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述
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到宋元时代，又出现了新的飞跃。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和“说话”艺术的兴盛，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小说“话本小说”，这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白话小说。它的产生，使中国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同时又是中国小说走向艺术高峰的一道桥梁。它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所说：“至于创作一方面，则宋之士大夫实在并没有什么贡献。但其时社会上却另有一种平民底小说，代之而兴了。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话本产生于宋代，这是当时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蕴蓄涵泳已久的一种历史产物，它也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唐宋以来在民间广泛流传一种叫做“说话”的表演技艺，“说话”就是讲说故事的意思。话本就是“说话”艺人讲唱故事时所依据的底本。话本的产生与“说话”艺术的发展兴盛有着直接的关系。“说话”起源于我国古代的说唱艺术，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说故事和说书的传统。在近年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有东汉时代的“说书俑”，歪头吐舌，缩肩耸臀，极为生动地显示出说书艺人讲到紧要关头时手舞足蹈的神态。三国时，曹植能“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俳优小说”可能是一种口头演说的文艺形式。到了隋代，在侯白的《启颜录》里已用“说话”来专指讲故事了。真正把“说话”当作一种专门的表演艺术，则是唐代的事情。郭提《高力士传》记载：“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议论、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这表明唐肃宗时，“说话”已从民间进入宫廷。稍后，诗人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里有“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的诗句，这里的“听话”，就是指听说书人讲唱故事。元稹自己也作了注解说：“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枝花》话”，就是当时民间传说的李娃的故事，从中可知这个故事在当时已是定型的“说话”名目了。《一枝花》的话本今已失传，我们只能从唐传奇《李娃传》中了解大概。但从现存的《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话》等几篇唐话本看，可知唐代的说话技艺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了。
与此同时，唐代还盛行着一种由当时寺院僧侣向民众进行佛教宣传的“俗讲”。这种“俗讲”，开始时只是单纯演说经文和佛经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也讲唱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汉将王陵变》、《秋胡变文》、《伍子胥变文》、《昭君变》等。“俗讲”与“说话”关系极为密切，唐代“说话”在发展中不仅吸收了“俗讲”的某些形式和技巧，而且在题材内容上也深受影响。
到了宋代，“说话”出现了空前繁盛的局面。这当然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宋代工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促成的。宋朝统一中国后，生产力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商业也逐步发展到更高的水平，造成城市经济的繁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就曾经描绘过当时的首都汴京的繁华：“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疱厨。”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以手工业工人、商人和小业主为主的市民阶层也逐渐壮大起来。他们物质生活的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地对适合他们文化程度和生活情趣的文化娱乐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于是各种民间技艺应运而生，一时繁盛起来。当时的城市中还出现了许多专门表演各种民间技艺的瓦舍勾栏。瓦舍又叫瓦肆、瓦子，是当时规模很大的综合游艺场所，其中的勾栏是专门供各种民间技艺演出的地方。在这里上演的除“说话”外，还有杂剧、傀儡戏、诸宫调等。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的瓦舍勾栏，十分繁闹，游者如云，“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在诸种技艺中，“说话”是一种重要的技艺，深受市民的喜爱。说话艺人的人数也相当多，据《武林旧事》记载，仅南宋临安城就有说话艺人约一百人。