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达维多夫说，1922年秋天，索斯金夫人把伊琳娜找去，让她会见一个客人。这位客人是个牙医，从海参崴来，在哈尔滨只作几日停留，然后去天津。索斯金夫人是个热心肠的人，她一直在帮助伊琳娜寻找失散家人的线索。
伊琳娜见到这个牙医，这是个将近60岁的老人，头发稀疏而且全白了。他告诉伊琳娜，他的牙科诊所开在海参崴西比多采夫大街，两个月前，一个老妇人由另一个妇人陪同到诊所治疗牙病，前后长达一个月，将病牙治好并且镶上假牙。这两个妇人，都是从乌拉尔山以西欧洲部分跑过来的难民。那个较年轻的妇女说，她家一共九口人，在逃难的跑上遇到劫匪，全家被冲散，目前只有她与女儿的姨婆婆在一起。听到这里，伊琳娜的心脏都要跳了出来，她小心翼翼地问：“先生，您知道她们的名字吗？”牙医笑笑：“给她们治疗了一个月，怎么能不知道她们的名字。”伊琳娜的心快要停止跳动，问：“叫什么？”老牙医脱口而出：“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另一个叫达聂琪卡·莫菲耶芙娜。”
“妈妈！这是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姨婆婆！”伊琳娜跳起来，疯狂的大喊大叫。索斯金夫人也激动得泪眼婆娑。她说：
“亲爱的朋友，你应该知道两位患者的住址吧？”
“我们住在同一条大街，她们住在23号。”
老牙医又说，从斯巴斯克到海参崴的铁路两侧，是阿穆尔河地区白军临时政府所控制的最后一个地方，季捷里赫斯将军是临时政府的最后一任首脑，在临时政府管辖的一带聚集着大量逃亡的难民，一旦防线被红军突破，这些难民无处要去，将会涌入中国境内。
“年轻的夫人，请听我说，如果你想到海参崴找母亲，需要马上行动，因为难民们的居所随着战局的变化，会发生改变。”
伊琳娜从索斯金夫人家回来，一刻也没耽误，把去海参崴找母亲的决定告诉了荣连贵。荣连贵看到伊琳娜拿着一张写着住址的便条：“西比尔采夫大街23号”，说，我知道这条街，在海参崴城区的东部。伊琳娜对荣连贵说：“牙医老先生说，季捷里赫斯的临时政府不会维持多久，我必须马上动身去绥芬河，从那儿出境到海参崴，把母亲接来。”
荣连贵说：“你不能一个人去，得有人陪你去。”
伊琳娜说：“我跟加尼雅商量过了，她跟我一起去，我把孩子留给塔基亚娜，她跟鲁伊斯卡娅大婶会照顾孩子，我快去快回，用不了几天。”
荣连贵说：“从哈尔滨坐火车到绥芬河，这一段路没问题。从绥芬河出境到海参崴，如果仍然坐火车，也不会有问题，就怕火车不通，改乘马车，就不安全了。”
伊琳娜坚持说：“好在绥芬河到海参崴只有几百里路，即使有危险，我也要去！”
荣连贵说：“我在海参崴有几个朋友，我给你写一个俄国朋友的地址，你到了海参崴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这个朋友是‘伏尔加’号军舰的司务长鲁格纳物，如果他不在，他的儿子也可以帮助你。”
十月中旬的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树叶开始变黄，有的已经掉在地上，被风吹得到处跑。
伊琳娜和加尼雅乘坐的火车离开哈尔滨，一路东行，阿城，一面坡，苇河，海林，在牡丹江停车一小时，机车加足水和煤，继续东行，3小时后到达绥芬河。由于中国当局关闭了通往俄罗斯境内的铁路，前往俄国的客人不得不下车，另寻赴俄途径。
伊琳娜和加尼雅走出绥芬河站，车站外面的景象令她俩大吃一惊，原来街上已经涌来许多白军溃兵。走过去询问，才知道他们是从乌苏里斯克撤下来的。这是因为红军攻势凌厉，已经突破白军在斯巴斯克达尼利的防线，波里金将军的第一团和莫尔恰诺夫将军的第三团，以及跟随部队一块撤下来的平民总共上千人，正纷纷不断涌入中国境内。
