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以后，土地制度和其他各项典章制度一样，“多因前代旧制”。从产权角度看，明朝的土地大致可分为两种：“官田”（公田）、“民田”（私田）。赋税制度，大致相当于“两税法”+“差役法”。
朱元璋在土地制度上的革新之处，在于全面推行了鱼鳞册制度。鱼鳞册，系王安石变法之方田均税法的产物。鱼鳞册制度，既是政府掌握全国土地数量的依据，也是征收田赋的基础，还是土地交易的凭证。
“靖难之役”之后，明朝定都北京。为了维持首都的防卫和营运，疏通大运河，移民，征战，都需要一笔不菲的开支；此外，防止首都的边患，军费开支浩大；官僚体制变革，导致机构臃肿。凡此种种，导致中央财政入不敷出，百姓亦不堪重负。
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了土地制度变革。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编制了新的鱼鳞图册，内容较之洪武时期更加精密完备。
清丈田亩的告成为全面改革赋役制度创造了条件。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
“一条鞭法”手续简便：一条鞭法田赋、力役及杂税合并，简化了赋役名目和征收手续，使官民两便。
“一条鞭法”使百姓受惠：一条鞭法按照田亩和人丁摊分赋税，将部分力役并入田亩计算，可减轻无地或少地贫苦农民的负担。
“一条鞭法”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朱元璋建立的“画地为牢”的社会秩序的解体。如梁方仲所说，“一条鞭法”改变了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一条鞭法”，不另征丁税，而力役又可纳银代替，故人民有较大的迁徙自由，可往城市另觅生计，刺激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今人对“一条鞭法”的批评，最大者莫过于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即认为将徭役杂敛合并于田粮之中征收，虽得一时效果，但其后如遇到财政上的额外用途需要，政府则不免重启役税加派的老路。到一定时候进行税制整顿或改革，又可能将这类加派纳入正税，过后又会有新的加派。“黄宗羲定律”是错误的，道理很简单：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负担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加下去，当税负高到可能侵蚀他的生存基础时，形势就会发生大变：抛荒、投献，甚至揭竿而起。拿相隔数百年好几个朝代的税目来作简单比较，说明不了问题，统计数据也不支持。
如果说，“一条鞭法”的负面影响，我想，或许为它是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但这只是一个“非意图性的结果”。“一条鞭法”施行以后，田赋的缴纳才以银子为主体。由于白银的需求集中在商业流通和政府税赋分配的需要上，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则受到挤压。
黄册和鱼鳞册制度
明朝建立以后，土地制度和其他各项典章制度一样，“多因前代旧制”。
例如，从产权角度看，明朝的土地大致可分为两种：“官田”、“民田”。《明史？食货志》说，“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堧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这段话，大体概括了明朝土地的种类及其归属和官田的内涵。
其中，“官田”是公田，也就是公（国）有土地，法律上禁止自由买卖；民田，是私地，为民所自有，允许互相交易。就数量而言，明代全国官田少，而民田多；在明初苏、松二府则是民田少而官田多。明中叶以后，官田逐渐私田化，其科则与民田合而为一。
明初的土地税制，也因循旧制，内容如下。
（1）征收税额：税分两等，官田每亩课税五升三合，民田每亩课税三升二合。
（2）征收次数：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
（3）征收形式：以缴纳实物为主，夏税所纳是麦，秋粮所纳是米，称为“本色”。如将应缴纳的食粮折算为银钞，称为“折色”。赋税直接缴纳金银货币者很少（明初禁止民间使用银子，发行的大明宝钞和洪武通宝由于兑换混乱，没有流行，反映明代前期商品经济尚不发达）。明代前期土地买卖契约使用货币很少，实物交易多。
除了土地税，明初还征收“力役”。内容如下。
（1）服役年龄：明初规定，民年十六岁为成丁，即须服役，年六十免役。
（2）力役种类：分里甲、均徭、杂役三种。里甲以户为单位，负责管治本里的事务；均徭以丁为单位，为官府工作；杂役是临时征役。
（3）以银代役：明代容许出钱代役。凡亲身服役的叫“力差”，纳银雇人代替服役的叫“银差”。
由上述内容看，明初的赋税制度，大致相当于“两税法”+“差役法”。
朱元璋在土地制度上的革新之处，在于全面推行了鱼鳞册制度。
鱼鳞册原系王安石变法的产物。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内容是方田均税。当时，丈量各地土地时，有些州为了防止漏报、瞒报，有司将各户的土地、山塘一块一块地核实，标明其面积、坐落，绘成图样。因为把这种图连接起来，形状类似鱼鳞，所以叫“鱼鳞图”；“鱼鳞图”按户集结成册，叫“鱼鳞图册”。宋代婺州、漳州等地曾经编造，虽未广泛推行，但为明代鱼鳞图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末明初，朱元璋用战争的形式，一统天下。可惜，无情的战火，也同时把事关军国大计的户籍、田籍，或者化为灰烬，或者残缺不全。“版籍多亡，田赋无准”，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朱元璋深感忧虑。
