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很清廉。过去，大臣入相，子弟可以“袭父荫”博得一个清要之职，就像皇上的子弟出生不久就可以封王，享受“食邑”一样，大臣的儿子也可以在出生之后即享受俸禄。这算是一种皇朝特权，与现代君主国，袭用祖辈爵位意思相仿佛。但这种“特权”只在物质俸禄和荣誉尊严方面，并没有政治上的参政议政权力。卢多逊做宰相时，循例为儿子卢雍授官，起家即为水部员外郎。这是属于工部的一个司下面的干事，当为八品，后来就援例成为制度。现在吕蒙正儿子也要“袭父荫”，就上奏说：“臣忝居甲科及第，释褐只得授将作监丞，九品京官。天下才俊，很多人没有机会，最后老于岩穴，默默无名，不沾寸禄者，太多了。今臣之子刚刚离开襁褓，就获这个荣誉职务，臣担心受到阴间谴责。请求以臣释褐时的九品小官补给他吧。”太宗答应他的请求，从此成为定制。
吕相应该属于“不语怪力乱神”“不贵难得之物”的人物。有一个朝士家里藏有一个古镜，自言这面古镜“能照二百里”，打算献给吕相，意思就是要与吕相结交。吕相一笑道：“我一张脸横竖不过碟子大，哪里用得到去照二百里。”听到的人很叹服他的机智。
吕相没有做官时，因为母亲被休，生活很贫困。等到富贵以后，特别爱吃一种“鸡舌汤”，每天都要吃一碗。有一天他在自己家花园游逛，老远看见墙角有一座土山，就问这是谁干的，干吗用的。左右回答：“这就是相公您吃鸡杀的鸡毛啊。”吕蒙正很惊讶：“我能吃多少鸡啊？能有这么大一座土山？”左右回答他：“鸡，一个舌头才多大点？相公您一碗汤要用多少鸡舌头？您吃鸡舌汤多久了？”吕蒙正这才恍然大悟。于是默然反省，从此绝不再食。
太宗驾崩后，营葬时，吕蒙正感到自己这一生主要业绩在太宗一朝，很感谢太宗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他不弄虚假的“感恩”，直接拿出家财三百多万，来资助修建陵寝。下葬日，他哭得特别悲哀。人以为“得大臣体”。
吕蒙正死后的谥号是“文穆”。
风浪中端坐
吕端，是那种轻易“不动心”的人物，看事、做事，有定力，外界纷扰，不影响他的判断力。
太宗朝，他做朝官考功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知杂事，前者略相当于负责考核官员政绩的组织部干事，后者则属于监察院和最高法院的副官。在这个职务上，他有一次漂洋过海出使高丽，回程时，大船遇到风浪，船上桅樯被大风折断，船上人没有不恐惧的，但吕端就是不恐惧，端坐读书，一如在自家斋阁之内。跟他同行的另一位官员，将船上所有比较沉重的东西，包括高丽国的赠送物品，都扔到海里，这才勉强回到中原。
此事一如后来的王阳明，在千军万马箭矢飞射中，可以端坐不动，在死亡来临之前，可以微微一笑，道一声“此心光明，亦复何求”，而后长眠。这种修养，史称“功夫”。获致这种“功夫”，必有此前多年历练而后可以功成。
“功夫”，来源于孔子。孔子可以在恶人桓魋的围困中，道一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还可以在颠沛流离中“弦歌不辍”。而在日常的姿态，则是“恭而安”，心存对天道的恭敬，而安于种种际遇。
这种“功夫”的思想源头则来源于《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就是知道自己的存在目标。对一个心存高远的人来说，他的目标即是使命，那是必须要达至的此岸存在。当这种目标已经内化为生命运动惯性时，轨道是不可能变更的。如是，外界种种纷扰，不可能让他“动心”。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安。
吕端是知道自己方向目标的人物——读圣贤书、致君尧舜时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此生不朽。当着樯倾楫摧之时，死亡来临之际，慌乱，是无意义且有失圣贤气象的。夫子有言：“死生有命”，无须为猝临之灾难手忙脚乱。