伊琳娜和加尼雅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拥挤的旅店住下。按照临走前荣连贵的指导，伊琳娜请旅店掌柜帮忙雇了一辆去海参崴的马车，车费要价很高，也只得接受，并先交付了一半车费。
在旅店休息一夜，二日一早启程，迎着料峭的寒风，一路乘车向海参崴颠簸而去。沿途不断有从海参崴撤退下来的白军队伍和难民向绥芬河走，伊琳娜二人逆流而上，向海参崴方向走，招来难民们困惑、惊愕的目光。
“喂！姑娘们，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有难民好奇地问。
“海参崴！”加尼雅大声作着回答。
“不怕死吗？傻姑娘！”
“妈妈在海参崴等着我们呢！”伊琳娜快乐地说。
“祝你们见到妈妈！”
当天晚上，马车到达乌苏里斯克，这是个小镇，在背风的墙根、草堆和角落里，蜷曲着暂时停下脚步过夜的难民。
赶车的车老板儿是中国人，把车赶到镇上一个熟人家的院里。伊琳娜二人在这个中国人家吃了一顿热乎乎的饭菜，在热炕上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早上，好客的主人准备了一锅新蒸出来冒着热气的大饼子，一面给伊琳娜二人当早餐，一面给她们带着路上吃。下午四点钟，到达海参崴。
海参崴的情景比乌苏里斯克好多了，在她们经过的路上静悄悄的，几乎看不到难民。车老板儿对海参崴也很熟，在近晚的黄昏中，直接把车赶到西比尔采夫大街23号。
这是一座二层楼公寓。面对两层楼的上下两排长长的窗户，伊琳娜一时怔住，不知哪一扇窗户里住着母亲。
“我们一家一家的找吧，总能找到！”加尼雅说。
“找吧！”
“两位小姐，应该把另一半车钱给我了。”车老板儿说。
“对不起！”伊琳娜急忙付车钱。
老板收了钱，调转车头，要走。
“可是请等等！”加尼雅叫住车老板儿。反身对伊琳娜说：“不能让车走。明天接母亲回去，还要用车呢！”
“哎哟，对对对！”
加尼雅对车老板说：“先生，我们准备明天继续使用你的车。请稍等一下，我们到楼里去找人，找人回来明天就回绥芬河。”
“你们去吧，我在这儿等着。”
伊琳娜二人走进楼。当加尼雅举手去敲第一家门时，伊琳娜直觉得心脏就在喉咙里跳。
第一家没人响应。第二家也没人。敲到第四家，出来一个老头儿，一脸络腮胡子，面目倒很慈善。
“你们找谁？”
“我找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她是我母亲。”
“你们从哪儿来？”
“哈尔滨。”
“天哪，从哈尔滨来！你来晚了一步，你母亲上午已经离开这里。”
伊琳娜仿佛一下跌进冰窖。
“为什么？为什么离开？”加尼雅问。
“哦，姑娘们，你们不了解这里的情况，红军要打过来了，满街都在盛传，红军要杀死为临时政府作战的军官、士兵，要把从乌拉尔以西逃来的贵族送进劳改营，要征收农民的粮食。”
伊琳娜打断他的话：“大叔，我母亲能到哪里去呢？”
“这座楼的大多数人已经走了，因为火车不通，都去了码头，准备乘船离开。姑娘们，如果你们运气好，也许在码头会遇到母亲。”
“加尼雅，去码头！”
二人跑到楼外，跳上马车，让车老板儿赶快去码头。
天已傍晚，金角湾海港码头的广场上聚集着数千人的难民。海港大楼候船大厅内外，附近建筑物背风角落，挤满他们的身影。建筑物的墙体为他们挡住阵阵寒冷的海风，却挡不住剌骨寒流的袭击。难民们竖起大衣领，裹紧头巾，披着毛毯，坐在行李包上，有的干脆席地而卧，准备熬过长夜。港湾里停泊着几十艘灯火通明的大小舰船，把海面照耀得如同白昼。两艘大型舰船停泊在码头边，明亮的探照灯不时地照在船身上，一艘是“鄂霍次克”号，一艘是“埃利多拉多”号。
伊琳娜从西比多采夫大街来到码头，心里万分焦急，不知母亲能不能在这些难民中。
伊琳娜二人首先拼命钻进拥挤不堪的候船大厅，这里虽然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却出奇的肃静，仿佛是座空房子。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伊琳娜放开嗓子喊。
