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许多女性主义者尚未在妇女所受的压迫和动物所受的压迫之间建立一个联系，有些女性主义者却已这么做了；而我们预期那些处理肉食的道德议题的女性主义者会为素食主义辩解。然而，在引发争论的几篇新近发表的文章里，乔治（KathrynPaxtonGeorge）论称，一个可普遍应用的致力于素食的伦理承诺，无法建立在传统的道德理论（特别是效益主义与权利论）之上，因为它们理所当然地采取一个享有特权的白种、男性主体的规范化立场。此外，她举出实证来支持一个主张：由白种男性来承担严格素食（即全素食）饮食的冲击与危险因素的可能性，要比由许多妇女、婴孩、儿童、青少年、老年人、某些非白种族群，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来承担的可能性要低得多，后者是在父权社会中往往营养不足的大群体，不管目前的供应多么匮乏，被剥夺了肉类之后，他们将损失得更多。由于把伦理论述隐含的男性主体视为所有人类的代表，以及将他的健康需求视为同样适用于全世界，因而这些有所差异的后果便被掩饰了。简单地说，乔治称为“素食理想”或“伦理的全素食主义”的观念所仰赖的论述“预先假设一个‘男性生理准则’，它赋予生活在工业化国家之成年中产阶级男性特权地位”。
乔治的看法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有一些挑战她对营养学文献的诠释以及那些文献本身的可靠性。这些议题不可能透过哲学家发表文章或亲身互相叫嚣而获得解决。乔治所提出的根本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当今分裂不一的世界里，是否有任何人可以声称他／她自己在这一类事情上，有为每一个人代言的权利。许多人会断言，伦理必须能前所未有地反映各式各样的观点，或者简单地说，必须依现实情况来建构及实行。
对于人们将因选择素食而改善其整体健康与安乐的看法，乔治提出了严厉的挑战。大体上，她的看法是：虽然我们可以承认动物有权利，“我们却没有义务为了其他的权利拥有者（即有知觉的非人动物），而使我们自己的情境大幅恶化”。因此，任何特定的人是否应该吃素，“将仅视［他或她］自己个别的生理状况，是否能在采取（严格的）素食做法之下保持良好的健康与活力而定。”乔治想指出的是，在道德上必须严格吃素的人，事实上仅占全球人口非常少的部分。我们不应该把那些有资格吃肉的人看成只是被免除吃素之首要义务的一群人，因为，她认为，并没有这项一般或普遍的义务。毋宁，人类可以吃一些肉和其他动物产品，除非有一天事实证明，在其特殊生活环境里，人们可以合理地说他们本身有义务吃素。
那么，素食就如乔治所认为的，只是“一个视生理与情境事实而定的暂时义务吗”？全素食主义（veganism）有可能是这样，而这会取决于公正的营养学研究结果。但即使我们为了便于讨论而承认这个说法，也根本不会导致和其他素食形式有关的推论。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包含甚广的支持素食的论证，并指出它们已累积了一些冲击，可供整体的考量与评价。我们或许可以承认，要在伦理上彻底扞卫素食主义——它对环保主义者、经济开发专家、农业专家、女性主义思想家及其他种种议题都考虑到了——还有待一番琢磨，以及，如俗话所说的“画龙点睛”。然而乔治自己“继续肯定我们对动物有道德义务，杀戮或伤害任何动物是邪恶而且往往是错的。”她也“认定，任何女性主义伦理都会以某种方式，并入一个可辨识的观点，认为不管人或动物处境各异的个体，都具有同样的价值。”看来很明显，在任何关于人类应不应该使用和处理动物的更广泛理论中，这些伦理承诺将必须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我们因此必须从我们每个人所做的饮食抉择里，去理解这些承诺的含义，不管我们的立场与处境多么不同。
而且，乔治无疑会同意，我们独特生活情境所造成的任何困难，我们不能把代价转嫁给动物。这是人类太久以来所遵循的最没有反抗与妥协的途径，所凭借的就是几乎或完全不承认非人动物的道德地位。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作一些牺牲，来落实前文提及的生命价值平等的标准。
至于到底需要哪一些牺牲，以及这些牺牲会如何起作用，仍有待我们从一个特定立场来加以决定，而且无法用一个冷漠的全球性义务理论来彻底解决。