同时，说话艺人之间的分工也愈来愈细，当时因内容和形式以及艺人们各自的专长不同，已分成四大家：一、小说，二、说铁骑儿，三、说经，四、讲史。“说铁骑儿”，主要是指讲述取材于宋代农民起义或抗金抗辽的英雄传说和战争故事。在四大家中，以小说、讲史的影响最大，尤以小说家最有势力。因为小说基本上是取材于城市平民各阶层的生活，它对现实的反映最为直接及时，故事的内容是市民听众熟悉的，且又能真切地反映市民们的思想感情、理想与追求，因此在当时最受欢迎。在艺术技巧上，它也有超越其他家的优点。《都城纪胜》就曾指出，讲史书的“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顷刻间提破”就是当场把结局点破，一次讲完。《梦粱录》里也指出小说具有“捏合”的特点，所谓“捏合”，一是指小说可以把当时的社会新闻同说话的内容融合在一起，二是指虚构编造。这里就说出了小说在艺术上具有短小精桿和可以自由虚构的特点。而这一点，也正是它可能演变为白话短篇小说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随着说话技艺的日趋繁盛发达，说话艺人渐渐便有了自己的职业性的行会组织，如杭州的小说家团体就称为“雄辩社”。在社里，说话艺人可以自由地切磋技艺，交流经验，传递信息，以改进和提高自己的演说水平。这样的行会组织，对从整体上提高宋代说话的水平，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同时，还出现了专门编写话本和戏剧脚本的文人组织“书会”。书会的成员都是一些富有才情、文学功底较深的落魄文人，他们在当时被尊称为“书会才人”。正是这些书会才人的辛勤的劳动，才使得话本能从原来简略粗陋的单纯的说话底本，发展为可供阅读的书面文学作品。至此，话本实际上已具备了双重的功能：既是传统的说话人的底本，又是艺术上相当成熟的白话小说。
话本一般又可分为两类：说话四家中讲史的底本为讲史话本，自元代开始叫做“平话”。“平话”讲述长篇历史故事，取材于历史，后来发展为章回体的长篇小说；另一类就是本章所要介绍的篇幅短小的小说话本，常常被称为小说，又称为“短书”。它对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从宋元小说话本开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宋元小说话本一一明末的“三言”、“二拍”一一以李渔为代表的明末及清代的其他白话短篇小说。
宋元小说话本虽处于白话短篇小说的初期，但由于有“说话”艺术的长期哺育和书会才人的润色加工，因此它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凡的风貌。它不仅（1）见《武林旧事》卷三《社会》条。给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而且带来了整个社会审美情趣的历史性变化。从文字史的角度看，宋以前的文学是以传统诗文为主流的，它侧重作者的自我表现，表现作者本人的精神、思辨、襟怀和意趣。而作为异军突起的小说话本，则是以再现为主要特征的文学，它所要展示的是世俗人情。它犹如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万花筒，它提供给我们的，是以社会各阶层人物为中心的历史画卷。从小说史的角度看，宋以前的志怪传奇小说是以文人士大夫为读者对象，而宋元小说话本则主要是提供给市民欣赏的艺术。因此它的取材，主要是市民所熟悉、所感兴趣的城市现实生活，即使有些篇章以上层社会的生活为题材，但它对故事的叙述和评价，也依然是从市民的审美观点出发的。宋元小说话本的这一变化，使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里。另一方面，与作品的内容相适应，小说话本在艺术上也有新的创造。首先是小说语言的白话化、通俗化，风格上显得粗旷、明快、爽朗、泼辣。这种用语的变化，使中国小说走向群众成为可能。在人物塑造上，小说话本主要以城市平民为描写对象，作者从不神化他们笔下的人物，而是以自然平实之笔，写他们的七情六欲，并通过他们在现实社会中不同的命运遭际来展示他们性格发展的历史，从而构成作品真实的社会内容。在情节描写上，作者并不刻意求奇，而是把笔触深人到普通的家庭生活领域，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艺术的宝藏。所有这一切，不仅奠定了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基础，而且也确立了宋元小说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地位。
由元人明，白话短篇小说曾一度衰落。明代前中期，作品较少，而且多以单篇流传，在文坛上影响不大。直到明中叶以后，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我国封建社会内部逐渐孕育了某些资本主义因素。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以李贽为代表的提倡人性解放、提倡通俗文学的新思潮。白话短篇小说作为当时最为通俗的文学形式，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一些文人一方面对宋元以来单篇流传的小说话本进行搜集整理，编辑出版，另一方面，他们也怀着极大的兴趣开始模拟小说话本这种形式进行创作，于是一种新型的更为成熟的白话短篇小说拟话本，便应运而生了。拟话本虽然仍保持着话本的体制，但在精神内核上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最显著的是由诉之听觉而转为诉之视觉，艺术描写更为细腻，语言更为规范纯熟，它真正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短篇小说了。