她期待坐着或躺着的人群中有人应声而起。
她得到的是众人投过来的惊异目光。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伊琳娜接着喊。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加尼雅跟着喊。
一个从梦中惊醒的年轻妇女站起来：“你找我？”
“不不，不是找您。”伊琳娜朝她抱歉地说。
从服饰上看，年轻妇女很富有。她几步跨过来，掏出香烟，请伊琳娜抽。
“谢谢，我不抽烟。”
“快把我憋死了！”她很有教养地问伊琳娜，“我抽一支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您抽！”
年轻妇女点着香烟，仿佛在向朋友倾诉，说：“我厌倦了逃亡生活。不如死了算了。”
伊琳娜说：“夫人，我比您也好不了哪去，我跟母亲走散了。”
“你比我的情况更糟糕！”
“夫人。请问今天有船出港吗？”加尼雅问。
“跑长途的船没有一只出港，跑短途的私家船倒是忙个不停。”
“长途船什么时候开走？”伊琳娜关心地问。
“鬼才知道。码头上这些难民都是准备坐船走的，买不起船票的，已经走着去了中国。”
“我看见码头上停着两艘军舰，它们也准备撤走吗？”
“你只看见两艘军舰？海港里停着30多艘舰船你没看见？它们来自波罗地海和北海舰队，仁慈的斯塔尔克上将决定尽量带走码头上的难民，聚集在这里的难民都是从莫斯科、彼得格勒逃亡过来的。”
“这些舰船什么时候开走？”
“听说部队方面有些人员还没撤下来，在等他们。”
“岸上这些难民保证都能上船吗？”
“上船是有条件的，要买票，难民这么多，试试运气吧。”
伊琳娜和加尼雅走出大厅，车老板儿迎过来，问：
“二位，你们还需要我吗？如果不需要，我就找地方歇脚去了。”
伊琳娜和加尼雅商议了一下。
“大叔，你一走我们就找不到你了，你还是留下来吧，再等一等，我们到广场上去找找，车费肯定多给你。”
车老板儿留下来。
伊琳娜和加尼雅沿着广场周围建筑，向那些鬼魅似地躲在阴影中的难民，喊着母亲名字，寻了一圈，也没找到母亲。
伊琳娜不知道，此时母亲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已经在“鄂霍次克号”军舰上。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听说斯巴斯克防线被攻破后，街上盛传红军会把难民送进劳动营改造，这才让她决定离开海参崴，随斯塔尔克的舰队飘泊流浪去。上午她带着伊琳娜的姨婆婆来到港口，看到不少军人带着家眷登舰，又看到有难民通过贿赂看守舷梯的水兵而上了船，便拿出身上已经不多的积蓄，买通水兵，与伊琳娜姨婆婆登上“鄂霍次克”号。
“二位小姐，明天接着找吧，”车老板说，“我带你们到一个大车店猫一宿。”
“猫？”
“对了，就是住一宿。”
伊琳娜和加尼雅第二天一早来到码头。候船大厅人山人海，已经开始售票，买到船票的人，又跑到入船口等待检票上船。
从前线溃败下来的军队、伤员赶了一夜的路，拖着疲惫身躯开
始登船。排在他们后面的，有士官武备学校的学员，残废军人，各路杂牌军。
“她在那儿！”加尼雅突然大叫起来。
伊琳娜循着加尼雅手指望去，看见高高的“埃利多拉多”号甲舨上站着一个妇女，身影跟母亲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模一样。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加尼雅朝那女人喊。
“妈妈！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妈妈！”伊琳娜喊。
