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
当时闻名世界的“东方第一乐府”——上海百乐门大饭店舞厅
当年上海的乐坛是一个国际大舞台，各国乐人簇拥，各类音乐美轮美奂，从欧洲的交响乐到美国的爵士乐，从好莱坞的电影音乐到巴黎的歌舞，让人目不暇接。在工部局交响乐团演奏的曲目中，有很多大师的作品是欧洲和上海同步上演的，上海的音乐是与世界同行的。
闻名遐迩的上海工部局乐队
大上海的乐，不绝于耳；大上海的歌，声声入耳。从1927年开始，上海兴起娱乐音乐的浪潮，进入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个时期。中国音乐从此开辟了流行音乐的新航线，歌曲《毛毛雨》是第一站。
2. 谁是“中国流行音乐之父”
“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1891~1967），出身在湖南湘潭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家中有8位为我国科学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兄弟姊妹，被尊称为“黎氏八骏”。分别是：黎锦熙（中国语言学家、文学家、文献学家，注音符号之父）、黎锦晖（音乐教育学家，“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耀（矿学家）、黎锦纾（教育家）、黎锦炯（铁路设计工程师）、黎锦明（作家）、黎锦光（作曲家，有“歌王” 之称）、黎锦扬（旅美作家，创作英文小说多部，其中《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20世纪60年代曾被改编为百老汇音乐剧，影响甚广）。在黎氏这个大家庭里成就了两位中国锦晖和锦光流行音乐的大家。
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记载着黎锦晖拥有的多个“鼻祖”头衔：中国儿童歌舞音乐鼻祖、中国流行歌曲鼻祖、中国轻音乐鼻祖、中国流行歌舞鼻祖等等，外加中国歌剧先驱、中国儿童刊物先驱……
黎锦晖儿时起便开始诵读四书五经，由此奠定坚实的儒学基础；少年时期，饱唱学堂乐歌；青年时期，他醉心于乡间的民俗小调、昆曲、湘剧、花鼓戏等中国传统音乐，除此之外，他习古琴，兼修吹、拉、弹、打各种乐器；平日里，他喜好驻足民间，潜心记录民间艺人的唱词和乐谱。随后，他来到北京，在北大受到蔡元培的培养和启发，成为北大音乐研究会成员。从1921年黎锦晖踏足上海开始，他的人生辉煌便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他对流行音乐的探索在为自己带来事业辉煌的同时，也开始为大上海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推波助澜。从《毛毛雨》开始，黎锦晖就致力于开拓流行歌曲题材的平民化道路，在他的流行歌曲中充分地体现了他所提倡的“平民音乐”理念：面向大众，关心民生。他说：“歌舞是最民众化的艺术，在其本质上绝不是供特殊阶级享乐用的。必须通俗，才能普及。”[1] 由于黎锦晖坚实的儒学和民间音乐基础，确立了他流行歌曲民族化的风格。他曾经指出：“中国音乐应以民族音乐为主流，民族音乐应以民间音乐为重点。”[2] 在他很多作品里都体现出了民间的山歌、小调、器乐曲牌、说唱曲牌、戏曲唱腔等风格。
由于当年的大上海是一个国际音乐的舞台，故中国流行音乐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国际”同在。1928年，黎锦晖带领歌舞团走出国门，中国流行音乐更是结交了一帮洋朋友。近年一位美国音乐人出版了《黄色音乐》（黄种人群的音乐）一书，把黎锦晖称为“黄（肤）色音乐第一人”，并指出：黎锦晖将中国音乐的发展向前推进了“至少二十年”[3] 。黎氏的作品从大上海开始风靡，之后辗转香港、台湾，改革开放之后又重回内地，至今仍是业界必须学习的经典曲目。
黎锦晖一贯提倡中西合璧、雅俗同堂的音乐主张。他用中国传统的民间曲调和优秀的诗词，结合西洋的旋律、节奏、配器等方式谱出了无数流芳千古的歌曲。他的流行音乐创作模式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创作两大方向：即一方面大量采用或借鉴西方音乐创作技法；另一方面广泛运用中国民间音乐素材。他的作品既具有浓郁的中国音乐韵味，又兼具爵士、探戈等诸多世界流行音乐之时尚气息。1929年他的《家庭爱情歌曲25首》以册页的形式问世，这些以情感为主题歌曲的出版，不仅把他推到了中国流行音乐的最前沿，更是确立了今后中国流行歌曲最广的主题。在黎锦晖的影响下，弟弟黎锦光也投入到流行音乐中。
[1] 孙继南：《对黎锦晖历史评价的再认识》，人民音乐，2002，第4期，总第432期.
[2] 邹联丰：《黎锦晖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文化广场，2009.8.
[3] 萧吟：《“盖棺犹难论定”的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音乐纵横.
