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我们应该留下。但在大多数夜里， 我们都被枪炮声吓得睡不好觉。每个人都陷入持续的焦虑状态。一天晚上， 我们被尖叫声唤醒。
我们家新近增添了几只宠物———三只白鸡和一只白兔。兔子是胡沙尔的朋友送他的， 我们任它在家里随处活动。阿塔尔当时只有五岁， 他很喜欢那只兔子， 所以它常常就睡在我父母的床下。但兔子到处撒尿， 因此那天晚上， 我们把它放到了户外。大约是午夜左右， 一只猫经过， 咬死了它。我们都听见了它凄惨的哀号。
阿塔尔不停地哭泣。“等太阳出来以后， 我要给那只猫点颜色看看。” 他说， “我要杀死它。”
这听起来是个不祥的预兆。
15离开河谷
离开河谷， 比我之前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艰难许多。我还记得祖母以前经常背诵的一首拓帕： “普什图人不会自愿离开他的土地。
若要离开， 不是因为贫穷， 就是因为爱。” 现在， 我们因为诗人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第三个被迫离开的理由———塔利班。
离开我们的家， 让我觉得心如刀割。我站在屋顶眺望远山， 亚历山大大帝曾登上白雪覆盖的埃勒姆山顶， 在那里碰触到了木星。
我看到了树木正在萌芽。今年， 我们家那棵杏树的果实会被其他人采摘吧。世界悄然静寂， 就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河流和春风都静默了， 甚至连鸟儿都停止了鸣叫。
我想哭， 因为我从心底感觉到， 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我的家了。
纪录片的制作人曾经问我， 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斯瓦特， 永远不再归来， 我会有什么感觉。当时， 我认为那是个愚蠢的问题。但现在我发现， 所有那些我无法想象会发生的事情， 都发生了。我以为我的学校不会关闭， 但它关闭了； 我以为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斯瓦特，而我们正准备离开； 我以为有一天斯瓦特会脱离塔利班的魔掌， 我们可以开心地过日子， 但直到现在， 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我开始流泪。现在的局面， 就好像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带头去做点什么。我堂兄的太太哈尼开始抽泣， 然后我们全部都哭了。
但我的母亲却显得非常沉着而勇敢。
我把所有的书籍和笔记本都放进书包里， 然后开始用另一个袋子打包衣物。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 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条长裤，然后从另一个抽屉里取出一件上衣。就这样， 我整理出了一袋上下身完全不搭的衣服。我没有带上任何学校的奖状、照片或私人用品，因为我们要搭乘别人的车， 空间有限。我们家没有任何值钱的物品，像是笔记本电脑或珠宝首饰之类的。我们仅有的贵重物品就是电视、冰箱和洗衣机。我们过着很朴实的生活———我们普什图人喜欢坐在地板而非椅子上。我们家的墙上有洞， 每一个杯子和盘子都有裂缝。
直到最后， 父亲仍旧抗拒“离开” 这件事情。然而某天， 父母的一位朋友在战火中失去了亲人， 他们前往那户人家慰问。看见那户人家哀伤的面容， 母亲下定决心要离开。她告诉父亲： “你不一定要跟着去， 但我要走， 我会带着孩子一起去香拉县。” 母亲知道父亲不会任她只身离去。母亲受够了枪战和神经紧绷的压力， 所以她打电话给阿富扎医生， 求他劝我父亲离开。医生和他的家人也正要离开， 因此愿意顺道带上我们。我们家没有车， 幸好我们的邻居萨芬娜跟她的家人也要离开， 可以顺便帮我们带一些人， 而其他人则跟着阿富扎医生一道离开。
2009 年5 月5 日， 我们成了IDPS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这听起来很像某种疾病的名称。