那女人仿佛什么也没听见，在栏杆旁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开。
“难道她不是母亲？”伊琳娜问加尼雅。
“也许不是。”
“可她跟母亲长得一模一样啊！”
“我们的喊声她应该听得见呀。”
二人陷入困惑之中。
接近中午，军队、伤员、士官武备学校学员、军官已经登上停泊在港口里的30艘舰船。
买到船票的难民开始登船。
“我们怎么办？”加尼雅问。
“还能怎么办？一定要上船！”
“好啦！你在后面跟着我！”
加尼雅像一艘破冰船，一头扎进挤成一团的难民中，拼命用肩膀拨开人群，向舷梯挤过去。伊琳娜在她身后，在转瞬即逝的人缝中跟着往前挤。费了好一番力气，总算来到舷梯口，这时“埃利多拉多”号已停止登舰，难民群又向另一艘船涌去。
伊琳娜和加尼雅失望极了。
“我们怎么办？必须要上这艘舰！”加尼雅说。
伊琳娜忽然想起荣连贵写给她的那个老司务长的条子：
“我们去找这个司务长吧，也许他能帮助我们。”
“这倒是个主意。可等我们找到他，这些船恐怕就开走了。”
伊琳娜和加尼雅站在码头上，海风掀起她们的头发和衣裙，是那么孤立无助。
一辆马车飞快地奔跑过来，停在“埃利多拉多”号舷梯口，车上跳下几个士兵，抬下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受伤军官。士兵跟把守舷梯的水兵说了些什么，水兵便放行让他们登舰。
“加尼雅，你那还有多少钱？”
“你问这个干什么？”
“给我一百卢布。快给我！走，咱们去试试运气。”
伊琳娜和加尼雅来到看守舷梯口的水兵前。
“请问，什么时候启航？”伊琳娜客气地说。
“不知道，要等将军的命令。”
“伏尔加号上的老司务长鲁格纳特您认识吗？”
“不认识。”
“他是我家一个亲戚。我是从莫斯科逃难过来的，来投奔他，可是一直没找到他……”
“水兵总是飘泊不定。”
“您说得对，水兵飘泊不定。现在我遇到麻烦，我母亲已经上了这条军舰，我们没上去。您能帮我一个忙吗？”伊琳娜把一张一百卢布钞票塞到水兵手里，“请让我们上去照顾母亲吧！”
水兵毫不迟疑，拉开挡在舷梯口的木杆：“上去吧！”
“谢谢你！”伊琳娜激动得在水兵脸上亲了一下。
“谢谢！”加尼雅也在水兵脸上亲了一下。
二人跑上舷梯，登上“埃利多拉多”号。
登舰后，伊琳娜和加尼雅在甲舨的难民中寻找母亲，然后又到舱内各处找，嗓子都喊疼了，将近一小时后终于找到那个酷似母亲的女人。这个女人仅仅是酷似而已。
“没关系，没关系，我来自彼得格勒，姑娘们别灰心，继续找吧，找吧！只要母亲在这条船上，就一定能找到。”
伊琳娜几乎要崩溃了。
“都怪我，认错了人……”加尼雅责备自己。
“下船吧！”加尼雅说。
这时头上响起三声汽笛声，“埃利多拉多”号启航了。
港口里响起此起彼伏的汽笛声，30艘舰船相继启航。
“伊琳娜，你看那里！”
伊琳娜顺着加尼雅手指，看到车老板儿冲着甲舨上的她俩挥手喊叫，伊琳娜这时才想到她答应多给车老板儿的车钱还没来得及付给他。
伊琳娜冲车老板儿挥着手，表示歉意。
我曾经查过史料，据资料统计，这次海参崴水上大逃亡，共计有30艘舰船。这支船队共载有：来自莫斯科、彼得格勒、波罗的海沿岸土耳其斯坦流徙到海参崴的难民2000余人；西伯利亚士官武备学校和哈巴罗夫斯克士官武备学校的学员700人，外贝加尔地区的难民1500人、没有组织的难民300人；其余是6370名军人，这部分军人包括：斯塔尔克将军指挥的各级舰队官兵700人、混合医院的军医、职工及伤病员250人、残废军人120人，别列杰夫将军的部下1000人、格列博夫中将指挥的远东哥萨克军团3500人，海军陆战队300人、海军机关的职员200人、维什涅夫斯基上校率领的支队100人、鞑靼海峡沿岸的海军陆战队军官100人、警官100人。
这支载着上万名逃难者的船队，为了活命，向着大海深处和未知的世界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