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段鹏如此一种态度，三哥沐忠罕有些尴尬，这些日子来，为避免嫌疑，他一直与段鹏没有单独接触的，也正是基于此，锦衣卫云南处也仅仅是派出了肖大人前来。
“段指挥使，你还是与诸位大人一个说法吧，这样与你，与大家都好。”沐忠罕如此说到。
听罢，段鹏这才睁来眼睛，看了看堂上的各位大人，这才冲着段兴一示意，道：“”哦，此事段兴佥事比较的清楚，就由他来说诸位大人听吧。”
见状，沐忠罕也不好怎么反对，只好对着段兴说道：“那就有劳段佥事了。”
于是，段兴站了起来向众人抱拳行礼，然后道：“沐大人，诸位大人，我永昌卫衙门是在十月初起，就不断的接到驻铁壁关陈超游击的告急军报，小股缅军从关隘的两边侵袭了周边的地区，经九山十八寨的召罕大头领的协力，擒拿这该股缅军，经审讯而知，太公城里缅军为再度掌控蛮莫的宝石矿，正集结了数万的军力，准备发动大规模的突袭，这些人则是他们的先头探子。不仅如此，前后还分别接到了汉龙关和天马关的鲍强，李巍两位守备的禀报，均发现了缅军活动的迹象。经我腾冲，永昌两卫衙门研判，缅军可能要在多头发动攻袭，以来打乱我们的部署。故此，我们不得不分兵把守各处要地，谨防疆土的失守。”
段兴说到这里，他拾起摆放在桌上的一摞纸，道：“沐大人，这里有腾冲卫驻各要隘的军情汇总，还有九山十八寨召罕大头领的条陈，陇川宣抚司的通报，及缅军俘虏的口供，同时，里面还有近期我军将士在缅军骚扰之下死伤的花名册，请诸位大人过目。”说着，他离位把这些东西呈递到了沐忠罕的案头。
返回之后，段兴继续叙述道：“边境危情，我们在第一时间里就上报至了云南都司里的，并在后期也提供了大量的详细内容。”
此话一出，众人的眼光开始有意无意的盯上了云南都司王佥事。而由于牵涉太重，原本不打算言语的王佥事，见此情形，只好硬着头皮说道：“嗯，腾冲卫上报的“军情”，本官只是知道点，而并不知晓太多，此事张指挥使大人应该知道的更清楚些。”
“如此说来，这边境危情还是确有其事嘛。”沐忠罕翻阅着手中之纸，叹气的说道，不知道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而在堂下跪着的顾宪凯闻听后，脸色大变，他很清楚这种诬告上司的后果，一旦属实，那“抗命”之罪就毫无疑问的会戴在了他的头上。
“沐大人！”顾宪凯急切的跪行了两步后，大声说道：“这是段鹏的蓄意所为！大人不要轻信啊！”
而此时老僧般的段鹏听了此话后，眼睛一瞪，对着顾宪凯怒吼道：“蓄意所为？！顾宪凯！你究竟有何目的？！这边关将士的所有条陈，全部被你诬陷成“蓄意所为”！那好，我就下令让他们全部回来与你对质一番！”
“不可！”沐忠罕，云南都司王佥事及云南布政司的陈参议几乎同时出声制止住了。这三人是明白人，驻守之将抽回，无异于群龙无首，如果这样的话，边关就真危险了。
“段指挥使，我与诸位大人并不是不相信你们，可事情总有个起始吧？所谓不辩不明，公堂之上，各自陈述自己的想法，对大家都是有益处的啊。”沐忠罕宽慰着段鹏，“像陈超游击，我看过他两次渡江而战的谋划，还是很有思路的嘛。”
见风向在逐渐的转变，顾宪凯慌不择乱的继续大喊道：“诸位大人，段鹏在陇川私采银矿，牟取非法所得！银矿就在户撒附近！”
段鹏听了此言，摇了摇头，只是看了看段兴，俩人都对此不解释。
而云南布政司的陈参议听后，则大吃一惊，这种话可不能乱说的，于是，他急忙打断，道：“顾宪凯！你不要信口开河！陇川是什么地方？！”
陈参议的这一提醒，堂上的众官员都已经清醒不过了。
这顾宪凯已经认可“谎报军情”的诬陷了，而“银矿”之事，则不是他有权限去说三道四的。要知道，陇川可是土司世袭掌管的宣抚使司，朝廷对这些地方可是尽量以安抚为主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一直归顺。顾宪凯的这话，一旦传到土司们的耳朵里，又不知要掀起什么风浪来的。