拟话本的产生，使古代白话短篇小说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代表明代拟话本最高成就的是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冯梦龙和凌蒙初在思想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李贽个性解放新思潮的影响，冯梦龙就曾大声疾呼，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气冯、凌二氏都十分热衷于拟话本的创作，他们都力求在自己的作品中，“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读他们的作品，犹如在欣赏一幅幅五光十色、多彩多姿的世俗生活的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有献身爰情的青年男女，有专制昏愦的封建家长；有始乱终弃的负心汉子，有挣扎煎熬的勾栏妓女；有贪婪残暴的权贵官吏，有正直高尚的忠臣义士；有奸邪淫荡的恶棍僧尼，有迂腐可笑的儒士酸丁；有气焰熏天的豪绅富商，有沉沦堕落的妒妇美妾；有卑鄙猥琐的走狗帮闲，有善良安分的商人市民……总之，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各类人物齐备。他们多是活跃于当时生活舞台上的现实的人物，他们的身上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生命的充实和“人欲”的诱惑力，感受到与传统迥异或尖锐对立的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感受到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人”的尊重和人格平等的历史要求，感受到作者对现实社会种种丑恶现象的无情批判；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那个时代小市民的种种庸俗、浅薄、低级、无聊的趣味和感情，感受到作者勉为其难的封建说教和无力的道德训诫。这一切就构成了“三言”、“二拍”进步的但又不无微瑕的思想倾向。
“三言”、“二拍”的突出成就，引起了世人尤其是下层人民对白话短篇小说的浓厚兴趣，直接刺激了明末清初的创作热潮。一时间，仿效之作纷起，数量之多，蔚为大观，而且余波不息，一直延续到清中叶。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后起之作的成就却无法与“三言”、“二拍”相比肩。其间一些较好的作品，如李渔的小说，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三言”、“二拍”的传统并在艺术上有所创新，但由于作者过于追求情节的新颖奇巧，过于追求小说的喜剧效果和娱乐功能，因此在内容上有时不免伤于纤弱，与冯、凌二氐的优秀之作相比，缺乏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明末和清代其他白话短篇小说与李渔的小说相比，却又等而下之。成就不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作品虽一意仿效“三言”、“二拍”，却往往得其皮毛而失其精髓。过分强调了小说惩恶扬善的教化功能，而在具体描写中，又往往无视现实生活的真实和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以至于一些作品训谕满纸，告诫连篇，大大削弱了作品的形象性和主题的开拓，不再有宋元话本的尖锐新鲜和“三言”、“二拍”的富于现实的气息。故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谓其“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当然，上述只是就总体而言，它并不排除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肯定的好作品，这些好作品，往往散落在各个集子中。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些作品反映了“三言”、“二拍”所没有接触到的社会生活，开拓了小说的题材，它同样是中国小说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大约发展到清康熙、乾隆年间，便呈现出难以为继的衰势。虽然最后一部拟话本集子《跻春台》产生于清末的光绪年间，但它却是沉寂近百年之后的一声微弱的回响。与此同时，中国历史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进人了近代社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随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国的白话短篇小说又发生了一次新的飞跃。但这时，小说史已翻开了另外的一页。
（第二节）宋元小说话本
一、小说话本的体制和概况
宋元小说话本的体制结构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即：题目、入话、正话和篇尾。题目是根据正话的故事来确定的，是故事内容的主要标记。人话，也叫“得胜头回”、“笑耍头回”，就是在正文之前，先写几首与正文意思相关的诗词或几个小故事，把它作为开篇，以引人正话。“人话”具有肃静听众、启发听众和聚集听众的作用。正话，即故事的正文，是小说话本的主要部分。正话在叙述故事时，也不时穿插一些诗词，用来写景、状物，或描写人物的肖像、服饰，它具有渲染气氛、增强效果的作用。小说话本一般都有篇尾，往往用四句或八句诗句为全篇作结，有时也有用词或整齐的韵语作结的。篇尾一般游离于情节结局之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是由说话人（或作者）自己出场，总结全篇主旨，或对听众加以劝诫，或对人物、事件进行评论。小说话本这种体制的形成和定型，是“说话”艺术长期发展的结果，它标志着小说话本的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