尽管这样说，仍须一提的是，乔治自己的立场虽然有某个程度的说服力，并没有涵盖得很广。譬如，她并未论及肉食与社会不公正之关系的议题，这个议题确实应该拿来和她所声称的，吃素会为那些可能因此而罹患营养不足的人带来的不公正作一比较，看哪个严重。我们不应该忽视，在发展中国家，以及我们自己国家里的许多人，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对肉类生产、世界农业以及食品分配的控制，以至于营养不足。记住这一点，我们可把焦点放在因食物短缺与世界肉类经济体系的联系，所导致对生命与健康的真正危险，后者可能因为日益普遍的素食做法而减轻。
全球性地采行素食，更不用说全素食，而不改变其他任何有关做事的方式，无疑是不明智的，并且会加剧某些已具有负面冲击的营养状况。但是断章取义地专注于全球普遍全素食，这个凭空的想像似乎是对问题的错误判断。
原住民族、文化帝国主义与肉食在反对素食的许多看法中，最棘手的可能是有关素食和原住民族之关系者。有人可能会说答案很简单：这两者间没有关系，因为世界上的原住民族，就绝大部分而言，一向从事狩猎而且仰赖肉类作为他们饮食的重要、甚至关键性的成分。因此我们不可质疑他们现在或将来这样做的权利，因为任何相反的主张都属于文化帝国主义的立场，因而是不可接受的。
我认为这个反应包含很多真理，但不是全部。我们已讨论过，历史久远的有关“人类是狩猎者”的人类学描绘并不是定论。人类群体的自给自足与兴盛，经常主要仰赖植物性食物的采集，其程度不下于甚或超过对不稳定之狩猎成果的仰赖。但是过去曾有，现在也还有一些民族，他们往往是游牧民族，完全靠野生动物的肉来维生，并仰赖动物皮毛、骨头及其他身体部位的现成供应，来做衣服与日常手工制品。分布于加拿大极北的伊努伊特族（Inuit）提供了一个例子，俄罗斯北极地带的游牧民族尼内特（Nenets）则是另一个例子。尼内特族跟随着驯鹿的迁徙模式而迁徙已有好几百年，每年两度移动900公里。他们的一个领导者说：“对我们生活在冻原的人来说，驯鹿就是生命本身。没有了驯鹿，我们就不知如何是好。它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的衣服，我们的交通工具以及其他每一样必需品。没有了驯鹿你就活不下去。没有驯鹿的人是无足轻重的人。”
我们想像不出有比这更明白的陈述可以说明人类对动物的完全仰赖。像这样，当一个传统文化处在危急关头的例子，我们应该将之视为例外来处理。对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拿一个原则来作合理的借口：人类可能没有比任何其他物种之成员更大的生存权利，但也没有更小的生存权利。而当问题涉及要在杀动物和自我灭绝之间择一的严峻抉择时，吃肉可以被准许。然而，有关文化必须是真正的传统文化，具有仰赖野生动物作食物的长远历史。一般而言，这样的原住民会在一个心怀尊敬的情况里进行猎杀，赋予被猎杀动物价值与独特力量。因此，他们非但在个人与动物之间建立了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也依附在一个创造的框架里——这是相当不为西方观点所了解的面向。他们也只杀他们使用所需，并且避免浪费，借此提高资源的永续性。
记住这些先决条件，我们就可以得到结论：原住民族原本的境况提供我们的，与其说是一个反证，不如说是对世界性素食的限制，亦即，要考虑到非常特殊而不可避免的情况。必须补充的是，如果相同的“非常特殊且不可避免的情况”会存在任何个人或团体生活中的话，吃肉便可以合理化。例如，设想某个人由于生理因素只能消化肉类，或只能从肉类取得某种不可或缺的养分，而别人能毫无困难地从植物性饮食取得这养分。我想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个人有权利吃肉，虽然他或她同样也得面对一个抉择：是要从工厂化农场或从自由放牧场来获得肉类。另一个例子是，因天灾或意外而与外界隔绝的人们。许多人会论称，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只吃肉，就连吃人也可以在道德上加以辩护。
承认了传统民族吃肉的权利之后，必须指出，在判断什么是真正的“传统”
或“维生”生活方式时，表相和实情并不总是相同。设想下面的一些例子：北美驯鹿的集中、宰杀，现在是借助全地形机动车（all-terrainvehicles）、摩托雪橇、电子航行器具来进行；土着的捕鲸活动运用卫星追踪系统、声纳及快艇来进行；在国际捕鲸委员会（InternationalWhalingCommission）承认之“维生”限额下，被猎捕的鲸鱼于宰杀后喂给被圈养的北极狐，后者旋即为了俄罗斯皮毛贸易而被宰。
在像这样的原住民社会里，当为了维生而猎杀动物的情况已改变，而被商业猎杀，以及从超市购买工厂化农场出产的肉类所取代，当地人的传统工具已被来自白人文化之科技与做法所替代时，我们会质疑吃肉是否仍然有正当的理由。
