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县里有个观察推官名叫冯伉，地方官中，只有他不被李益所屈服。
有一天，冯伉骑马出来，李益派遣他的喽啰将冯伉从马上拽下，诋毁侮辱一通。冯伉将李益勾结地方的不法之事两次上章奏报，都被秦州驻京办事处的官员也即邸吏扣住，不往朝廷传达。秦州距离京师很远，消息如何传达？冯伉于是想了个办法。朝廷往往要通过秦州向塞外买马，买马就要与各个番族打交道，这样就要有翻译人员。冯伉认识了一译员，就把他的奏章附在译员发往朝廷的报告后面，这样，太宗才看到了冯伉的检举材料。
秦州居然有这样的黑社会！史称“帝大怒”，于是下诏逮捕李益。但是诏书还没有到达秦州，已经有朝中权贵向李益做了通报，结果李益提前逃跑了。
史称“帝益怒”，于是，侦缉抓捕李益就更急了。几个月后，在河内富人郝氏家中，将李益抓获，捆绑了送到御史台，一审，全都招了。正法。
秦州士庶听到这个消息，“皆醵钱饮酒以相庆”，都凑钱饮酒来庆祝。
淳化四年（993）时，河北大名府有土豪储存干草，以此牟取厚利。当地河堤决口，就要用干草编织草袋子装泥土，堵塞决口。这位土豪居然丧心病狂让人偷偷地破坏河堤，发难民财，所以河水每年都要决口。
后来来了个知府赵昌言，他知道这个缘故，但是抓不到把柄。一天，巡河的堤吏来汇报，说大河决口，很危急。赵昌言直接命令军民到土豪家里去取囤积的干草，救急。从此没有人敢再这么干。
太宗朝，距离五代不远，道义天下远没有建立起来；奸商在川中茶叶的经营中与官方勾结，是非常有可能的。
直到南宋乾道年间，还有四川制置使胡元质上疏说：“为蜀民之病者，惟茶、盐、酒三事为最；酒课之弊，近已损减。蜀茶，祖宗时并许通商，熙宁以后，始从官榷，当时课息，岁过四十万。”胡元质认为太祖太宗时允许茶“通商”，从熙宁年间之后，才开始“榷茶”，这个说法不确。但认为是“蜀民之病”，确有道理，与苏辙意见一致。不过应该知道的是：“蜀民之病”不在法律规定额度下的“榷茶”，而在于地方场务官员在“榷茶”之外对茶农的违法掊取，以及茶叶商人对茶农的违法榨取。官商勾结才是“蜀民之病”。
博买务
更重要的，是“博买务”的设置。
宋师覆灭后蜀之后，孟昶宫中府库所藏财货，经过前蜀、后蜀两代集聚，数量相当可观。宋师将其大部辇运到汴梁。
一般以为这是一种对地方的剥夺，甚至将它讲述为王小波起事的主因。
其实不是。
财货原属后蜀皇室，与地方关联不大，更与民众关联不大。而且大宋施行的是中央禁军制度，也即国家野战军主要集中于京师，所有军需费用都要由中央财政支出。而地方上的军政大事，也由中央财政支出。这是当初太祖与赵普等人制定的基本国策，其目的主要是防备地方的财政权力过大，导致藩镇崛起。后蜀没有了，不必在川中维持原来后蜀的国家军队；而川蜀现在所有的军政开支，都由朝廷支付。原来后蜀庞大的国库积存，理应转为国家所有。所以，事实上后蜀这些财货收归朝廷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
《续资治通鉴》有记载，王小波起事的当月，有关部门向朝廷汇报，说国库中储备的“油衣帟（音易）幕”，油布雨衣、帐篷帷幕，大约数万段，已经破损，准备毁弃。太宗不允，下令，将这些东西煮洗干净，染上各种颜色，制作几千面旗帜。如此勤俭，令《续资治通鉴》的作者也忍不住要发议论：
朝廷自克平诸国，财力雄富。然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费用浸多。帝孜孜庶务，动以爱民惜费为本。
自从朝廷收复中原诸国之后，财力更加雄富。但是因为在京师聚集中央禁军，用度较大，因此外州一般不留多余财富。天下各地所有支出，也都由中央财政支出，所以朝廷这边划拨的费用也越来越多。太宗勤勉专心于天下事物，总是以“爱民惜费”，关注民生节约支出，作为国家财政的根本。
理解“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即懂得辇运后蜀财富于汴梁的正当性。
但辇运，就要关联到人力。士兵转运，四十卒为“一纲”，号为“日进”。这批货物“日进”运输了几年的时间。这是造成庶民牢骚的原因之一。
蜀都库藏空虚后，有“牟利官”开始动脑筋，要继续向蜀民聚敛，于是川蜀之地，除了正常赋税之外，另外设置了一个机构，名“博买务”。各个州郡规定的织作布帛等等，都不许私下买卖。而“日进”上供，又常常加倍加大工作量。负责督责地方辇运和“博买务”的官员，对小民又锱铢必较，差一点也不成。茶叶，也应该在“博买务”的范围之内。