为了尽快改变“田赋无准”的局面，使税粮征收有所依据，赋役均平，减少矛盾，唯有立即制定田籍。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令户部核实天下土田。于时，江、浙等地豪民富户极力与朝廷争夺人口与土地，为了逃避赋役，他们往往将自己的田产隐瞒起来，诡寄于亲邻、佃仆之家，谓之“铁脚诡寄”。久而久之，相沿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骗府，奸弊百出，称为“通天诡寄”。结果是平民百姓赋役负担越来越重，富者愈富，贫者益贫，社会矛盾更为尖锐，拖欠税粮的现象日益严重，皇权的物质基础受到威胁。明太祖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以赋役不均，命令户部编造“赋役黄册”。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正月，赋役黄册造成。二月，明太祖命户部复核天下官田。赋役黄册对于加强户口管制，健全基层政权组织，维护社会秩序，完成赋役任务等都起了不小作用。但它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丁粮之数，类多错误”，尤其是因偏重于户口，那些田产多者便经常从中钻空子，搞名堂，减轻自己的赋役负担。由于当时赋役是按照人丁、事产佥派，丁、田都必须负担。所以，单有赋役黄册仍然有缺陷。对于这一点，明太祖说得清清楚楚：“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赋役均，则民无怨。”又说：“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历代相承，皆循其旧。今民愚无知，乃诡名欺隐，以避差役。互相仿效，为弊益甚”，以致“一里之内，贫富异等”。欲验“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使民无怨，就必须同时弄清户口和田地。既要在普查人口的基础上建立户籍，又要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建立田籍，并使之互相发挥作用，相辅相成。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开始，明太祖便先后派遣国子监生武淳等人，到各地监督绘制土地册籍。土地丈量的重点是江南地区和北方各省，因为这些地方的土地册籍，散失最甚，土地占有情况也变动最多。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二月，浙江布政司、南直隶苏州府等府县，首先编成“鱼鳞图册”，进呈朝廷。随后各地陆续编制完毕。编造田籍的工作随之结束。
黄册以户为主，详列旧管（原来登记的户口数）、新收（新出生或迁入的户口）、开除（迁出或死亡者的户口）、实在（现在实有的户口）之数为“四柱式”，也就是四项主要内容。“鱼鳞图册”与之不同的是，它以田土为主，各类田土及各种田质，如平原、山地、低洼地、新开田土、田地肥沃与贫瘠、沙荒地、盐碱地等之差异，均列入其中。
“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凡是典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由官府记录在籍，有案可查。田土纠纷因此减少。隐瞒田土、转嫁税粮、产去税存的现象也有所改变。
鱼鳞册与黄册互相配套，经纬结合，户口制度与土地制度并行不悖。朱元璋从此既控制了全国户口，又掌握了全国土地，立法可谓完备。
关于鱼鳞册制度，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籍学者何炳棣先生多次发表论著，称“六百年来最为传统及当代史家称道的明初全国各地履亩丈量绘制的《鱼鳞图册》根本不是史实而是‘传奇’”。
其实，早期的鱼鳞册的质量是有保障的。为了确保黄册和鱼鳞册的质量，也为了以后的政权稳固，朱元璋创建了基层组织。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在前面的章节中介绍过，在汉朝的时候，地方有自治组织“三老”，都代表地方，协助政府。到了隋唐，这种制度有名无实。五代以来，则征调力役。宋朝则因循这一制度，结果百姓深感“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王安石变法时，采取了免役法规定，改无偿劳役为用钱雇役，但这不是长久之计。税赋主要来自农业的社会，要让财税等来源有保障，作为一个新政权，就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可控的基层组织。
为了保证黄册的质量，朱元璋建立了里甲制，从内容看，它脱胎于“三老”制度。它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其中十户为里长，推选丁粮多者十人充任。里以下每十户为一甲，设甲首一人。里长也是一种差役，轮流充当。服役期间，所有追征钱粮、勾摄公事、祭祀鬼神、接应宾旅以及官府征求、民间争斗等都在职责之内。乡村里长还要经常督课农事。里中德高望重者，被推为“老人”。“老人”职在导民向善，平息民间各种纠纷，剖决是非。里中建有旌善亭，张榜公布民间善事，申明亭张榜公布恶行，以示奖惩。里长与“老人”有政绩者，可被皇帝召见。“老人”甚至可以会同村众逮解不法官吏。
