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是完全自由的。也许，也有小说家会有不自由的感觉，但这种不自由，被拘束、被压迫的情形，却不是“他者”强加的，更多的来自于自身。或因为拘泥于小说传统，或受制于阅历见识，或缺乏突出重围的胆量和能力。事实上，小说这种文体给予小说家的自由比小说家需要的还多得多。可以说，小说的自由是无限的，而小说家需要的和享受了的，以及有能力享受的，是有限的。有无勇气，有无能力享受，享受了多少，小说所给予小说家的自由空间，小说家修为之高下，在这里大致也被区分出来了。
金庸便是一个敢于充分享受，且充分享受了小说的自由的小说家。金庸小说最初引人入胜的部位在于他无所顾忌我行我素的狂欢品格，他所叙述的事件是现实生活中没有而人们普遍渴望发生的，他所塑造的人物是日常生活中没有而人们普遍渴望那人就潜藏在身边，在自己需要时越众而出的人物，相比历史人物来说，这些人、这些事与普通人的关系近一些。体察民情的明君，为民做主的清官，打抱不平解人急难的英雄，这些虽也是人们普遍渴望的，但他们毕竟具有非民间性，离自己远一些。而金庸的侠客就生活在每个人的身边，潜藏在各行各业和社会的各个角落，有人的地方就有他们，他们就像人那样生活着，有普通人的地方就有他们，他们就像普通人那样生活着，甚至在没人或不应该有人的地方，也有他们的踪影，比如古墓，比如绝情谷，比如雪山大漠。这让人感到了来自人的无所不在的危险和慰藉。比如，在有人的地方，你可能遭遇坏人、恶人、邪人的威胁和伤害，你处在危险中，但却不是无助的，好人、善人、正人，或仅仅是，因与给你带来眼下危险的人性格不合、有过节的坏人恶人邪人，他们的半路杀出，也会让你暂时得到安全；在没人和不应该有人之地，危险与奇遇同时存在，危险越大，奇遇越大，大危险恰好是大奇遇的媒介，大侠的经历无不如此，普通人消费社会侠义资源的因缘也在这里。
现代社会的人比起先前任何时代的人（这里说的主要是普通公民），都更多地享受了公共资源所带来的福利，但，人的需要从来都是无止境的，乃至拥有的越多，需要的空间越大。制度以内的公共资源需要通过制度去享受，这很麻烦，金庸则干脆设计了一套非制度的公共资源系统，这就是侠义世界。虽然，侠义世界也是有制度维护的，甚至是铁血制度，但与官方确立的制度相比，操作起来要简明得多，平易得多，而且公正得多。比如，你正在遭受坏人欺负，叫警察未必方便，叫来了，要缉凶（还未必缉得着），要讯问，要分辨是非，要寻找证据，要通过司法程序，等你得到处理结果（哪怕是公正的结果），身心不知要受到多少摧残，可是，现场正好有一位侠客，三拳两脚，你得到了保护，作恶者受到了当下的惩处。现世报，实在开心得紧。那么，如何保证侠客行动的正义呢？简单点的，既有摆在当下的事件，也有公众的评价；复杂点的，还有管理侠客的江湖规矩。人们一方面呼唤公共制度的完善，一方面又对各种条条框框不厌其烦，那么，我们不妨一边呼唤公共制度的继续完善——理智地说，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越是普通人，得到的好处越多——也不妨一边跟着金庸去放飞受拘束的心灵，过一种逸出制序的另外的生活，享受自由的快感。前者是现实的生活，后者是心灵的生活。
如果仅从阅读快感来说金庸小说风行华人世界的魅力，恐怕还不够，远远不够。在金庸小说面前，粗通文墨的人如获至宝，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也爱不释手，老少男女，士农工商，穷人富人，很难找到不喜欢金庸小说的人。除了他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娱乐性外，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华夏传统文化的含量也是惊人的，空前的。小说的叙述语言是白话汉语的经典状态，上承明清小说的行文风格，下接当代华人民间语言惯例，鲜活，生动，优雅，俏皮，他用的是真汉语，不是西风东渐后，绝大多数写作者所操持的那种不中不西生硬可憎的假汉语。那么，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形式是什么？儒释道，宗法伦理，师道人情，阴阳八卦，五行术数，中医武术，一样也离不开。先别做价值判断，只要过了事实判断这一关，便不致遭虚妄之讥了。金庸小说便是运用中国人的语言，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叙述的是中国的事，描绘的是中国的人，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爱读，便其来有自了。
