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姐聊到最后，她问我：“你的婚姻走到这一步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孩子满四岁那天晚上我已给他下了最后通牒：最多给他两年时间，让他先找一个合适的女人，然后我们再去离婚，这总不亏他吧？”
“他同意吗？”
“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但这无所谓，反正分居两年以上，单方起诉照样可以离婚。虽然没有一样东西属于他，但我会把所有家产都让给他，至于房子还有一些贷款和私人的帐没还，他要就给他，不要了再说。”
“啥都给他？这对你公平吗？”
什么事情到了我头上还谈什么公平不公平？打从出娘胎就没有公平可言：我出生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家里人多口粮少，哥哥姐姐都在上学，没有人照顾母亲，凡事母亲亲力亲为，她除了给父亲开小灶外，自己也跟大伙一起吃搭了蒿草的大锅饭，有时添了人她怕别人吃不饱就骗人说她已吃过了，等大家吃好了她才吃一点残汤剩水，这样自然没有奶水喂我，我常常饿得有气无力地哭，不知道的以为我们家养的有小猫，母亲听了虽然好生心疼，但也没辙，大伙吃孬的让她吃好的她做不到，而且也没有好的吃。母亲便将玉米泡一下去皮再泡涨用碓窝碾成粉，熬成稀糊喂我，我比其它姊妹几个更加营养不良，个头矮小，体质差劲，从小大病不常犯，小病不间断，但我很坚强，大小病都不伸张，以致十岁那年差点一命呜呼了。
那次是后颈长包，一两个月都是用自家扯的草药治疗，先是熬了喝，后是捣乱敷敷，直到有个土郎中发现生命垂危才送去医院，医生说：“你们好大意呀！再不来这孩子顶多两天小命就没了，幸好是良性肿瘤，否则也捱不到今天。”于是赶紧开刀动手术，我才捡回一条小命。
我从不抱怨大人，家里本来就穷，没钱，最主要的是我从小对肉体上的伤痛忍耐程度超出大人想像，我既不哭也不闹，问我疼不疼时我总是摇头。加之不少人说只要那个包长穿头就自然不治而愈了，所以都以为没大碍。但我从此便以为自己是个为被重视多余的人。
从那以后我变得更加倔强，无论谁打我，用什么打，我都不会掉一滴眼泪，也不会哼一声，我除了将名誉视若生命般宝贵，相反把生命看得很淡。鬼门关都去过了，别的还有什么好怕？跟小弟玩耍时无论谁闯了祸，挨打的总是我。小弟闪人，我仍像个木桩钉在原地，是我错了心甘情愿受罚，若非我错，为证明自己清白，更加不会走开。母亲打我，我一般会心服，父亲打我我不可能还手，但一定会顶嘴，一句顶十句。
我始终觉得他没资格做父亲，他对我们就像没有血缘关系似的，还不如别人抱着的孩子心疼，我们从小不知父爱是什么滋味，哥哥姐姐对他的家长专制敢怒不敢言，我是唯一敢顶撞父亲，对他以牙还牙的孩子，当然顶撞的结果是气得他哑口无言，只好将细条子换成粗棍子，单手打换成双手揍，我便落得遍体鳞伤的下场。母亲对这种专制无可奈何，不敢护也不敢拉，越拉他会越打越来劲，反而将我们打得皮开肉绽。事后她会埋怨：“你不会像你小弟一样变聪明点？”
“我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跑？小弟错了，凭什么打我?这公平吗?”
“我跟他半辈都不知道什么叫公平，你一个晚辈还想跟他讲公平？”母亲总是无奈地叹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