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赊账的本领”。夏秋季节，农场附近的社员常挑着自产的瓜、果、梨、枣到农场来卖，一些小青年既嘴馋又兜里没钱，便打个欠条赊账：其中确有事后归还欠账的，大多数是石沉大海。原因是社员手中的欠条找不到下家，有的信口胡编，子虚乌有，有的千脆都欠到连长、营长的名下，让当事人莫名其妙，有苦难言。
以上几例只不过是几片浊浪，几束野花，远非知青问题的主流。
知青问题影响了一代人。知青问题已是一段远去的历史，似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贬多于褒。但是有一条是不容否定的，那就是：知青道路锻炼了一代人，知青群体中走出来一大批有用之才。因有一段知青生涯“垫底”，他们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应变力，他们好学上进，吃苦耐劳，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夏秋生产匆匆度过，当年收获并未给它的播种者带来多少喜悦：由于新开荒地盐碱大，缺苗很多，加上病虫害的袭扰，生产计划远远没有完成，“吃饭问题”远未解决。那个时候的人们不知道也不可能从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上找到原因，将基归结为“主观努力”不够而把希望寄托于来年。
世界上的事就这么奇妙：谁会想到若干年后，靠“家庭联产责任制”即“包干到户”，偌大中国会迅速变成“余粮户”，玉米、南瓜身价倍增，一跃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可是想当年堂堂国营农场却长期处于饿饭之中，确是无情的事实。
曾源在团部机关可算得上是一位“大忙人”：他既是安置办公室的主任，又是行政办公室的秘书，成天忙得团团转。那时候农场里不过星期天，实行“大礼拜制”，即每半月休息一天。即使这样，曾源由于一个“忙”字，连“大礼拜”也常捞不着休息。农场的条件差，工作困难多，弄不好还要得罪人，贾成龙便是一个最难缠的人。曾源得罪于他，原因有三：
一是闲言招祸。曾源与贾成龙是相识多年的故人，有意见直来直去，坦诚相见。有一天一位连队指导员闲谈中与曾源谈及贾成龙，说他下基层办事，口气很大，一副“层嵩临下”的掸字，对莪们这匙葚层芊部劲不劲就训斥一銎，让人很不舒服。其实这位指导员论资历不比他浅，论级别也不比他低，更何况人家言之有理。贾成龙作为团机关的一名干事，显然摆错了自己的位置，说话、办事的方式欠妥当，事后曾源婉转地将这些意见告诉贾成龙。可能是伤了贾成龙人事干部的优越感，便半开玩笑地回敬曾源道：“嗬！有人告我的状告到你那里，也不嫌告错了地方。”潜台词是说曾源：“多管闲事！”
二是打抱不平惹人。根据上下对口的传统模式，机关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凡以党委名义行文，一律由政治处签章下发；以行政名义行文，一律由行政办公室签章下发。贾成龙仗着身处党委办事机关，肆意破坏规定章程，引来一场纠纷。有天下午，生产科一位畜牧技术员拿着一摞油印文件，忧心忡忡地来找曾源曾秘书，人家政治处的贾干事不给盖章，文件发不出去，你看咋办哩？”曾源拿了其中的一份文件看了看，其内容是党委批转各支部“抓好牲畜越冬问题的通知”。这份材料清清楚楚是党委印发各支部的文件，按规定该由政治处管没错。那个畜牧技术员说我又不是党员，发各支部怎么发也不清楚，贾干事不但不给办，还训人。”
“岂有此理！你等等，我找他去。”这位技术员是机关上有名的老实人，为人本本分分，工作棘棘业业，素不与人争执计较，贾成龙刁难这么个老实人，真是欺人太甚！
曾源向贾成龙问及此事，贾成龙先是说他自己忙得很，顾不上处理这些琐事。他见曾源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反击道：“党内的事难道还要你们行政上干涉？”贾成龙这招是捅到了曾源的心痛处：他是组织人事干事，曾源在党籍问题上心里有创伤，贾成龙偏在伤口处撒盐，曾源脸色铁青，愤愤而归。
