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李氏朝廷，对民间多有搜刮。一些小民居住在“国有土地”上，就要缴纳“地房钱”，这也罢了，但有的地方小民居住在江边，江水已经淹没了租住地，也要收“地房钱”；更有甚者，有人租不起地，就编排了大木筏，浮在水上居住，也要榨几个散碎银子出来，巧立名目曰“水场钱”。这些前代的弊政、恶法，到了张齐贤这里，全部割除，免掉。
他还看到一个现象。李氏据有江南时，有一个规定：稍稍有钱的人家，纳税超过三千钱以上的人家，每户都要出一个壮丁，还要在脸上刺字，并要这户人家自备军服盔甲和兵器，然后送到官府代为保管。遇到战事起，就将这些军服盔甲兵器交给壮丁，每天给米两升，组成武装力量，名“义军”。南唐归附大宋后，这些人都被太祖放归，重新务农了。但是到了太宗朝，有人认为这些壮丁过去曾经算行伍之人，恐其不乐于耕种，可以派遣使者挑选一些人重新入伍，并其家属一块都送到京师来。张齐贤反对这个意见。他上言道：
“江南义军，例皆良民，横遭黥配，无所逃避。克复之后，便放归农，久被皇风，并皆乐业。若逐户搜索，不无惊扰。法贵有常，政尚清净，前敕既放营农，不若且仍旧贯。”
江南过去的“义军”，一个个都是良民，不幸横遭刺字，配隶行伍，没有办法逃避。大宋克复江南之后，都放归务农了。多年来已经在皇风之下，安居乐业。如果像这位说的，挨家挨户搜索，去找够得上条件送往京师的壮丁，那是免不了要惊扰地方的。法律，最珍贵的是稳定不变；政制，最崇尚的是清净无为。太祖时既然已经下诏要他们回家务农了，不如不变，“仍旧贯”。
“法贵有常，政尚清净”，这是受过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训练的思想者都能理解的正价值。文明邦国的政治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以及这个道理的重要性。尤有意味的是“仍旧贯”三个字，这是孔夫子非常赞同的一个意见，是孔子的弟子闵子骞语录。此事重大，值得略略展开。
仍旧贯
《论语·先进》：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鲁国要重建国库。闵子骞说：“仍用旧库的老样子，怎么样？何必一定要改建？”孔子说：“此人很少说话，但一说话就在点子上。”
改作，就要大兴土木，就要劳民伤财。所以不如因袭旧事不动为好。朱熹为《论语》做《集注》说：“言不妄发，发必当理，惟有德者能之。”因袭旧事，是一种“有德者”的保守姿态。动辄求新“改作”，其实是不自爱不自信之表现。从思想背景考察，“改作”往往与激进或激进主义有关。府库翻新，若无必要，即属多事。这类求新在现代市政建设中往往可以概见。一些城市的老建筑，承载着历史的文化信息，凝固为城市的古典音符。古建筑的存在，因为时间参与，具有了四维的性质。它们在寂静中给人的沧桑感，透逸出的古雅之美，是不可再生，不可再创造的。每一栋古建筑，都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公开破毁这类古建，就是在公开破毁艺术品，与公开焚烧一幅名画没有什么两样。这是比焚琴煮鹤还要煞风景的蠢行。但一栋栋古老的艺术建筑，在“求新”的建设心态（以及利益的追逐）下，已经（并正在，且还将）频频遭遇破毁。这类“改作”行径所透露的就是激进思想。而激进，是与保守完全不同的一种思想理路。
