案语曰：“五礼之书，莫备于梁。天监时经二代撰分，数贤汇古今而为一本，宸断以决疑，卷帙逾百，条目八千，洋洋乎礼志之盛也。世远文湮，逸亡无考，惜哉！”
隋朝，引《隋书》之《礼仪志》、《经籍志》、《高祖本纪》、《辛彦之传》、《刘炫传》、《牛弘传》等材料，详记了牛弘等修订五礼的过程及结果。至唐代，先有房玄龄、魏征等因隋之礼，制定百卷《贞观礼》；又有长孙无忌等增订《显庆礼》一百三十卷。开元时，学士张说奏曰：“礼记不刊之书，去圣久远不可改易，而贞观、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于是先后令徐坚、李锐、萧蒿、王仲丘等撰定《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由是唐世五礼之文大备，而后代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秦蕙田还将《唐六典？礼部》所载《开元礼》之类目详细列出，以见其具体内容。开元后至五代，又有几次修订礼仪，秦蕙田亦摘引史著资料作了叙述。
宋初，宋太祖“因太常博士聂崇义上重集《三礼图》，诏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之士详定之。”）开宝四年（971年），“四方渐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丞刘文叟、中书舍人李昉、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卢多逊、左司员外郎知制诰扈蒙、太子詹事杨昭俭、左补阙贾黄中、司勋员外郎和岘、太子中舍陈鄂撰《开宝通礼》二百卷，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既又定《通礼义纂》一百卷。”）之后宋代又有多次修礼活动，但基本是在《开宝通礼》的基础上增补修订。其中以《太常因革礼》一百卷、《政和五礼新仪》二百四十卷较为突出，秦蕙田均详记其事。另秦氏还摘引《辽史？礼志》、《金史？礼志》、《元史？礼乐志》及王圻《续文献通考》、《元典章》中有关内容，简述了辽、金、元修礼情况。
明代，引《明史？礼志》云：“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洪武元年，命中书省曁翰林院、太常司，定拟祀典。乃历叙沿革之由，酌定郊社宗庙仪以进。礼官及诸儒臣又编集郊庙山川等仪，及古帝王祭祀感格可垂鉴戒者，名曰《存心录》。二年诏诸儒臣修礼书。明年告成，赐名《大明集礼》。其书准五礼而益冠服、车辂、仪仗、卤薄、字学、音乐，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这即明代礼制的基础。之后屡有增益，“至《大明会典》，自孝宗朝集纂，其于礼制尤详”。）
《礼制因革》内容虽然不多，但简明而系统，可视为中国古代礼制史之纲。如将《五礼通考》正文内容及秦蕙田按语重新整理，分别统属于《礼制因革》各条之下，实为一部完备的明以前礼制发展史。
3.详细考证了古代礼仪的具体内容
中国古代礼学源远流长，“五礼之名肇自《虞书》，五礼之目著于《周官？大宗伯》”），之后著述不断。秦蕙田认为，礼“所以经纬天地，宰制万物，大矣！至矣！”）但其前代学者的礼学著作均不能令人满意。如其《凡例》中所说：
自古礼散轶，汉儒掇拾于煨烬之余，其传于今者惟《仪礼》十七篇、《周官》五篇、《考工记》一篇，文多残缺。《礼记》四十九篇，删自《小戴》及所存《大戴礼》，间有制度可考，而纯驳互见附以注疏。及魏晋诸家，人自为说，益用纷歧。唐宋以来，惟杜氏佑《通典》、陈氏祥道《礼书》、朱子《仪礼经传通解》、马氏端临《文献通考》言礼颇详。今按《通解》所撰五朝邦国诸礼，合三礼诸经传记，荟萃补辑，规模精密，第专录注疏，亦未及史乘，且属未成之书。《礼书》详于名物，略于传注。《通典》、《通考》虽网罗载籍，兼收令典，第五礼仅二书门类之一，未克穷端竟委，详说反约。《宋史？礼志》载，朱子尝欲取《仪礼》、《周官》、《二戴记》为本，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尽取汉晋而下及唐诸儒之说，考订辨正，以为当代之典，未及成书。至近代崑山徐氏乾学，著《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古礼则仿经传、《通解》，兼采众说，详加折衷；历代则一本正史，参以《通典》、《通考》，广为搜集。庶几朱子遗意所关经国善俗，厥功甚巨，惜乎吉、嘉、宾、军四礼属草未就。
于是，秦蕙田在总结前人著述的基础上，扬长补缺，因徐乾学《读礼通考》体例，依杜佑《通典》五礼次序，撰成《五礼通考》。其书对五礼“古今沿革、本末源流、异同得失之故咸有考焉。”）其考证不拘一说，注重广泛采纳各种资料。对三礼“经传搜集无遗，冀以补缀万一；至先儒论说及累朝奏议亦广为采取”。）于史著“遍采纪传，参校志书，分次时代，详加考核。凡诸议礼之文，务异事并载，曲直具存，庶几后之考者得以详其本末。”）在排列有关资料后，秦蕙田还加案语分析总结，表明自己的观点。
《五礼通考》对古代礼制及其文献的考证，大体可分为六种类型。
一是归类，即将文献中一条条零散的资料归入相应的礼仪项目中。如吉礼之圜丘祀天类“四代告祭”目中，引用了《尚书？舜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诗经？周颂？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礼记？郊特牲》：“天子适四方，先柴”；《礼记？礼器》：“因名山升中于天”等四条材料及其注疏。然后加案语归纳曰：“以上四条巡狩告祭。”
