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空前绝后的文化 开始了。关于这一时期有人说：这是写不败的时期，于是便有了许多编造。我那时候还小，“毛”岁数也不过十一岁，那时的孩子开发晚，较比现在孩子的思维差得多，远没有时下的灵透。我只想就我还记得住的一些事情写，可以说，其真实性可占百分九十以上，因为这虽然不是编小说，我也不愿意招惹额外的麻烦。故而，有些人名不是真的，为了叙述的需要，难免张冠戴到了李头上，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正文开始。
文 之初，我们这些孩子只觉得世道好像变了个样，本来应该这样做的事偏要换个样做，而且，新花样不断翻新，感觉上很稀奇，并不为曾耽误了什么而怎么样的。我十一岁那年，盛行语录牌，不仅人要佩戴，自行车也不例外。学校动不动不上课了，学生们几个人一组到大街上去检查自行车挂语录牌。为了我跑得快，我这一组里公推我做了组长。
有一天，我们几个正在向来往骑自行车的人宣传自行车佩戴语录牌的重要性，突然，一个组员捅捅我，满脸儿童团发现敌情的神色，郑重地报告：“组长，那个人的车上没有语录牌！”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一个年轻人把头伏在自行车把上，两条长腿用力地蹬着自行车，已经越过我们了，很快便冲过去十几米，这一瞬间，我已看清他的自行车上确实没有挂语录牌。
“追！”话音没落地，我早撒开了腿脚，那家伙大概也看到我在追他，两腿用力把车子蹬得更快。我也越跑越快，两腿风车一般，我觉得：这是我跑得最快的一次，要是记录下来，没准能超过那个什么史密斯。因为，那时，他的年龄也不会大，兴许还在他妈妈的怀里吃奶呢。
我跑啊跑，风呼呼地从我的耳畔掠过，只觉得身体都飘起来，可是，离那自行车总是差那么一伸手就能够得着的距离，又总也够不到。终于，我把手搭到了那车后座的钢管上，几秒钟里我觉得身体里的力量源源不断地流出，竟至于那辆飞奔的车没能拖倒我，反被我拖得慢慢停了。当然，也许是骑车人怕闹出更大的乱子自己停下的。反正，把我累得够呛。还记得在那人跟前站了足有半分钟也没能说出话来，直到那人点着我的脑门，嘻皮笑脸地发问：“小东西，你干嘛追我？”时，我才不得不强力抑制住喘息，挺起胸膛很不连贯地说：“叫、叫同志！你、你为什么要逃？”
“嘻，逃？我没有哇！”
“你、你严肃点！”我绷着脸，学着那些有资格佩戴红箍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样子。渐渐地，我的喘息平息了，说话也顺溜了，这时，我才能把两手卡在腰上一本正经地训斥他，而我的组员们也赶上来，开始重复我刚刚平息下来的喘息。
“你为什么不戴语录牌？”我大声质问他。
“是吗？我戴了呀？”他故作惊讶，把上衣兜盖掀开，说：“喏，这不是吗？‘为人民服务’，咋样，漂亮吗？”
“严肃点！”我不得不第二次严重警告，可是他依然皮笑肉不笑，甚至还想把手放到我的头顶上，被我毫不留情的推开了。“车！我说的是你的自行车，为什么没挂语录牌？”
“这个，小朋友，没看见我的车是新的么，买来时就没有哇！这怪得着我么？这些卖自行车的，卖的时候也不想着这事。”他不敢再笑，摊开两手，一付愁眉苦脸的样子，皱着眉头央求说。“明天，明天我一定给车戴上行吗？”
“不行！”见他没了先前的镇定自若，变成了一付“稀松相”，我开心极了，越发的不放过他，我的组员们也把他围起来，异口同声地喊道：“不行！不行！！就是不行！！！”
他见确实混不下去了，突然变换了面孔，非常严肃地说：“小同志们，我非常佩服你们的革命认真性，可是，我的车也是戴了语录牌的，只是你们太不认真了！没有看到罢了！”
是吗？这可怪了！他的车上有语录牌我会没发现？我一挥手，组员们又上前把这辆车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仍是没有发现。我心里有了底，知道他的车一准儿没戴语录牌，便咬住青山不放松，一边打发一个组员去找民警，一边让他指出挂语录牌的位置。他却仍旧不肯说，直到看见一个民警从远处的岗亭向这里走来，才不慌不忙地把那根曲里拐弯的车把翻过来，这下我们才发现：原来，他的车上确实挂了语录牌，只是牌儿太小了，还没半个烟蒂大，金边黄地儿红字，非常精致，上面写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党就最讲认真。”
这下我们全蔫了。这家伙实在是狡猾、狡猾的，把那么小的“语录牌”藏到那么隐密的地方，难怪我们找不到，被他蒙骗了。眼瞅着民警就要来到了，我真的丢不起这个脸，那家伙又恢复了嘻皮笑脸的样子，涎着脸问我“小同志，我可以放行了吗？”
唉，这个跟斗栽惨了，却又不能不放他走，只好点点头任他溜之呼也。
我不能再把大家聚在一起，趁民警还没到来的时候让大家散开，以免面子丢得更大。一下子，大家的兴致全没了，接下来的时间可以用“灰溜溜的溜过去”几个字来形容了。
好在，检查语录牌的时间并不长，我记得大概只有那么短短的个把月时间吧，而且，是否全国都这样搞过，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那时我还太小，连这条辽河的边儿都没有离开过，写的这些事仅限于自己身边所发生的范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