在文明的推演中，保守或保守主义，是比激进或激进主义，更值得推许的思想价值。原因就在于，保守主义尊重人类往昔的创造，注重经验的累积，不相信世有“能人”可以快速地推进历史进程。这样，在保守主义的文化保守过程中，共同体间的传统得以保存，道德的架构得以保存，文明得以保存。而激进主义不这样。激进主义专以破毁为要务。有意味的是，一些破毁，却是打着建构的旗帜出现的。为了建构一个新世界，必须破毁一个旧世界，就是激进主义的常见模式之一。而破毁的结果是：共同体间的传统也遭遇荼毒，道德架构开始崩塌，文明罹难。文化的浩劫，往往起源于激进或激进主义。激进或激进主义，往往远离文明，这是今天的人们应该反思的精神事件。
孔子和闵子此处讨论的，可能有节俭的观念，但更重要的还是保守精神。这是圣贤的光荣，很珍贵，值得今人记取。
张齐贤对南唐壮丁案，坚持“仍旧贯”思想，已经与“画地十策”时的慷慨激昂，有了距离。
此外，“政尚清净”也是政治治理中的一大关节。
淳化四年（993），太宗赵炅已经接受张齐贤的意见，有此思想。他对宰辅吕蒙正、吕端等人说：
“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阳，宓子贱弹琴治单父，此皆行黄、老之道也。”
以清静无为而达到天下大治，这是黄帝、老子非常深奥的道理。天下万物大都从“有为”而走向“无为”。无为之道，朕应当努力施行。从古人经验来看，汉代的汲黯，清静不多事，卧在床上就治理了淮阳；春秋时的宓子贱，清静不多事，每天弹着琴就治理了单父县；这都是在行黄帝、老子的清静之道啊。
参知政事吕端回答说：“国家若行黄、老之道，用这种办法来达致升平之世，效果很快。”宰臣吕蒙正说：“老子称‘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说那鱼不要一个劲地去翻动搅扰。锅里的鱼来回翻动搅扰就烂了；邦国之民来回翻动搅扰就乱了。现在大臣中，上封事议论制度变更的人很多，陛下可渐行黄老清静之化，来镇定这些议论。”
太宗回应说：“朕不欲塞人言。狂夫言之，贤者择之，古之道也。”朕不想堵塞人的言路。狂人有话让人家说就是，贤者自有选择，这是古来之道。
这一段对话意味深长。
它至少表明了如下几层意思：
一、张齐贤“政尚清净”说，在太宗这里得到肯认。
二、此说来源甚古，与“黄老哲学”相关。而这种不扰民，也即“无为而治”的思想，其实也是儒学的。“无为而治”就是《论语》而不是《老子》中的话头。而这个思想最为接近现代政治哲学哈耶克“自发秩序原理”。
三、大臣们在淳化年间已经有了“上封事”议论更化的意见。这些意见，有的属于折腾。所以吕蒙正主张“镇之”，也即中止他们的进言。
四、太宗认为“人言”不可“塞”。即使是折腾言论，也让他人去说，说话在人，选择在我，是“古之道”。
史称张齐贤做转运使时，周行若干州郡，“勤究民弊，务行宽大，江左人思之不忘”，勤于研究调查民间之弊政，务必行使宽大政策，江南士庶都很思念他，无法忘记。
食料羊
张齐贤，是最优秀的帝国官员之一。
他有很多轶事。据说他长得很美，“姿仪丰硕”，姿态仪表很丰满高大，其实就应该是个大胖子。
据说他在河南尹张全义的门下时，有好几个人的饭量，自己常常说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遇到村子里有人做祭祀做法事之类，他跟着参与，才能吃个饱饭。有一次到人家做法事，看到人家宰牛后有一张牛皮，他取来煮熟，全部吃掉。甚至还传说，他在“画地十策”时，太祖召他进入行宫，赐给他卫士们吃的工作餐“廊餐”，一份不够他吃的，就在大盘子里，也即公用盘子里，直接用手抓食。太祖好笑，就用柱斧点他的脑袋，让他说那“十策”。他就一边吃一边说，根本不害怕，据说太祖还给了他一束帛。这个记录出自大宋哲学家邵雍的儿子邵伯温，见于《邵氏闻见录》。但此说与“令武士拽出”说不同。变通一下，当时的历史场景可能是：人是拽出去的，但拽出去之后，又给了一束帛。