“博买务”不仅仅是专卖机构，它更是宋代在蜀地突然降生的国营垄断机构。这种垄断带有突然性。此前不垄断，忽然来垄断，原来那些以被垄断行业为生的小民就断了生路。
当茶叶也被垄断时，“茶农”王小波的生计有了问题。
总结一下：川中赋税，榷茶，辇运后蜀府库之类，都不是王小波起事的原因；官商勾结，以及“博买务”设立过程中，官方垄断茶叶经营后的种种不公，才是王小波起事的原因。不公，而不是贫穷，才是王小波起事的主要原因。
“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王小波，又称王小皤，四川青城（今都江堰市）人，一般认为他是茶贩出身，实际上，如前所书，茶贩乃是商人，属于茶商，而固着于土地的茶叶种植者、生产者，则属于茶农。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王小波是茶农而非茶商。青城一带正是巴蜀最重要的产茶区。据元人陈元靓笔记《岁时广记》载：唐代就有都江堰一带的贡茶名“乌嘴”“六出花”，“尤为皇室珍爱”。宋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九，有记载：“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乱，自言‘我土锅村民也，岂能霸一方？’”这是说王小波初时并没有“霸一方”的念头，而“土锅村民”，意思是“整天摆弄土锅的乡下人”。土锅，就是制茶“蒸青”或“炒青”必需的生产用具。土锅村，也是地名，但何以有此地名，也不难揣测它与“蒸青”或“炒青”的关联。
王小波在产茶区，种植、生产、制作蜀茶，原来可以自由售卖给茶商，价格可以商量；但场务来了，价格只能由场务规定。不难想象，由于这个规定，王小波只能卖低价，在低价盘剥茶农之后，场务与茶商才有可能获致较高利润。“博买务”本来就是冲着“聚敛”目标而来，这个机构推行“博买”的过程，稍具近代史常识的人都不难推想官商勾结的可能性。
王小波感到了不公。
他很可能试图回归到土地上去，不种茶，种庄稼。但巴蜀地区“地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因为这个原因，小民贫困；而土地兼并者也开始出现，这些大户人家往往“籴贱贩贵”，贱买贵卖，从中获利。
王小波种地也在遭遇不公。
于是，不做假茶、不置土地，试图安分守己摆弄“土锅”，备不住就在操作“蒸青”或“炒青”，其中就有“乌嘴”“六出花”之类过去给唐代皇室进贡的名茶，现在不需要进贡给大宋皇室了，可以自由买卖了，却忽然不自由了！种地也看不到出路了！
巴蜀好汉王小波受够了，不想再忍受了，于是，反。
于是，“青城县民王小波聚徒众起而为乱”。
他应该是一个颇有地方影响，又颇有政治头脑和江湖经验的雄杰。当他与同样遭受不公的茶农夜半牢骚时，他发现了人人都对“贫富不均”表现了极大的憎恶心理。于是，人们开始对他有了“拥戴”，犹如后世那个给成都府太守献诗，要割据巴蜀的举子所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些拥戴者们大有怂恿王小波割据川蜀、偏霸西南的“凌云壮志”。任何一场造反或谋逆活动，都少不了这类“阴谋拥戴”者，他们比被拥戴者还要积极。社会溃败之际，“做大事”，领袖、流民与自命为“智囊”的秀才都是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存在。但拥趸们看到的是王小波的犹豫。
王小波说：“我土锅村民也，岂能霸一方？”我能猜想他说这话时，那逡巡的目光，应该有期待，也有定力。
当众人向他表示愿意“指哪儿打哪儿”的时候，这位巴蜀雄杰王小波抖擞精神，不失时机地说出了那句名言：
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我痛恨这个世上的贫富不均，现在，由我，来为你们均贫富！
听到这句“小波名言”的茶农应该有一片叫好的声音。
王小波早已筹划烂熟，依仗自己在青城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首先动员起了身边的茶农，这应该是第一批“巴蜀茶党”。随后，他应该有一篇油灯下的演讲。演讲中，包括了对他的妻弟、小舅子李顺的任命。李顺被任命为“巴蜀茶党副总书记”，或“一字并肩王”。