看懂吕端这个故实，可以理解为何太宗要评价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凡是与“知止”无关的事，在他看来都是“小事”，可以“糊涂”处理；凡是与“知止”有关的事，都是“大事”，必须勇决判断。
我猜想，就是在高丽回国的大船上，吕端被人讥笑为“糊涂”的。
但吕端在大事上，确实“不糊涂”。
吕端曾在秦王赵廷美府邸公干，赵廷美做开封尹时，他就在府中做判官。当赵廷美被贬黜后，秦王府中一干署吏也都因为“经济案”遭到了“清算”，纷纷被贬。吕端被贬到商州为司户参军，从副部级贬到副科级。但他从容上道，不辩解，不忧虑。后来又被移往汝州，再被召回京师，做朝官，又出知蔡州。在蔡州时，有善政，当地吏民签名上表挽留。但还是被改为祠部员外郎，知开封县，迁为考功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然后出使高丽，回来后，一直做到右谏议大夫。
吕端也曾在许王赵元僖任开封府尹时，再做判官。但没有想到的是，元僖，这位太宗很期待的太子，居然暴病而死。有人就认为吕端“裨赞无状”，作为王府判官，对王子没有有益的帮助。于是，御史武元颖、内侍王继恩就来到王府找吕端“谈话”，史称“推问”。
吕端正在堂上办公，看到人来，慢慢站起。二位使者很客气地说：“有诏推君。”有皇上诏令，要来推问先生。
吕端神色自若，对侍从说：“过来取走我的帽子。”
二位使者说：“哪里到那个地步？”
吕端说：“天子有诏令来问，那就是犯罪嫌疑人；既然是犯罪嫌疑人，哪里可以在堂上对待制使。”
于是，下堂，面对制使，随问而答。
吕端由始至终，讲礼，守礼。
得嘉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
赵元僖之死，是个大事件，吕端作为副职有轻微的连带责任。事件要处理，最后贬一级，由开封尹判官贬为卫尉少卿，俸禄掉了不少。这时又赶上“考课”也就是述职审查。群官之中有受到迁谪成为闲职的，那样，就没有了正职的重要俸禄，收入少一大截。到了跟皇帝“引对”，也即回答皇帝询问时，很多人在哭诉削官之后，家中不免饥寒。轮到吕端“引对”时，吕端说：“臣以前辅佐秦王，因为没有尽职，所以贬谪商州，但陛下还是擢拔了我，继续委任要职。现在许王暴薨，更是臣辅佐不像个样子。陛下又没有重重惩罚我，还是让我列于朝官。臣真是罪过太大，幸运太大了。现在有关部门又来考核，决定我们的进退。如果能得到一个颍州副使，这是臣的愿望。”
太宗对他说了四个字：“朕自知卿。”考课之后不久，吕端又恢复旧职，还被提升为枢密直学士，这是参与军机的文官之职。
升迁谪降过程中，吕端始终雍容大度，从容闲暇，不忧不喜。当时赵普在中书，观察到吕端气量洪深，就对太宗说：“吾观吕公奏事，得嘉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亦不形于言，真台辅之器也。”我看吕先生奏事，得到陛下嘉赏，他也不喜形于色，遇到陛下挫抑，他也不忧惧生色，也不解释缘由。这人，真是台辅宰臣的大器啊！
赵普“倒卢”，反对“取幽燕”，有“鄙夫”的一面，但他那种“敢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人格局，让他有一种“英雄惜英雄”的天然直觉感知能力。他推荐的人物，太祖太宗都很重视。于是，不久，吕端又被拜为参知政事。
事实上，不待赵普推荐，太宗就一直很重视他，很想让他来做宰辅，转了一圈，等于在给他一个历练的机会。太宗不说，吕端东转西转，心里明白。他知道自己能断大事，知道如果做到宰辅的位置，自有“燮理阴阳”之功。但万事需要水到渠成，这不是个焦躁的事。所以他在连续的转换工作中，很踏实。这是对自己人生大事的一种决断姿态。他不忙。