另一个野史，宋人周辉的《清波杂志》，还记录了张齐贤的一个梦，说他“布衣”时，在嵩山游历，醉了卧在一块大石头上，梦到有人驱赶一群羊到他跟前说：“此张相公食料羊也。”这是张相公您这一生要吃的食料羊啊。等到他富贵之后，每一顿饭都要吃好几斤羊肉，还往往不够饱。史称“健啖世无与比”，他的能吃，世上几乎无人能比。
看来张齐贤乃是大宋第一吃货，天下头牌饕客，应该没有问题。说张齐贤曾经知安陆州。安陆在今天的湖北，此地比较偏僻，一般人没有见过大官，张齐贤带着京官的身份下放地方，人们听到、知道他的能吃以后，感到此公不类常人，史称“举郡惊骇”，整个州郡都很惊奇咋舌。结果就有一个好事者——在一次与宾客的会宴中，厨房的一个小吏就准备了一个金漆大木桶，放在大厅旁边，偷偷地盯着张公吃什么，只要张公吃一样东西，他就将同样类型同样分量的东西投入大木桶内。等到晚上，又喝酒，就连酒也倒进去，最后连酒水带食品，将整个木桶都装满了。史称“郡人嗟愕”，州郡之人都很感叹吃惊，认为“享富贵者必有异于人”之处。记录这事的乃是欧阳修，就在他的笔记《归田录》里。
张齐贤因功得到提升，到了淳化二年（991）的夏天，他已经做到了参知政事，这是正式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职务，不久，又拜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宰相正职。此时，他已经富贵。太宗知道他少年时代家庭贫寒，由母亲带大，这样的母亲带出这样的儿子，应该不是简单人物，就同时封赏了他的八十岁母亲孙氏为晋国夫人。按例，命官夫人可以到宫中来与皇后聚会，这类活动略相当于当时流行于欧洲的贵族沙龙。孙氏年老但身体康强，有时就到宫中来。太宗每次见到这个老太太，都要慨叹她有福、有寿、有令子。经常亲笔写诗、写诏书慰问老人家，另给赏赐，待她犹如家人。就像欧洲贵族得到国王恩赏，视为荣耀一样，大宋当时的“缙绅”也都认为这是个很大的光荣。
记录这事的大宋“缙绅”名流叶梦得，曾与张齐贤后人有来往，他在张府亲眼见到太宗写给孙氏的诗和诏书。诗云：“往日贫儒母，年高寿太平。齐贤行孝侍，神理甚分明。”手诏云：“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乃是）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见儿荣贵。”太宗诗文都有“简质”的特点，叶梦得认为“简质”，也即简易、质朴，也是太祖太宗历来待臣之道。故实见叶梦得《石林燕语》。
张齐贤嫉恶如仇，但对仆役下人又有优容的一面。
他在做江南转运使时，一日家宴，有一个仆人某甲偷偷地窃取了几只银器，放到怀里。恰好被张齐贤在帘子后面看到。他盯着他看，但一句话也不说。当时不说，三十年也不说，跟任何人都不说。后来他三次出任宰相之职，门下的仆役们也都有提升，而某甲的位置却一直没有动。一日，某甲瞅了个机会，对张齐贤说：“某服侍相公您时间最久，但是比我后来到府上的，都得到了一个官职，相公您独独把我遗落，这是怎么回事啊？”说着眼泪都下来了。张齐贤说：“我本来不想说，你却来埋怨我。你还记得在江南时，某日，你偷盗我银器那事吗？我带着这个往事三十年，不告诉任何人。我现在做国家宰相，推荐百官，哪里敢以盗贼来蒙羞受辱？这样，念你服侍我多年，我给你三十万钱，你离开我门下，另外去选择一个安身之地吧。我现在揭发了你过去的糗事，你应该有愧，此地不可再留你啦！”某甲闻言，又震惊又害怕，哭着离开了张府。
君子、小人，永远会有。世界没有希望成为君子国，因此，这类故实就总有警世、醒世、喻世的意味。懂此理者，小人可以戒惕，君子可以守恒。
张齐贤读圣贤书，但他不是循循儒者，不是那种可以唾面自干的人物。
大宋言论自由，但很多人不大珍惜这种格局，借着可以自由说话的机会，多行诽谤之事。
“居官弛慢”与“清净之理”