孟昶遗孤与灌口二郎神
在我想象中，王小波演讲时，李顺应该是偎在油灯旁，做深沉状。
李顺，可能是王小波敢于起事的一张王牌。
他应该在起事之前，就向众人讲述了李顺的神奇身世。
据说，李顺乃是后蜀末帝孟昶的遗孤。说后蜀被宋师灭亡时，有人一早路过后蜀宫殿的摩诃池，看到有一个锦箱锦衾包裹着一个婴儿，内中有一片纸，上面写着：“国中义士，为我养之。”于是，此人知道孩子出自于宫中，收养下来。这个孩子就是李顺。孟昶在蜀几十年，虽然有盘剥行为，但比起中原五代与其他周边割据政权来，还算文明，后蜀不应该算作暴政政权，故蜀民多年之后，对孟氏后蜀还有感情。李顺作为孟昶之后，让蜀人有了敬畏。
不仅如此。王小波在决计起事之后，一定在多种场合讲述过李顺与“灌口二郎神”的关联。原来，土锅村附近就是灌口，这里乃是“灌口二郎神”的策源地。孟昶曾经加封这位神祇为“护国灵应王”。二郎神的人类学来源比较复杂，不去说，但在民间传说中，治理蜀地建造都江堰的李冰曾与二郎神合二为一。后蜀败亡，民间更有将孟昶与二郎神合二为一的倾向。由此李顺与李冰也有了关联。在逻辑混乱、云里雾里、神乎其神的讲述中，李顺保持了沉默。
而王小波任命李顺为副手时，拥戴者们有了充满想象力的鼓动性传播。传播的过程，加进了传播者自己的理解和个性化的煽动功能。于是“贫民多来附者”，穷苦的人家很多来投奔他。几天的工夫，他的核心团队有了近百人。
王小波力挺小舅子，将小舅子讲述为半人半神，有两大利好功能：第一可以让所有的拥戴者知道，“巴蜀茶党”，有人！第二，可以树立领袖威信：连孟昶或李冰的后人，都服从我王小波；连二郎神的人间代言人都在我的麾下，其他人应该更没话说。这对于凝聚十世纪末的中国巴蜀之人心人气，是一种宗教性仪式。按天才王小波和李顺的智慧，他们在冒天下之险，举兵造反，诉诸大众动员的手段，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巴蜀茶党”起事，不像“波士顿茶党”起事。
后者在公元1773年，英国政府支持的东印度公司运销茶叶到北美，施行茶叶垄断性质专卖时，对大英帝国同样不满，他们将东印度公司运来的茶叶倾入大海。两年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渐渐推演出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王小波同样经历了大宋王朝对川蜀的茶叶专卖，但最后的反抗却与陈胜吴广、绿林、赤眉、黄巾军、瓦岗寨、黄巢等人没有两样。这种类型的权力更迭，没有前途。中国人的“起事”必须转化为“起义”，而且是拥有“天下为公”理念的“反暴政起义”才有前途。“起义”而不是“起事”运动，要有洞达天理人心的高贵与革命性纲领，如孙文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才有可能呈现值得肯定的前途，并最终建构带有历史终结性质的文明邦国。
对王小波李顺之流而言，他们还面临着更糟糕的格局：大宋帝国虽然未必就如大英帝国，但它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方兴未艾。宋“势”未衰，蜀“势”不成。这样一个庞大体量的帝国，当其正在书写“天下为公”的历史日志时，试图撼动它，是不自量力的。
但血性男儿遭遇不公，是一定要讨个说法的。如果大宋帝国不给王小波一个说法，王小波就要给大宋帝国一个说法。所以，王小波、李顺，是一代雄杰、壮士，甚至是具有“斯巴达风采”的勇士，但他们不是政治家。
“战神”王小波之死
王小波率领几百人，开始了攻城略地的军事行动。
他们先从最近的县城开始动手，县城无备，王小波很顺利，连克蜀州、邛州二县。攻陷蜀州时，杀掉了州城的监军王亮及官吏十余人；攻陷邛州时，杀掉了知州桑保仲、通判王从式以及众多的僚属。邛州的都巡检使郭允能率领麾下士兵与王小波大战于新津江口，不敌，兵败，被王小波所杀。另一位巡检毛俨勉强活着逃了出来。
王小波仿佛“战神”，所到必克，极大地创立了威信。他们来到彭山县时，县令齐元振也没有准备，变民顺利袭入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