3. 谁是“中国摇滚乐之父”
崔健被人们尊称为“中国大陆摇滚乐的先行者”和“中国摇滚乐之父”。
20世纪60年代，崔健出身于中国北方的一个朝鲜族家庭，幼年便被浸润在音乐和舞蹈的家庭环境之中。父亲是专业团体的小号演奏员，母亲是朝鲜族舞蹈演员。儿时的崔健喜欢音乐，爱好歌唱，父亲回忆他读小学时就在公交车上放声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当时还得到叔叔阿姨的交口称赞。他14岁时开始学习吹小号，1981年，正式成为北京歌舞团的专业小号演奏员。与此同时，崔健迷恋摇滚乐，迷恋西蒙和加芬克尔以及约翰·丹佛，开始学习吉他演奏和弹唱。上世纪80年代早期，崔健组建“七合板”乐队，在北京的宾馆、西餐厅等娱乐舞台上开始演出流行音乐，随后出版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浪子归》，虽然唱片质量不算上乘，但创新的安排和制作备受中国流行音乐人的关注。
80年代中期，西方摇滚音乐通过越来越多的由非官方的途径传入中国，包括甲壳虫乐队、滚石乐队以及警察乐队等。这些音乐强烈地刺激了崔健，他开始了自己的摇滚乐创作。他的第一首摇滚歌曲《不是我不明白》诞生。从创作开始，他就表现了一些严肃的、发人深省的内容，他敢于展示一些敏感话题，例如自由和性，对于当时还没有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的一代人而言，崔健歌词的直白与真实，饱含唤醒心灵的力量。随后他在百名歌星《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唱会上，一袭便装走上舞台，两只裤腿一高一低，自信从容地演唱了他的新作《一无所有》，为人们带来从头到尾的刺激与兴奋。与此同时，这首歌曲成为中国大陆摇滚乐走向公开化、走向大众、走向市场的第一首作品，揭开了中国大陆摇滚乐的历史篇章，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崔健作为一个流行音乐人，给予社会的不仅仅是一首首歌曲，更多的是思想的碰撞，是历史与现实交融，是理想与现实的纠结。他一直行走在超前的思想与现实之间，一路引领着同道者前行，他的“呐喊”激起了“反思”的社会思潮，从个体出发，思考过去、现在与未来。崔健说：“我的音乐里有一个很强的主题就是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你命运的价值，尊重自己的命运，尊重自己的一切，同时去改变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去针对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去发出你的呐喊，发出你自己的一些声音，这就是摇滚音乐。”“我从来不觉得摇滚乐是西方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全人类的东西，或者说是非常自我的，很亲近的，有很亲近的东西在里面……当我做摇滚乐的时候，我发现，此时此刻，要表达的感情其实是最重要的。”
多年来，崔健一直往返于排练场与现场之间，从未间断过摇滚乐现场演出，在国内、在国外、在体育馆、在酒吧、一个人、一群人……他一直奉行“音乐在现场”的准则。同样，他发起的“真唱运动”，发表的“真唱运动宣言”，提出音乐演出市场反假倡真的观点等都是对社会音乐体系构建和维护巨大的贡献，贡献给大众的是真实的音乐、真实的现场！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摇滚乐诞生之初，官方认同甚微，主要是民间自发的生存状态。但是他们的现场具有“集体狂热”的轰动效应，对受众的这种有力的吸引也是特有的。当时乐队的组建，大多在没有经费和场地的提供的前提下，个人领头，选择专业相符、志趣相投的成员组合。乐队的事务完全自理，什么时候排练、什么时候演出等等。虽然这种自我组织，相对松散的模式会有乐队成员流动频繁、不便于管理等特点，但在音乐上却有明显的优势。在那个年代商品经济意识淡漠，文化商品意识几乎为零的社会大环境下，自发的乐队多数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现自己，自娱自乐的意识占主导，应该说乐队最渴望的是表现自己的音乐，得到观众的认同。崔健等摇滚乐人都是以这种方式开始了自己对于摇滚乐事业的追求。他们通常采取PARTY聚会、数支乐队联合等演出模式，表演现场摇滚乐手与观众互动的表演模式，音乐表现畅快淋漓，演出全程气氛浓烈，无不表现集体的狂热，许多喜爱摇滚及其圈内的朋友们慢慢地积聚，滚雪球一般地逐渐壮大。是乐人们的狂热带动了观众的狂热，让整个摇滚乐现场融为一体。时至今日，摇滚乐演出现场的观众都是令同行羡慕的，无论是摇滚歌手的个人演唱会，还是各种大型户外音乐节，观众的参与总是火热的。2008年崔健个人演唱会，形成了全场大合唱的撼人景观；其他一些组织成功的“××流行音乐节”“××摇滚音乐节”几乎也都是人头攒动，群情狂热的准疯狂景象。在摇滚乐的场域中，音乐似乎是信仰，现场是仪式，乐人是祭司，歌迷是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