张齐贤曾经以吏部尚书的朝官身份知青州，长达六年。治理地方很是“安静”，这是儒学和现代政治哲学肯认的较好治理模式，既不轰轰烈烈做泼天的政绩，也不绞尽脑汁做搜刮的恶事，地方诉诸民间自治，在“自发秩序原理”下，推演“无为而治”。但好大喜功之徒不喜欢这种“安静”模式，总要折腾点“动静”出来，于是与张齐贤有龃龉。有人就诽谤他“居官弛慢”，做官很懈怠，啥事也不管；很傲慢，啥话也不听。朝廷听说后，就将他从青州召回，免了知州之职。张齐贤对人发牢骚：“向作宰相，幸无大过。今典一郡，乃招物议。正是监御厨三十年，临老反煮粥不了！”过去做宰相，还好没有大的过错；现在执掌一个州郡，却遭到非议。这真是管理御厨三十年，到老了，反而不会煮粥了。张齐贤这话肯定是正话反说，他对“弛慢”说并不买账。
懂得“清净之理”，懂得“无为而治”的士大夫们听说这话后，对“弛慢”之说也甚为不满，认为持此说的人纯粹是对张相公的诋毁，史称“士大夫闻之，深罪谤者”。
张齐贤一生富贵，虽有起落，但不碍平安。晚年退休，不想再参与政事，做一个江湖散人。他在洛阳购得大唐中兴之臣裴度留下的午桥庄，一大片园林。这里曾经是裴度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名流宴饮盘桓的居所。张齐贤得到后，很愉快，经常在院子里与老朋友乘坐一小车，带着酒具，游玩，垂钓。他还另外造一卧辇，可以坐在上面，让人抬着，一边吃酒，一边看园子里庄稼的长势，醉了，就栖息在树荫下。他还写了一首诗给人看，诗云：
午桥今得晋公庐，花竹烟云兴有余，
师亮白头心已足，四登两府九尚书。
裴度曾被大唐封赏为晋公；师亮，是张齐贤的名字。《续资治通鉴》说他“四践两府”，四次到两府，也即枢密院、中书省工作，一个是武职，一个是文职；“九居八座”，九次兼任八个要职，也即仆射、枢密使、六部尚书。
他对自己俗世的一生似乎很满意，但仍有内心的孤独。他似乎很明白当朝显宦们没有补天浴日的大手笔，甚至连寇准这样一等一的人物，他也不愿意再多来往。真宗朝大搞“封禅”“天书”，虽然有试图以此震慑蛮夷的隐衷，但读圣贤书的张齐贤视此为“怪力乱神”，不认为是治国正途。他给真宗上疏，没有得到肯认，于是有了退隐之念。所以午桥庄大门上题写着他的一个榜文：
老夫已毁裂轩冕，或公绶垂访，不敢拜见。
老汉我已经毁弃了官服官乘，如果有当朝名公来访，老汉实在不敢相见。
他内心孤独，可能一生没有知音。
愿得制度狭小
沈伦，原名沈义伦，因为名字中的“义”与“赵光义”重合，避讳，所以改名为沈伦。
他在太祖时奉使到吴越，路过扬州、泗州时，因为“民饥”，饿死很多。沈伦回到朝廷，就说服太祖将当地的军粮储备拿出来赈济饥民。王师伐蜀，他做转运使，王全斌等将领竞相搜取民间财货子女，沈伦独居与佛寺“饭疏食”，吃粗粮素食。转运使，也是一方大员，有人就拿了搜取而来的珍异奇巧献给他，沈伦一概拒绝。东归汴梁时，他的囊中，只有图书数卷而已。
沈伦信佛。他的居处很卑陋，但他“处之晏如”，很泰然，无所谓。当时权要们都在设法冒着朝廷禁令，到陕西甘肃去购置大型木料，用来营造私宅。等到事情败露了，只好向太宗检讨。沈伦也曾为母亲购买西部的木料营建佛舍，于是也来检讨自首。太祖看见他一笑，说：“你不是破坏纪律的人。”太祖更知道他私宅还从未修过，就派遣中使带了图纸，为他营建。沈伦私下告诉使者说：“愿得制度狭小”，希望房屋构造不要太大，小一点。使者告诉太祖，太祖同意，史称“不违其志”，不违背他廉节之志。
太宗时，编《太祖实录》，沈伦为监修，李昉、扈蒙等人修撰。
他与卢多逊私交不错，卢多逊事情败露之前，沈伦已经上表请求退休；等到卢多逊事情败露，因为沈伦与卢多逊为“同列”而不能察觉其“阴谋”，太宗狠狠地斥责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