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伦理型的中国文化，将人推尊到很高的地位，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天有四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智”，把人与天地等量齐观。然而，中国文化系统的“重人”意识，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与类，将人一一自然——社会交融互摄，强调个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因此，这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是缺乏个性意识的“人学”，它造成了逆来顺受、自我压缩的人格，造成了不冷不热、不生不死的状态。可是，历代文学家一味歌颂这种善良、忍辱负重的传统美德，却很少看到“中国人从来没有争得人的价格”这种文化意识造成的悲剧。曹雪芹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并把它写出来，从而引起人们深思，促使人们反省。
迎春，很善良，但也太懦弱了。“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其不被噬者几希。乳母为了赌钱，把她的一些簪环衣服借去当了，而且把她珍贵的累金凤也偷去。当聚赌事被发觉、邢夫人来责怪她时，她表现的是懦弱怕事：迎春低头弄衣带，半响答道：“我说他两次，他不听，也叫我设法儿。况因他是妈妈，只有他说我的，没有我说他的。
当乳母的媳妇为她婆婆偷累金凤事与房里丫头绣橘、司棋争吵时，“迎春劝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应篇》来看”，恰巧宝钗、黛玉、探春等约着来安慰她，并请来平儿想为她清理左右。可当平儿问她的意见时，她却说：问我，我也没什么法子。他们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讨情，我也不去苛责就是了。至于私自拿去的东西，送来我收下；不送来，我也不要了……你们若说我好性儿，没个决断，竟有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不使太太们生气，任凭你们处治，我总不知道。就是这种逆来顺受的性格，往往使自己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增加，对受别人摆布、控制和欺负的敏感度降低。而且，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因此，她下嫁中山狼孙绍祖，一年后就被折磨死了。固然孙绍祖是个“无情兽”，但像迎春这样懦弱无能的人，生活在封建社会复杂的家庭组织里面，本来就不免要发生不幸。所以迎春的悲剧是必然的，即使嫁给别人，在那样的时代里，仍旧会发生不幸，环境的影响只是使其悲惨性有深浅之别而已。因此可以说，迎春之不幸，多由于性格。
如果说迎春的悲剧是由于她性格的过分庸弱，那么，率直坦荡、孤标傲世的黛玉的悲剧，难道完全是外力与环境造成的？其实不尽然。人们往往看到她禀赋优秀传统文化而生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她深具传统文化性格而死的—面。由于传统文化个性意识的缺乏，在传统文化中往往表现为人的依附性，即一个弱者的主体性往往必须依附在家庭、父母或一个强者的身上。黛玉虽然在意识上要摆脱这种依附，但在灵魂深处，却已被这种依附性折腾得筋疲力尽。因此说，黛玉的死固然是由于不容于时代，然而性格的缺陷也是导致悲剧的原因之一。
黛玉父母双亡，自小寄居贾府，虽然贾母万般怜爱、宝玉体贴多情，但由于一种寄人篱下、失去依附的感觉，使她变得自卑、多愁、孤僻、多心。当她看到贾母自己捐资二十两银子为宝钗过生日的时候，当他看到宝钗在薛姨妈面前撒娇的时候，她便想到那失去了而永不会再回来的家，那有亲生父母怜爱她的温暖的家，当有人刺伤她的自尊心时，她便用尖酸的语言来表达不满，因为她没有一个可以躲避风雨阴晦的家，她只能用这种可怜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尊严。有时一场误会，也会勾起她那最痛心的身世孤凄之感，她认真的思忖着：“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她愈想愈伤感，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自一个立在墙角边，花荫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这一夜黛玉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第二天就写了那裂人肺腑的《葬花诗》。当宝黛爱情发展到成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黛玉并没有因爱情的幸福而振作起来，反而越发樵悴了。她想到的还是“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她时刻感到失去依附的痛苦、凄凉甚至绝望。于是，她的病更加沉重，内心更为痛苦，两者恶性循环，以致心力交瘁，在爱情尚未毁灭之前，她的生命却已走到了尽头。实在地说，黛玉爱情的毁灭，是无情世道的他毁，也是悲剧性格的自毁。
关于薛宝钗的悲剧，一般都认为一个努力迎合时代的人竟也不为社会所容，因此，这是社会的悲剧。但是，从文化角度看，她也是封建文化之树上一颗必然的苦果。她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典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悲剧人物；她在婚姻上是胜利者，但她却“从来没有争得人的价格”。
