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认识即认为农业是本，商业是末，历代封建王朝从来就是强本抑末。商鞅变法的“重本抑末”即奖励耕战，结果把秦国变成了收割人头的杀人机器。汉朝通过“无为而治”避免了秦朝短命的悲剧，但“重本抑末”理念却像幽灵一样萦绕不散。秦汉以降，随着封建朝代的更替，“重本抑末”理念深深地烙印在民族的思维中。研究历史，分析中国的国情，有人认为“重本抑末”造成社会弊端：那就是导致国家的工业不能升级，工业不能升级导致制造不出强大的武器，没有强大的武器只能被游牧民族反复的蹂躏，政府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略只能穷兵黩武，穷兵黩武需要大量的后勤军粮，只能变本加厉的“重本抑末”，这就是为什么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周而复始，一直没有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当然，这也是近代中国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后，国人才获得的教训。客观而论，片面地“重本抑末”，对中国而言，害处太大，因为它让中国社会长久地丧失了经济和思想的活力，更让历史悠久的民族失去了主导世界的机会。
商人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晚清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初始时期，商人传统的义利观在发生变化。商人们所追求的义，除了一部分还属于儒家伦理中的传统内容之外，更多的则是注入了近代的新内容。在许多爱国的近代商人看来，最大的义已经不是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是在于通过发展工商实业，为救亡图存、富国利民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有不少商人将自身经济利益的得失与国家的存亡绝续联在了一起。他们意识到随着主权的丧失，国家的灭亡，商人之利也无法得到保障，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利之所系，很大程度上在于维护国家主权。正因为有这种新的认识，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务总会在发起抵制美货运动时提出了“伸国权而保商利”的口号，并得到全国各地广大商人的积极响应，很快就使这场大规模的民族主义爱国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涨声势与普及程度。熟悉晚清历史的人都知道，“利权”一词，无论在清末的各种报刊杂志上，还是在众多商界有识之士的言论当中，甚至在清朝封疆大吏的奏折中都是一个频繁出现的新概念。这一概念所指的利，显然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商家个人之利，而主要是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利益。对利润的孜孜以求，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的商人都已经对义弃如敝屣，实际上不少商人仍然重视义，尤其是在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义时，不少工商巨子表现出炽热的爱国之情，并在行动上作出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致力于救国救亡的义举。
王炽、李耀庭出身低微，崛起于阡陌。他们丢弃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告别了农耕。他们用经商的历史，书写了人生的辉煌。
他们都在成为巨富后，造福社会、造福乡梓。如前所述，中法战争时，王炽、李耀庭为军队汇兑军饷，为岑毓英垫资军费60万两；李耀庭响应政府号召，为修筑铁路，毅然拿出一半家产购买铁路股票；国难之时，王炽、李耀庭为逃亡中的清廷供银四十万两；为山西、陕西灾荒捐资一百万两。这是有担当的行为，是一种胸怀、一种境界。“官之所求，商无所退”这正是王炽、李耀庭商人重义的写照。
注：上海商务总会系工商业团体。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由商务大臣盛宣怀奏准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总理为严信厚，此为中国第一个全市性商会。公所以“明宗旨，通上下、联群情、陈利弊、定规则、追逋负”为宗旨，内以处分华商争端，外以对付洋商之交涉、联络商情、挽回利益。下设4个商务分会，公所设在上海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五昌里。光绪三十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称上海商务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