还有，金庸小说的叙事手段是狂欢的，传达出来的精神理念却非但不狂欢，还具有载道的品格。中国人基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几千年前，在华夏意识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此后，在此大格局下的增减是有的，根基却从未动摇过。金庸的小说无论事件多么离奇，人物行动多么怪异，但其基本的道德指向和价值判断，还有是非概念，却是守定传统矢志不移的。忠君爱国，仁义礼智信，上孝下悌，舍身求法，为民请命，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等等，郭靖、张无忌、令狐冲、杨过、萧峰等等，这些人，其身怀之“术”，个个最终臻于化境，其心怀之“道”，也无不领袖一时。在金庸的小说中，道与术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最终合而为一的。虽然道的缺席，并不排除术的精进，但正因为道的缺席，使得术跌落尘埃，比如东方不败、任我行、欧阳锋、金轮法王等等，在一个时段内，他们的可以眼见为实的“术”确乎高迈无伦，但却一一在似虚而实的“道”那里一败涂地。“道”是“术”之本，“德”是“力”之本，习术先修道立德，对侠客，对普通人，莫不如此，正如大地是草木的母亲和生长的温床一般。
金庸在小说中所坚守的，所鼓吹的，所呼唤的，正是在当代中国人心灵中渐感模糊的道德标杆。如此说来，金庸小说产生的娱乐功能，只是其中的枝节部分，而其体现的文化传承、道德教化功能，则是其核心价值。
最后，我们说说韦小宝。
《鹿鼎记》长达百万言，也是金庸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同为武侠小说，韦小宝作为这部大作品的第一主人公，与金庸别的作品的第一主人公搁在一起，显得非常另类，非常扎眼，非常不合逻辑。韦小宝非但没有别的作品中第一主人公的盖世武功，连寻常武功都不具备，更重要的是，他缺少为侠者的基本品德。术既不备，道又缺席，那么，他可否仍以侠待之？回答是肯定的。而且，他是金庸所塑造的所有侠中，无论正邪善恶，所取得现实功业最大者，他的行动几乎左右了中国一个最辉煌朝代的大政方针，灭鳌拜，平三藩，收台湾，中俄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还有俄国的政变，这些影响历史的大事，韦小宝不仅参与了，且身负重任。在朝廷，他是当朝天子一代大帝康熙的亲密朋友和助为伯，职可统军，炙手可热，权倾朝野；在江湖，他既是江湖最大帮派天地会青木堂香主，又是神龙岛魔教白龙使；个人生活更是精彩无伦，既是江湖领袖陈近南的门下弟子，还是大明公主九难的爱徒，他有花不完的钱，还有七个貌美如花的老婆，其中，一个是当朝公主，一个是李自成与陈阅阀的女儿，一个是神龙教教主洪安通的老婆；他还有一个了不得的情妇，正在执掌俄罗斯权柄的女沙皇；他还手握有关大清命脉的秘密图谱，等等，等等，所有的好亊儿几乎让他全占了。可他个人的资质又如何呢？论文，一个大字不识，连自己名字都不识；论武，只会几招向人撒石灰下蒙汗药，为光明正大之士所不齿的下三滥功夫；论出身，他生在扬州妓院，母亲为落魄妓女，不知父亲为谁，可谓下层之最下层了；如此，还没有一个好品行，撒谎成癖，惫懒万端，无德无行，无情无义，无聊无耻，外加无赖，整个一个七无产品，所有流氓无产者的恶习，他不仅一身兼之，且各达极致。