终于，太宗将吕端提拔到与吕蒙正相近的职位上来，官拜参知政事。这是副相，却是主管中书实际事务的副总理。
据说，雍熙初年，太宗在后苑赏花钓鱼，有时就与群臣赋诗唱和，史称“曲宴赋诗”。有一天，吕端在后苑与太宗在一起，太宗有诗两句“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这意思是：我很想获得更大成绩，但是力量有限，水太深，我做不到；因此需要问一问在磻溪钓鱼的那位姜太公。这里的姜太公，太宗暗指就是吕端。吕端也和诗两句道：“愚臣钩直难堪用，宜问濠梁结网人。”这是吕端谦虚的说法。但此时的吕端，也确实没有更多功绩，太宗怎么就会将他视为姜太公，西周第一名相呢？应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四弟赵廷美很可能向太宗推荐和讲述过秦王府中的人才。赵廷美应该对吕端很尊重。
第二个原因，当初太宗征讨北汉，本来要赵廷美做京师留守，但吕端说服赵廷美不要留守，而是跟着哥哥去平北汉。这事让太宗很惊讶。吕端这个意见，是深通人情世故，明了君臣奥秘，看透委曲心思，至为练达的一种决断。吕端很可能懂得未来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如果赵廷美接受留守京师的委托，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可能的合法继承人之位；那就很容易先期引发兄弟之间的隐微打量。现在吕端请秦王跟随君王北征，等于“忽略”了京师留守这个相当于“监国”的继承人位置，如果此事是为秦王想，等于加持秦王平安过渡；如果是为太宗想，则等于暗中提醒太宗：秦王是不是可以做继承人。无论吕端在为谁想，他都已经介入到一场天大的格局中来。这不是小机者可以纵横捭阖的场域。但吕端很从容、镇定地在这之中游走，让人不可小觑。
第三件事，就是出使高丽遭遇风浪的故实。那不是常人有的定力。这等人物，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机关幽显断得透，栋梁，栋梁，不就是这等人物吗？
至道元年（995）四月，原吏部尚书、平章事吕蒙正被罢为右仆射。右仆射，也是丞相级别，但不在中书办公，更多属于荣誉职称。随后，提拔吕端为户部侍郎、平章事。到了平章事，就是名副其实的实相宰辅了。
为了安慰吕蒙正，太宗特意跟吕相解释：“仆射，是百官师长。朕认为中书事情太多太麻烦，让吕端上来，跟你平均一下劳逸。”
又对吕端说：“庙堂之上，做宰辅，没有虚的；只要能进荐贤人，斥退不肖，就是称职。卿可要自勉啊！”
吕端这时已经六十岁出头了，做了近四十年官，这才做到宰相位置。太宗常常埋怨自己用吕端太晚了。但吕端在相位上，并不“作为”，史称“以清净简易为务”。有人在朝廷奏事，往往有很多“异议”，但是吕端几乎没有什么建议性意见。有一种记录甚至说吕端“端笏却立俟顾问”，端着、捧着笏板等着皇上发问。不问不答，不扣不鸣。甚至皇上有时问大臣一些事，吕端也听着其他人回应，自己也不说话。太宗也渐渐发现中书报来的“异议”，很多不过是显示自家见解高出一筹，但事实上施行起来，未必有什么利好。于是太宗发布一道手札，戒谕中书诸官：
“从次以后，中书这边有事，必须经过吕端详细斟酌，再来上奏。”
曲突徙薪，方为真智者
至道二年（996）五月，西北那边西夏有事，大宋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战和，西夏始终反复。而灵州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宁夏吴忠市，那时是大宋的北境。此地守卫，难度很大；但放弃守卫，西夏就会侵占。太宗有点犹豫，一时间，更倾向于放弃，以节省民力。于是下诏要诸臣讨论。讨论前，太宗还略略说了下自己的担忧：灵州孤绝于西北，万一有事，救援恐难及时。然后还特意点名宰相吕端、知枢密院事赵镕等人各自说说守卫还是放弃的利害关系。吕端主张守卫，但没有说，只说要和赵镕讨论后，做一道劄子上奏。