二是说明，即对材料内涵不很明确者如以解说。如吉礼之圜丘祀天类“告庙卜”目中，引《礼记？郊特牲》“卜郊，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尊祖亲考之义也”一句及其注疏。加案语说：“郊用冬至，无庸卜日，此所言亦鲁礼耳。”秦蕙田这里所说的是，天子南郊祭天固定于冬至日举行，不须事先占卜择日。依周礼，只有周天子有资格祭天，诸侯只能祭域内山川。但因鲁国为周公封地，而周公为周王朝的建立与巩固立下赫赫功劳，被尊为大圣、百世师表。周公死后，周成王为追念周公功劳，以表尊师崇圣、报功崇德之心，特许鲁国郊祀上帝。然而鲁国毕竟不敢与周天子完全等同，不能在冬至行郊天礼，只是在孟春之月辛日祭天。辛日一月有三，须通过占卜选定郊天之日，故《礼记？郊特牲》所说“卜郊”当指鲁礼。
三是分析，即对礼经所记似有矛盾，难以理解者，通过分析疏通其意。如吉礼之圜丘祀天类“牺牲”目中，列举《尚书？召诰》、《礼记？郊特牲》等文献及其注疏中关于郊天用牲的不同说法后，加案语云：
《召诰》：“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特牲》疏云：天神尊重，故止一特。愚谓天神对地祗人鬼，特牲当对羊豕。盖不兼羊豕谓之“特”，非必不可有二谓之“特”也。注疏诸家拘泥只用一牛，而圜丘祀天燔柴实牲体郊事有全脀，用之燔则无以祀，用之祀则无以燔。于是有分牲体供二处所用之说，祭毕燔牲体之说，帝牛稷牛之说，皆牵凿也。不知虽有二牛，一燔一祀，不害其为更有燔牛、瘗牛、稷牛也。如此，则郊礼用牲之说可通矣。
四是纠谬，即对文献中的明显错误加以纠正。如吉礼之圜丘祀天类“郊坛”目中，引《周礼？春官？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其下贾公彦疏云：“圜丘者，按《尔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旣取丘之自然，则未必要在郊，无问东西与南北方皆可。”对此疏，秦蕙田案语指出：“贾分丘与郊为二，故云未必要在郊，无问东西南北方皆可，斯谬甚矣！”并在引用诸家论述后又强调说：
郊、丘非二地，无二祭。王肃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马氏（晞孟）谓：郊者圜丘之地；圜丘者郊之坛。盖王者于国之南郊因吉土以筑坛。
五是总结，即对各种文献中零散的材料加以综合论述。如吉礼之明堂类“明堂制度”目中，引用了多种前人论述后，在案语中总结道：
明堂制度，五室、九室见《考工记》、《大戴礼》，太室、太庙、左右个见《月令》，四门、应门见《明堂位》，南门之外见《玉藻》。自汉以来，注疏家及历代诸儒言如聚讼。今考其制，外为宫垣，内为庙垣，中央一室曰太室，当太室之南曰明堂太庙，太室之东曰青阳太庙，太室之东曰总章太庙，太室之北曰元堂太庙，是为五室。……
接着以大段篇幅，详细说明了九室、十二室、左右个、九阶、四门、庭深、屋顶、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堂室方广的具体制度以及明堂朝位、名称等内容。
六是存疑，即一事两解且均可通，难以定夺，故两说皆存。如吉礼之圜丘祀天类“燔柴”目中，引《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云：“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积柴实牲体焉。或有玉帛燔柴而升烟，所以报阳也。”疏曰：“按《郊特牲》云：升首于室以报阳。彼论宗庙之祭以首报阳，今天神是阳，烟气上闻，亦是报阳。”此为“禋”的一种解释。另引张子曰：“郑注禋祀，即变为烟，取其尚臭。据《洛诰》曰：明禋。又《国语》曰：精意以享曰禋。遍观书传，皆言禋是精洁致祭之名。凡祀天、日月、星辰、风师雨师皆取烟燎，不言可知。今祀天言禋，祀日月言实柴，祭天礼重故取禋敬之名以别之。郑不明此意，改禋为烟，谬哉！《书》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禋于六宗。”又引郑锷曰：“为之禋祀，明在乎致其心齐精明诚一为主而已。”对以上两种不同观点，秦蕙田案曰：“禋祀，注疏与张子、郑氏不同，然升烟达气其精意也，当两存之。”
以上六者仅是粗略划分，未必全面，恰当，但仅此亦可看出秦蕙田考证的功力和治学之严谨。
当然，《五礼通考》亦有不尽如人意处。如全书以文字为主，图表甚少，使某些礼仪制度理解起来颇为困难。另外，受阶级和时代局限，一些观点封建等级色彩过浓，亦欠妥当。不过，瑕不掩瑜，其成就是主要的，且非常突出。
综上所述，《五礼通考》在资料汇集、体系建立、具体论证等方面都能博采众长，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前人的礼学成果，确可谓中国古代礼学的集大成著作。在礼学文献方面，称其为“数千百年来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亦不为过。因而，《五礼通考》无疑是我们研究古代礼学列于首位的必读书。
（原载【韩国】《东洋礼学》第5辑，2000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