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叶子茂而言，红军女战士剪短发早就是理所当然，同时也非常清楚老百姓见到女人剪发的反应。他之所以故意这样做，主要是想达到接下来的目的，而且顺便也就提前给参加红军的阿凤剪了发。
“大家看到了吧？”叶子茂指着阿凤，并对台下说，“不遵守纪律，不按照规矩办事，就要受到处罚。刚才，你们也没有按照规矩办事，所以，也要受到处罚！”
他的话音刚落，老百姓一阵窃窃私语，当明白自己也要受到处罚后，都惊恐地闭上了嘴，而且一动不动僵住了。
“要怎么处罚呢？”叶子茂一边指着那些地契、林契和账本，一边说道，“就罚你们每个人把这些东西搬到那边去。”随后，又指向粮垛那边刚堆起的木柴。
柴堆旁边站着一名手拿火把的战士，另一名战士抱着一个瓦罐。叶子茂把手一挥，战士猛然将瓦罐摔向柴堆，里面的灯油随之四溅，紧接着投入火把，片刻之间，大火便熊熊燃起，
叶子茂又说：“乡亲们，我再说最后一句话。我叫叶子茂，是这支红军队伍的最高长官，如果杨定邦、姚文彩回来，你们就告诉他，有胆量的话就来找我！”随后，他把手一摆说，“我的话讲完了。待会儿大家不要忘了，都要按规矩走起。好了，开始动手吧！”
随即，一部分战士依照潘得贵的安排上前引导老百姓，另有战士分发地契、林契、账本等，不论男女老少每人发一些，然后依序走到柴堆处投入大火中；再到潘得贵所在的桌子旁领取银元；最后到粮垛旁领取粮食。
刚才负责监控吴成国部下的石玉宝，此时正忙前忙后指挥着他们分发粮食，各个干得劲头十足、热火朝天，并且按照潘得贵的吩咐放弃了木斗，而使用木掀装粮，大袋装多点儿，小袋装少点儿。
叶子茂站立在原处监督着现场，心中则对潘得贵的精明颇为欣赏。
其实，潘得贵做出的所有部署均是依据叶子茂的指令，而叶子茂的这些指令有些是依据以前“打土豪、分田地”的惯常流程和做法，有些则是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做出的临时安排。在仓促之间，有些具体步骤和形式就不可能交代得很清楚。
对此，潘得贵不仅领会到位，而且有些做法甚至超出了叶子茂的预想。
叶子茂之所以发出或做出一些超出常规的指令及行为，也是有难言之隐，因为他既要为了保护群众而引火上身，又要同样为了保护群众而尽量阻止发生内斗乃至内乱。毕竟他们来得快、走得急，无法深入宣传发动、了解社情、划分成分及建立基础组织和政权。所以，也就无法确保有人不会给杨定邦和姚文彩通风报信，乃至检举揭发那些踊跃参与的村民。
因此，叶子茂就采取了一些非常规手段。
比如，让每位村民都要参与焚烧地契等的行动；
比如，在分发银元时，每位村民要依次到门旗的后面领取，虽然不论老少一人两块银元，就连吃奶的孩子也有份，但彼此并不知道领取了多少；
比如，在分发粮食时，放弃了标准量器木斗而改用木掀，也是在故意混淆视听，而且用木掀还能加快速度，以弥补刚才因突发事件而耽误的时间。
叶子茂做得如此谨慎并且有些霸道也是有原因的，毕竟中国数千年的农耕生活与社会管理模式，形成了主要以姓氏血缘为纽带的聚居区，即村庄。这看似很单纯，但因贫富地位差距、族亲姻亲关联、祖辈矛盾恩怨等，就形成了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
也就是说，姚金银再怎么强横恶劣，也会有仨亲俩好。再者，这里面肯定会有想借机讨巧示好之人，以及摄于姚家的淫威而准备和盘托出之人。当然，更会有隐忍多年已经到了临界点之人，乃至已经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以命相搏之人。
因此，在焚烧地契等时，就在不经意的行动中展现出了人生百态：
有的人还没走到火堆前就远远投出去，结果掉在了地上，明显是在以“失误”保持“清白”，对此，王大雷就会叫那人拾起来，并一定要投入火中；
有的人刚走到火堆前，就好似已经烫手了一般快速投出去，然后匆匆地走了；
有的人刚被发到手，就发泄般地将其撕成碎片，然后揉成一团奋力掷入火中；
有的人则探手将地契等引燃，然后一边走向浮财发放处，一边盯着火苗“呵呵”地笑，直至快烧到手指了，才扬手将其抛向天空，一边向前走，还一边回头“呵呵”地看着随风飘散的灰烬……
然而，不论姚家的同情者、畏惧者和对立者做出何种举动，以及怀着何种心态，均在心中产生了同一个念头——
姚家算是遇到真正的对头了！而且，只要是这支叫“红军”的队伍所到之处，那些像姚金银一样，被那个独臂“政委”称成为土豪劣绅的人，肯定要遭殃了！
始终监控着现场的叶子茂此时不会想到，在半年后，也就是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一个多月后的1935年12月27日，******主席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RB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讲到长征时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此时，叶子茂所带领的这支收容队，就是在用行动向这里的老百姓做着宣传队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