这时，从南唐归附过来的文臣张洎超越班次上奏弹劾吕端说：
“吕端等人作为宰辅，皇上有问询，居然沉默不语，不符合为国家规划大事的体统。”
吕端反驳说：“张洎有所言，不过揣摩陛下意见而已。”
太宗看着二人，一时心有所动，但什么话也没有说。
不久，张洎上了一道奏疏，主题是请求放弃灵州。
当初太宗有这个意思，也想放弃，但现在已经后悔了，思考后，觉得放弃灵州可能是个错误。而这时恰好接到张洎的劄子，很不高兴，就回给张洎说：
“卿所陈言，朕一句也没看明白。”
张洎闻言知道押宝错误，流汗而退。
太宗召来同知枢密院事向敏中，对他说：
“张洎的上言，果然被吕端料中。”
社稷臣的特点，就是：决断大事，不以帝王之意为意，而以天下、以苍生之意为意；以事件之自身逻辑方向为方向，而不是以帝王喜怒偏好方向为方向。张洎才情不俗，但他揣摩“上意”，判断“上意”是放弃灵州，于是，就做一篇放弃灵州的奏章；如果“上意”是固守灵州呢？他也会作一篇固守灵州的奏章。这类鄙夫做法，就距离“社稷臣”荣誉差得太远了。
吕端的做派，其实正是古来持重者的风格。
只要中书流畅运转，宰辅不必生事。
坊间一般乐于称赏“惊天动地”的大事，以此来评价宰辅功过。事实上，越是维持中书波澜不惊，越是证明宰辅“燮理阴阳”功大。那种无端生出乱事，再去平定乱事的宰辅，反而更被坊间“叫好”，是因为不通一个基本道理：“曲突徙薪”比“焦头烂额”更富智慧含金量。
人间的悲剧也往往在此：看重“曲突徙薪”者，寥寥。
吕端在中书，贡献更多的就是防患于未然的“曲突徙薪”之议，这些议论一定很多，他阻止的动议也一定很多，“以清净简易为务”，一定也有不“以清净简易为务”的动议。吕端一定是否定了若干动议，但被记录下的很少，即使是史官，也未必认为“曲突徙薪”有多么高明，所以懒得去记录。
譬如，假定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企业家要投资一笔较大资金，总经理否决了这个意见。事后可以分析得出，如果投资，蚀本的可能极大。但这个总经理的意见，会在事后被董事会赞许为一个业绩吗？一般很难。否定性意见，往往难于进入“业绩”。但圣明的人物懂。他知道“远见”的价值；尤其知道否定性“远见”的价值。假如这个否定性意见告诉他，要将“突”（烟囱）弄成“曲”（弯曲）状，以避免失火，假如这间房屋价值十块钱，这个意见就等于为他保留了十块钱；假如是一个亿，一万个亿呢？假如是一座江山呢？
圣明的人，就会这样思考问题，于是，成为智者的知音。如果在朝廷，这种现象就叫“君臣际会”。
君臣际会的动人之处
吕端在做参知政事也即副总理时，一代名相寇准也在做参知政事。寇准也是一位能断大事的人物，但他比吕端要“癫”，更为刚猛，气量却不如吕端。而吕端为社稷计，知道大宋需要这个人，所以对寇准很尊重。吕端首先拜相，做平章事，而寇准没有。吕端担心寇准内心“不平”——如果是张洎，那他内心爱平不平，吕端才不去管——就给皇上上书说：“臣兄余庆任参知政事日，悉与宰相同，愿复故事。”他的哥哥吕余庆曾经在太祖朝出任过参知政事，执政权力范围与宰相是一样的，他愿意恢复到吕余庆时代，意思就是让参知政事寇准先生能有与平章事同等执政权力。太祖时代，赵普一人为相，特意为他设置“参知政事”作为宰臣的辅佐，后来一个阶段赵普受到冷落，开始由参知政事与宰臣分权。太宗知道这个过程，寇准、吕端，在他内心也实在半斤八两。于是同意吕端意见，下诏：从此以后，参知政事与宰臣轮流掌管中书大印，轮流“押班”。唐代时，上朝也即朝会，大臣奏事，由监察御史领班跟进；宋代开始由宰臣领班跟进，叫作“押班”。日常工作，另有官员朝会之后赴中书政事堂议事。“押班”，成为宋代领衔大臣的日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