心知肚明的沐忠罕马上说道：“来人啊！把这犯官顾宪凯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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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进行的“都察院云南道驻永昌府两位御史的书面弹劾”查实，情况也相差无几，段兴之前带着众官对城中商家及军屯户的走访，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结论是，段鹏所作所为，大体之上还是未有费文博御史所言的“害民”，但在具体操作上，还是欠妥，有待改进。
如此的结局，让都察院云南道及云南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员大失所望，而对段鹏来说，却未有丝毫的轻松。后来他曾反复揣测过此事，他认为杨镇宇在昆明的“幕后运作”，是起到了相当关键的。无论是黔国公沐天波，还是云南布政司，云南都司里的主事之人，可能都对未来的“变局”有所察觉，此时刻意去处置一位边关要员，实非明智之举的。
而段鹏在此局较量中占了上风之后，他马不停蹄的再次对永昌府所属辖境内的军田进行了调整，如同腾冲卫一般，他把这些“军田”全部分解到了普通军户手中，按各家各户来“租种”，彻底瓦解了千户所里的军官对军屯户的掌控。
至于永昌卫被抽调而走的将士们，则在这些事态完全平息下来后，被转调了回来，并重新开始以“募兵”方式来招募军士，采取了与腾冲卫和蛮莫一样的法子，“精兵术战”！
为应对日益增多的关隘重地驻兵问题，由永昌府颁布公告，在蛮莫城里初试“准军制”，这是段鹏先前在蛮莫征兵方式的一种延续，从法度上去“规劝”。大意为，城中十五岁至二十三岁的男人，可以参加城内“军需司”单独设立的“役兵营”，时间为两年。这是一种半训练半念书的营所，将担负城中的警戒任务，必要时也将出战。虽然这只是一种自愿的方式，但蛮莫衙门方面，则对此营“开出”了必要的扶持。其一，今后衙门衙役及低级小吏的招募和任命，将全部来自此营的将士；其二，期满两年后，出来之将士可以得到“怡昌钱铺”及衙门“税课司”的优待。
在商家方面，大败保山商家后，知府衙门和永昌卫所，开始强力推行“怡昌钱铺”的银票，市面上由甄一乐操纵的巡捕房，对这方面是很有手腕的。这种四地银钱的一致，对永昌府衙门来说，是有着莫大益处的。
段鹏对此的思路是由来已久了的，这涉及到一个“铸币权”的精要问题。
在大明初期，无论是铸造铜钱，还是发行大明宝钞，在一段时间内，朝廷对银钱的发行和流通，都具有决定性的控制和影响。在这个时期，朝廷的一些禁令，如禁用银、禁私铸、都可以认为是朝廷力图把银钱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采取的一些措施。甚至有一段时间为了确保钞法通行，禁行钱，“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因钞法阻滞，诏禁用铜钱，“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
但到了英宗登位以后，情形就发生了变化，那些通过科举而入朝堂之上的商家之人，不断显示出他们在决策中的影响力。于是先是诏“弛用钱之禁”，后又“弛用银之禁”。随后就是钞法不断崩坏，成化以降，钞法全面崩溃，钞法自弘正间废，及至嘉靖初，更是“钞久不行，钱已大壅，益专用银”。
“对明朝的禁私钱政策，商人便联合起来予以抗拒，而且往往这些商人甚至能够迫使朝廷让步。如嘉靖八年禁私钱，由于奸党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至货物翔踊，其禁遂弛，乃至于七八年后，明朝官吏再次提出严禁私钱时，不得不担心他们昔既得计，今必踵而袭之。”
这也是段鹏之所以一开始就刻意要采取印制“银票”的缘故，用自己印制的“花花绿绿”银票，来换取他人“真正”的实质物件，这是傻子都知道干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