他是侠吗？是的，他是侠。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侠，他是脱离了侠的规范的侠，他是无“术”之侠，是无“道”之侠，他是一个把人所具有的全部的恶都可付诸行动的侠，他是无术而有力的侠，是无道而有能的侠，以现实功利目标衡之，他是旷世大侠。中国典范意义上的侠，经过数千年的长途跋涉，再也无力驮起那浩如烟海的武功秘籍了，更无力扛起那面多少仁人志士用智慧用血绘制的道义大旗了。那么，如何是好？以不正之心“术”，克名门正派之技“术”，以彻底放纵人性之恶达到无“德”之境，消解必须经过克己苦修方可获得之“德”。中国的侠义精神，走到韦小宝这里，怅然四顾，日暮途穷，鸦噪猿啼，落霞孤鹜，眼见得天涯路尽。
以中国传统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培育了一代代中国人，虽历尽劫难，却精神不散，且一劫一涅盘，一难一洗礼。但传统文化是分层次的，有地表径流，也有地下暗流。游民文化便是深重地影响了、培育了中国国民精神的地下暗流。因无知而无畏，因无耻而任性，因驱小利而弃大善，因底层的压抑而激发深刻的怨毒，因一朝得志而逞一时快意，因一无所有而无所不用其极。游民文化总的道德指向是恶，总的价值取向是利，所动用的主要手段是破坏。所以，这是一种尚力的文化、尚破坏的文化。一个人，一个群体，一种文化，当无所畏惧时，当视天下为仇雠时，当视一切规范为无物时，其能量是无比巨大的。尤其当游民文化，或一种游民习气得到道德鼓舞和体制支持时，其破坏力几乎是不可阻挡的。《鹿鼎记》写于1969年10月到1972年9月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优秀成分，正在遭受着史无前例的糟蹋，也正是大大小小的韦小宝们风风火火闹九州的日子，也正是中国的游民文化登峰造极的时代。这个时候，作者一改侠的基本面目，而创造出了这样一位空前的大侠，是否源于生活？时过境迁，不必追问了，而从此，中国的侠之路也戛然而断，如果还有路可走，也只能走韦小宝指引的康庄大道了。
韦小宝不是一个扁平的、单面的人物形象，在中国泱泱小说人物谱中，他是独一无二的，在他身上所暗含的文化意义，是值得人们长久追寻的。作者自己曾说：“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为了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太过相反。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但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人物：好人、坏人、有缺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坏人等等，都可以写。”作者还说：“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诚如作者所声明的，韦小宝固然有义，如不愿把康熙出卖给天地会和江湖人士，也不愿把天地会出卖给康熙，他对人挥金如土，等等，这都是良好的品质，问题是，相比他的种种不义，这一点含有严重功利目的的“义”又占了多大份额呢？还有，康熙皇帝是能给他带来现实功利的，也只有通过康熙皇帝，他的个人功利才可实现最大化，何况，与当朝精明透顶的天子耍横，从小在妓院熟透了利益博弈规则的韦小宝，有那么傻吗？至于与天地会之“义”，与其说是“义”，毋宁说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些江湖游民渗透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要他的命实在不费啥事。他的有“义”无“义”，看看他是如何对待神龙岛同伙的，就知道了。当然，有“义”在，哪怕是有限的可怜的带有功利目的的“义”，也大大强于彻底的背信弃义。而游民无产者在抱团时，在结盟时，在行动时，恰是以“义”相号召，以“义”相维系的，这很诱人，也可为无助者暂时找到归属感。问题是，“义”的起点，“义”的过程，能否保证一定产生“义”的结果，不可测因素就太多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