封建文化要求每个“个体”去做的事，最好不要去符合心中的欲望。只有使心中欲望与实际行动这两个焦点最好不重叠的人，才会获得社会观众的好评。于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许多人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着这种做人的理想，薛宝钗就是其中的一个。在爱情上，她分明有爱情的追求与向往，对贾宝玉是情有所钟、爱有所专的，但她却将这种感情封闭到庄而不露、热而不显的地步；在才学上，她是大观园中唯一可以与黛玉抗衡的才女。才华的显露、知识的运用，是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人的自我表现意识是人的本能之一。宝钗虽然不时欲掩还露地表现她那渊博的知识和超人的才华，但又时时处处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约束自己，规范别人。在生活上，她也有爱美的天性和相当高的审美能力，可她却常常用封建意识去扼杀或压抑自身的爱好与情趣。这一切，从整体来说，宝钗已被封建文化磨去了自己应有的个性锋芒：自己对所爱的人与物不敢有太强烈的追求，而对自己不喜之人与事也不敢断然决裂；她的感觉处于不冷不热的中间地带，生命处于一种不生不死的混沌状态。这种自我压缩，使她的生命过早地萎缩了，而她却泯然不觉，尚自得地生活在那片腐败的土地上。我们从这一形象的毁灭过程，可以看到封建文化的深层意识是如何地在蚕食人的灵魂，如何地在消磨人的个性，从而发掘出这一形象的悲剧意义。这种历史沉郁中的文学的思索，是抛开了廉价、虚伪的乐观幻想之后的清醒，又是执著追求、顽强探索中的痛苦，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觉醒。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性格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在处世态度上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并非单纯是人的自然形式的个性显现。因此，性格的形成，除了天生的成分和文化意识的浸染外，还深深地打着阶级的烙印。迎春的逆采顺受、黛玉的孤标自矜、宝钗的自我压抑，都是与她们各自出身的阶级有关系。迎春出生在一个浪荡落魄的贵族老爷家里，耳闻目睹着没落家庭的丑恶行径，使她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于是“得过且过，无可无不可”便成了她主要的性格特征；黛玉出身于一个已衰微的封建家庭，且父亲又是科甲出身，因此，在她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不得志的封建知识分子的禀性；而宝钗出生在一个豪富的皇商家庭，这种商人与贵族结合的家庭，既有注重实利的市侩习气，又有崇奉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的倾向，这自然使宝钗禀赋着与黛玉完全不同的性格特质。由此看来，性格悲剧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
时代悲剧侧重从横断面去解剖当时社会，文化悲剧侧重从纵深处去反思民族的文化，而人生悲剧则从哲学上去思考生命的本质。“尽管人生如梦、光阴似箭，尽管生存的漂浮感和人生的无尽之谜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压来，但是，每个人并未对此作出持续不断和锲而不舍的哲学沉思，而只有少数极为例外的人才在这方面有所建树”（1）。曹雪芹就是这“极为例外的人”中的一个，因此，他“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从而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几乎从不思考有关于个人存在等基本哲学问题的创作态度。这就是《红楼梦》能跨越时空的思想魅力。
“人之生也，与忧倶生”。生命的欢乐往往是在痛苦的追求之中。这种痛苦的程度是与知识同步增长的。由于曹雪芹和他所塑造的贾宝玉，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智力，而洞察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分离”（1）。于是，具有灵性的贾宝玉便担荷着许多痛苦。其中除了家庭破败与个性压抑之痛苦外，在与黛玉的爱情上，那不断的试探、反复的折磨，那“我也为的是我的心。你难道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的呼唤，不正展现出人性深处那爱的幸福是如何通过爱的痛苦而获得；在日常生活中，“爱博而心劳”，那一份博爱，那一份同情心，会使他生出多少痛苦。例如第五十八回：宝玉病后去看望黛玉，见杏花全落，已结小杏。
因想到：“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倒‘绿叶成荫于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蝈巳择了夫婿一事，虽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两年，便也要“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姻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流泪叹息。