我们人数众多———不止我们家五个人， 还有我的外婆、我的堂兄及他的妻子哈尼， 还有他们的小婴儿。此外， 我的弟弟们还想带上他们的宠物鸡———我养的那只死掉了， 因为我在冬天用冷水给它洗澡。虽然我后来把它放进屋内的鞋盒帮它取暖， 还找了所有邻居帮它祷告， 它最后还是没能活过来。母亲拒绝带上那些鸡， 她说：“如果它们把车里弄得一团乱该怎么办？” 阿塔尔居然提议可以给它们穿上尿布！ 离开时， 我们留了很多水和玉米给它们。母亲又要求我把书包留下， 因为空间实在是太小了。我很害怕。我走过去， 对着书本默念《古兰经》里的经文， 试着借此保护它们。
终于， 所有人都准备就绪了。母亲、父亲、外婆， 我的堂兄和他的太太及宝宝， 还有我那两个弟弟， 全都挤进阿富扎医生的厢型车后座， 车上还有他的太太与小孩。有些小孩坐在大人的膝上， 更小的小小孩则坐在小孩的膝上。我比较幸运———萨芬娜家的车上人数比较少， 但我因为失去了自己的书包而心情沮丧。因为我把书本分开打包， 而现在我只能眼睁睁地抛下它们。
我们分别从《古兰经》中挑出一些章节， 并做了一个特别的礼拜， 以求保护我们甜蜜的家园与学校。然后， 萨芬娜的父亲发动汽车， 我们就这样慢慢驶离了我们的街道、家园、学校， 离开我们的小世界， 走进未知。我们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再见到我们的故乡。
从照片上， 我们看到过军队在一次对抗巴焦尔武装分子的行动中，将一切碾平。我们觉得， 我们所熟悉的一切都将被摧毁殆尽。
街道上拥挤不堪。我从未见过人们如此惊慌失措。汽车和人力车到处都是， 骡车及卡车上也满载人和行李。甚至还有一家人全部挤在一部摩托车上， 搞得全家人都在努力维持车的平衡， 使其不致翻倒。更有数以千计的人徒步逃离， 只是把衣物塞进背包里， 背着就走。这看起来很像是整个河谷在集体搬迁。有些人认为普什图人是一支早已失落的以色列部落的后裔， 面对此情此景， 父亲则说：“看起来， 我们就像是要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 但我们缺了摩西领路。” 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 他们只知道他们必须离开。这是普什图人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潮。
正常情况下， 要离开明戈拉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但是， 塔利班砍倒了几棵巨大的苹果树， 挡住了部分去路， 因此， 所有人不得不拥挤在同一条道路上。现场真的是人山人海。塔利班持枪在道路上巡逻， 也在建筑物的屋顶上设置了哨卡， 监视着我们。他们命令群众把车排成一列， 而他们用来发号施令的， 不是哨笛， 而是武器。
“塔利班交警。” 我们试着用玩笑来打起精神。隔着差不多的距离，我们接连通过军队与塔利班的检查哨。看起来， 军方再一次没有注意到塔利班就在他们眼前。
“可能他们视力太差，” 我们大笑着说， “差到看不见塔利班的人。”
车辆的拥塞造成道路拥堵。旅途漫长， 我们全身湿黏黏地挤在一起。通常， 汽车旅行对于我们这些很少出门的孩子来讲， 不亚于一场探险。但这次不同， 每个人都很沮丧。
在阿富扎医生的汽车上， 父亲正在跟媒体朋友通话， 来给这场河谷版的《出埃及记》做实况评论。母亲一再要求他压低音量， 担心塔利班会听见他的声音。父亲的嗓门很大， 母亲常开玩笑说他根本不用打电话， 用喊的办法对方就可以听得到。
我们总算穿越了马拉根德的山隘， 把斯瓦特抛在了身后。天色向晚时， 我们抵达马尔丹， 这是一座闷热而繁忙的城市。
父亲不断对每个人强调： “过几天我们就能回家了。一切都会安然无恙。” 但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
马尔丹已经有好几个由联合国难民署(UNHCR) 提供的白色帐篷组成的巨型营地， 就像那些在白沙瓦提供给阿富汗难民住的一样。
我们不打算住进营地， 那不是个好主意。有近200 万人逃离了斯瓦特， 你不可能把200 万人塞进那些营地里。就算我们真能找到一顶帐篷， 那里面也是闷热难当。而且据说各种疾病， 比如霍乱疫情，已经开始散播。父亲说， 他听到传言， 有些塔利班甚至会躲在帐篷里， 借机骚扰女性。
那些有办法的人会住进当地人的家里， 或者跟亲友共住。令人惊讶的是， 马尔丹与邻近小镇斯瓦比的居民居然收容了3/4 的ID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