三是分房问题吃力讨怨。贾成龙和他的老婆、两个孩子四口人刚搬到四团的一段时间，住在团部招待所的一间房子里，等待找到合适的房子再搬过去。当时四团的住房十分紧张，一般是一户只能分到一间房子，团领导干部中只有党委书记李士奎住新团部，这边有砖木结构的两间房子，一间住家，一间作书记办公室兼党委会议室。其余几位团领导仍在老团部那边住，都是土木结构，每户一间半。团里给贾成龙指定了几处一间大的住房让贾成龙挑选，贾成龙以种种借口想要一间半一套的房子，团里无法满足他。当时曾源一家因有三辈五口人，又赶上章希贤调回城里原单位工作，腾出一处一间半的住房，让曾源搭了个“顺车”搬了进去；现在贾成龙硬是要一间半的住房，曾源是主管这方面的业务人，思来想去只好把自家的住房挪出来给贾成龙家住，又申请在新团部这边要了一间缺门窗的住房让木工略加修理，安上简易门窗，把自己的家搬过去。这间住房只有十二三平米，全家五口挤着住，食宿共一室。此事承蒙团领导考虑到曾源工作特别忙，妻子许如蕙所在学校就在新团部这边又有一个吃奶的孩子，就算格外照顾，公私两利了。
事情这样处理，虽然满足了贾成龙的要求，但因在住房分配的纠缠中，彼此进一步伤了感情，增加了怨气。就贾成龙这边而言，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当年他与叶曼玲的情感瓜葛，曾源与汪继丰知根知底，如今又同在一个单位工作，汪继丰不惹事，也好对付，曾源就有点棘手了，不知什么时候被曾源捅出去，事情就不好收拾了。想到这些，他把曾源看作肉中刺、眼中钉。贾成龙一心想摆脱这个隐患，想来想去，权衡利弊，就是利用自己现任组织人事干部的有利条件，找机会遏制曾源，先发制人，不使他成了气候，最好能将他调出去，至少离团部远一点，省得夜长梦多。贾成龙在等待机会。
这一段时间，对曾源来说，是工作特别忙’家务拖累又相当繁重的日子。他倾注全力，也只能疲于应付。曾源妈的身体远不如从前了。两年多以前在红星农场六分场时，她除了给家里做饭，每天还顶班到面粉厂簸粮食，也还能撑下来，如今这一类的活早就干不成了，成天感到腰腿疼，浑身没劲儿。做饭的事她还是一手承担下去，只不过身子不灵便了，擀面、烙饼、炒菜诸事，她都是跪在坑上干的。儿媳妇许如蕙当小学教师，除了上课，带学生活动外，夭夭学习、开会。回到家里还要奶孩子、缝缝补补，想帮婆婆做饭，婆婆于心不忍，不让她插手。曾源下班回来只能干些挑水、倒炉灰之类的小杂活，包括做饭在内的绝大多数家务活，都让妈妈包揽下来。
曾源看到母亲身体每况愈下，心情十分沉重，他心想，父母受了一辈子苦，自己作为长子，曾立下誓言：将来一定把父母接到身边让他们能享两天清福。没想到一场灾荒，自己未能将父亲从死亡线上救下来，深感愧疚重重。这两年妈妈病成这个样子，本打算用卖掉原籍住房款中的一部分三百多元到城里医院给妈妈治病，一直由于工作忙脱不开身，更主要的是妈妈不同意，她说我的病不要紧，那几个钱留着紧要处再花。”7月间，许如蕙生孩子，因为这边照料不过来，上海那边写信来要如蕙回沪分娩，恰好赶上暑假期间，许如蕙就回上海生了第四胎，是个女孩，取名晴。妈妈据此硬让曾源把这笔钱寄到上海家中，她对儿子说：“钱多钱少是个心意，如蕙几次生娃娃给她的父母添了那么多的麻烦，我们不能只顾自己。”母亲的通情达理，克己宽人，又一次使曾源感动。
现在的这个居室，只有十二三平方米，一个带煤炉的大炕占去近一半面积，加上临窗架了一张木板床，剩下的活动空间实在太小了，转个身子常有“撞车事件”发生。有一次奶奶正在开锅下面，大孙子小明无意中将弟弟小昌撞倒在锅边，右臂上立时被烫起一溜水泡。后在卫生队包扎，换药一个多月才结痂、去痛。
曾源、许如蕙夫妇二人每月工资收人不足12元，这在当时农场的双职工中可算收人不菲，然而摊到抚养人口身上实在是捉襟见肘：全部工资收入除了养活生活在一起的三辈六口人外，每月还要给寄养在岳父家的长女小晶和在城里上中学的妹妹曾红二人的生活费，合起来八口人平均每人不足15元，这还不算生病看医生、吃药、打针的花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