宝玉听到宝钗己搬出大观园后：怔了半天，因看着那院中的香藤异蔓，仍是翠翠膏膏，忽比昨曰好似改作凄凉了一般……门外的一条翠樾埭上也半月无人来往，不似当日……心下因想：“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悲感一番，忽又想到去了司棋、入画、芳官等五个，死了晴雯……大约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了。这里宝玉的痛苦已超越了一个家庭破败之痛苦和个性压抑之痛苦，这是属于众多人的痛苦，是个人在无穷无尽的自然生活和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面前，感到人生有限、天地无情的痛苦。在这种感觉的压迫下，开始宝玉并不惧怕生活，而是正视生活，对生活以及自身在生活中具体存在价值、存在目的抱着一种特殊态度。于是，他明知道总有一天，所有的悲欢都将离他而去，可他仍然竭力地迫寻那些美丽的纠缠着的值得为她而活着的人生；于是，他希望人生能常聚不散，希望韶华永驻、青春常留，这虽然是天真的幻想，但也确实是普遍地在人人心头隐蔽地存在着的愿望。
然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但事物无常，人生易老，就是感情也不能永久保存，于是，“彼之生活之欲，因不得其满足而愈烈，又因愈烈而愈不得其满足，如此循环，而陷于失望之境遇，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彼全变其气质，而超出乎苦乐之外，举昔之所执著者，一旦而舍之；彼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1）。这种“悟破”，不是一般的“了悟”，而是“悟宇宙人生之真相”，是对生命的价值与人生的理想的沉思。人生就是这样，总是不美满，总是多所欠缺，而生命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地复原，这是人人概不能外的悲剧。当这种悲剧与黑暗社会造成的灾难、封建文化造成的不幸相结合的时候，那么，作品也就显出错综的面貌和多义的性质，从而产生更加诱人的魅力。
以上是从宝玉的形象来看人生悲剧的意义。从整部作品看，也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这侧重表现在许多曲、词的咏叹之中。对情来说，是“霁月难逢”，是“多情公子空牵念”。对富贵荣华和天伦之乐来说，是“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芳魂销耗。望家乡，路遥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人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是从追求功名到成荒冢、从聚集金银到眼闭了、从恩爱夫妻到妻随人去了、从痴心父母到“孝顺儿孙谁见了”的“好”与“了”的哀叹。从女儿命运来说，是“风流灵巧招人怨”，是“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是可叹“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是美的毁灭。人生有如此多的缺陷，当我们超越题材的表层意义来体会时，便会感到这种缺陷的揭示是能够激发人们更加珍惜时光、执著现世，是能够激发生命更加积极地运转。当然，倘若消极对待的话，就会走向丧失意志、悲观厌世的另一端。
见者真故知者深。由于曹雪芹深刻体验到人世的痛苦和人生之“大哀”，并具有超凡的智慧、清晰的认识。故能将在生活中体验到的痛苦和忧患提升到一种形而上的、人类痛苦的高度加以艺术表现。这种哀怨之声，这种悲剧之感，不同于儒家的忧患意识，儒家的忧患意识来源于群体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责任心和义务感，而曹雪芹虽然有“无才补天”之叹，但更直接的是与庄子的思想相通的。因此，他对人生之忧胜于对家国之忧；因此，比屈原、杜甫的“离忧”具有更深沉、更普遍的人生内涵。
从《红楼梦》的三重悲剧中，可以看出曹雪芹对现实、文化、人生的批判、反思与探索精神。然而，他毕竟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生活在封建社会中，虽然启蒙的思潮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虽然生活的困扰使他产生了精神的超越，但与旧的、传统的、落后的东西也还是会有丝丝缕缕的联系。于是，批判现实与希望中兴、意识中反传统与潜意识中维护传统、出世与人世，便是对应着三重悲剧的三对矛盾。
《红楼梦》出现在18世纪中叶，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整个封建意识形态的弊端已经显露出来，但有名的康乾盛世，确实也使社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生机。这种时代的矛盾二重性，决定了人们心理观念的二重性，即在没落的危机感中怀有朦胧的希望。曹雪芹的世界观中也明显地渗透着这种时代意识的特点：他一方面控诉着腐朽贵族制造悲剧的种种罪行，同时又维护着世家望族的外表尊严，夸耀“天恩祖德”；他一方面愤怒地诅咒着社会现实的黑暗和腐败，揭示了必然衰亡的悲剧命运，同时又津津乐道地回味着元妃省亲、实为南巡接驾的盛况，把“中兴”的希望寄托在皇权上。这表现了作者批判的时代局限性。
在对封建文化的反思方面，潜意识理论为我们的剖视提供了新的角度，即人的意识层面与潜意识层面经常处于冲突之中。历代不少思想家对传统的反叛往往不彻底的原因之一，就是当他们在意识层面上起来反叛传统的时候，在潜意识层面上常常还停留在传统之内，常常会不自觉地或不自主地与传统认同。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作者虽然对封建礼教的某些内容持深恶痛绝的批判态度，却也有“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的“无才补天”之叹；就会理解作者虽然写出宝钗被封建文化蚕食的可悲可怜，却也常流露出某些赞叹之情，每每称她为“贤宝钗”、“山中高士”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