迈尔丁（JaneMeyerding）曾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在支配性的北美文化里，有色人种往往在一种食肉次文化里成长，而这次文化有它自己强而有力的传统。
因此，在一些活动中（例如女性主义研讨会）当大部分的参与者是白人，而且素食菜单占优势时，这些人便被禁止和他们的传统连接，因此经验到素食行为乃是加害他们的制度化种族主义的一种重复。迈尔丁问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要和文化传统针对吃肉问题进行批判性对话，在道德上是否可以被接受？她的结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限定条件。这样一个对话的宗旨，是鼓励有色人种重新思考他们吃肉的传统习俗。但这样的一个过程必须避免自以为是，并鼓励自我检视。这必须在一个为大家共有的有关社会之政治分析架构，以及反对（对人类以及非人动物）压迫与剥削的一套价值里进行。文化传统能够而且确实会改变，但它们终究必须被刺激从内部这样做。
我认为迈尔丁对这个敏感问题的大胆探讨方式是正确的。虽然我们会厌恶文化帝国主义的历史实例，和目前朝向文化帝国主义的趋势，我们不应只是因为躲在凡事容忍的伦理相对论的门面之后比较轻易，就逃避跨文化批评。就这一点而言，其适用于妇女阴蒂切除与宗教弱势者受迫害等议题的程度，并不比吃肉议题低。但这有必要小心保持平衡，让正当的道德抗议声被听见，不要因为这当中可能涉及旧式、纡尊降贵的支配模式而逃避问题。
避免自然界的肉食行为
假如人类有道德义务防止吃肉习性所造成的折磨与死亡，那么他们是否也应该防止非人动物彼此相食？大概只有哲学家会问这个问题，但它值得讨论，因为它提出一个类似上一节所讨论的重要论点：我们的素食义务究竟要扩充到什么程度？当我们看到一只娇弱的动物受到或快要受到另一只对它垂涎的凶猛动物攻击时，我们许多人会经验到一种同情心的反应。我们甚至会插手，将掠食者赶开，如果我们这样做不会让自己或其他人冒太大危险的话。既然这样，我们是否就应该永远这样做？我们是否应该广泛地在自然界寻求这种机会？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至少有一个理由：掠食动物（我们认为）并不是道德主体，因此它们无法为它们的行动负责或受责备，不管这些行为多么惨不忍睹。虽然它们所做的若由人类来做可能或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动物行为必须从一个不同的（非道德的）观点来理解，如果它是由非道德主体所执行的话。
事实上，这正是哲学家在对照行为（behavior）与行动（action）时经常坚持的区别。行为是受到本能驱使、反射的、制约的或偶发的身体动作，而行动是具有评价面向的身体动作或其他某种运动。因此，我们要为我们的行动负责，但不为我们的单纯行为负责。如果动物从来不行动，那么它们就永远不能是负责的主体，因此不这么想是错误的。
但动物在很大程度上彼此伤害是事实，而其中有一些（有多少并不清楚）是可以由人类加以避免的。现在有一些人选择喂他们的同伴动物素食，如此减少了世界上肉食行为的总量。但试图在全世界普遍地做这样的干预，将需致力于以庞大、昂贵得超乎我们想像的规模，来控制其他物种。这样一个政策十之八九也会造成生态上的灾难，而需要使用和我们所谴责的工厂化农场压制物种本能的做法一样的方法。为了避免其他事情发生，因而使这些负面结果持续存在并扩大，这似乎是很不正确的。
此外，如本森（JohnBenson）所指出的：“我们渴望某个动物能得到的适当满足，有时会涉及另一只动物的痛苦与死亡。”在非驯养的物种之中偏爱某些已够非理性；要将这做法扩充到整个自然界，则不只使这非理性的行动更加复杂，并且也终将导致我们做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举止。如果某些物种（例如丛林猫科动物）因为我们除掉了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而濒临危险的话，这样的事便会发生。而变通之道，如将所有肉食动物放置到动物园或谨慎控管的野生动物庇护所，则不只无法管理，显然也是不可取的。总而言之，假如人类要监督自然界中所有的吃食习性的话，那我们将只是复制并巩固我们作为所有生物之“主人”
的自大角色。
吃什穆及其他同意被吃或不在乎被吃的动物
假设某些动物确实想被吃，而且甚至能就这事实和我们沟通。设想有某些因为缺乏意识，所以不在乎它们是否被吃，或者拥有会自行脱落与再生的四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