为了确保编制鱼鳞册工作，朱元璋建立了粮长制。粮长制，于公元1386年设定，即随税粮多寡定区，设立粮长。以税粮一万石为一区，每区设粮长四人，“以田多者为之，督其乡赋税”。这一点，与大造赋役黄册时编民为里实行里甲之制，设立里长、甲首完全一样，也是先抓组织落实，责任到人。这样朝廷就可以少为征纳税粮之事操心。
在编制田籍的过程中，朱元璋还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在土地分配与开发上实行不同政策，既有原则又灵活多样。如针对中原地区田地荒芜数多的特点，命中书省臣议定土地分配办法，计民授田。并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五月设立司农司，专门经管河南各处垦田事务。临濠地区，以地多闲弃，故验民丁力，计亩给田，以尽地利。又令富者不得兼并。北方近城地区，因地广人稀，“地多不治”，召民耕种，每人给田十五亩、菜地二亩，三年免纳税粮。
制定田籍，清理出一些漏脱、欺隐的土地，有利于局部调整生产关系，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农村安定，生产发展。而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又有利于加速土地开发。当时明确规定：凡由官府资给耕牛、农具者，收其租税；凡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永远不纳税粮），各地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比较充分的调动。
朱元璋的土地政策，效果很明显。一是土地面积大大增加。明初，农民垦荒的结果，是使耕地面积明显扩大。洪武时，各州县每年垦田少者以千亩计，多者达20万亩。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除军屯、牧马草场和永不起科地，全国纳税土田总数达387.4万余顷。洪熙年间，更增加到416万余顷。
二是粮食产量增加。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和经济作物总产量也提高了。这从田赋收入的增加上反映出来。公元1381年，全国征收麦、米、豆、谷261005251石，到公元1393年，增至327898000石，12年间，增加了600多万石。棉花的种植比宋元时更加普遍。不仅闽、粤、赣、江南、湖广，就连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也开始大量种棉。
靖难之役
自秦始皇统一之后，郡县制成为行政区划与管理的主要形式。但是，一些朝代建立之初，却短暂地采用封建制。西汉、西晋等朝代都曾在建立之初搞过封建制。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因为担心属下篡位，通过蓝玉案、胡惟庸案等，清洗了功臣和巨家大户，此后又陆续把诸王分封到边境要塞以及重要城市。分封目的有二：一是加强对北部蒙古的防御；二是防止朝廷奸佞篡夺皇位，“屏藩王室”。
朱元璋总共分封了二十五王。他们一部分镇守着东起辽东，西至甘肃的各个军事要点，保卫北方边防，防止蒙古南下。其余者分驻内地，星罗棋布。
诸王权力很大。一是拥有军事指挥权。所谓护卫甲士，少则3000人，多则19000人。二是诸王均设置有文官武将。三是朱元璋还赋予诸王特权。如面对中央奸臣，诸王必要时可以“奉天子诏”，领兵“靖难”。
朱元璋或许忘记了西汉的“七国之乱”，也忘记了西晋的“八王之乱”。他以为分封宗藩可以使得朱氏天下高枕无忧。哪知他去世之后，就发生了“靖难之役”。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死，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因为手握重兵的藩王存在，与中央集权大趋势逆流而动，建文削藩势在必行。削亦反，不削亦难说不反。建文首先削除了势力较小的藩王。
随着建文削藩政策的推行，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公开反叛，以清君侧为名，率军南下，号称“靖难之师”。战争历时四年，结果朱棣取胜。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朱棣在南京登位，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史称的“靖难之役”，实质上是一场皇权争夺斗争。
明成祖即位后，接着削藩。北边诸王，有的被迁至南方（如军事势力大的宁王被徙南昌）；有的被废为庶人；有的被削去护卫。诸王势力大大削弱，军政大权更加集中于皇帝了。
朱棣长期经营北边，北京是其兴起的根据地。建文帝的支持者，多半是江南士族，朱棣对他们大开杀戒，因此结怨于江南。再继续待在南京做皇帝，已经失去执政基础。朱棣即位后即决定营建和迁都北京。
但是，在北京建都，面临两个难题：一是边患。为此他增设北京周围卫所，大量从南方迁移人口到北京。为巩固边防，朱棣亲自率兵五次北征。此外，对其他边疆地区也发动多次军事行动。
二是给养。修建都城，维持北京的都城地位，以及开展军事行动，都需要给养。
为此，朱棣命人疏浚南北大运河。一切就绪后，公元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改称京师，南京作为留都，二者并称“南北两直隶”。南京诸司设置继续存在——称“留守”诸司。北京从此成为明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疏通南北大运河，不是一个小工程。隋炀帝修筑大运河，劳民伤财，加上其他因素，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