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传奇另一类作品是取材现实，主要描写男女恋情和妓女生活的。写得较好的有张实的《流红记》和柳师尹的《王幼玉传》、秦醇的《谭意哥传》、无名氏《李师师传》等。《流红记》是根据唐人笔记中的《红叶题诗》的故事改写而成的，作品较真实地反映了被禁锢在深宫的宫女的精神苦闷，以及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王幼玉传》写的是妓女王幼玉的爱情悲剧，作品表现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少女不甘心卖笑的屈辱生活，和争取获得做人的尊严的强烈愿望，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对下层妇女的残害。《谭意哥传》写妓女谭意哥与小官吏张正爱情离合的故事，情节仿袭《霍小玉传》，由于作者从陈腐的封建观念出发，着意把谭意哥塑造成一个恪守封建礼教的妇女形象，“言理多于言情”，因而大大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意义。《李师师传》是写北宋末名妓李师师与宋徽宗赵佶的风流韵事。小说批判了宋徽宗穷奢极欲和荒淫无度，以及奸臣、阉宦们的祸国灾民。末尾处写李师师在异族入侵、国难当头之时，慷慨捐钱助饷，敢于痛斥卖国求荣的奸佞，不惜仗义捐生，表现了一定的民族气节。
以上是宋传奇值得一提的几篇，其成就远不如唐传奇。究其原因，一是在创作上缺乏创造性，一味模拟唐传奇，又只拾其皮毛，失其精髓。如唐传奇面对现实，取材于生活，而宋传奇则多数回避现实，主要取材于历史；唐传奇注意谋篇布局，提炼加工，而较多的宋传奇却显得芜杂，而且为逞才气掺人了大量游离情节之外的诗词，不仅妨碍了叙事的统一性，也使小说变得冗长而不精练。“加以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1）。这样，就更使宋传奇失去了生命力。
元代传奇继宋传奇后更趋衰微，不仅作家少，作品少，作品的质量也不版本同前。足深论，这里也就略而不述了。
二、明初传奇
传奇小说经过宋元两代的衰微冷落，到了明初出现了新的转机，主要标志是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的出现。
瞿佑，字宗吉0347—1433），号存斋，钱塘人，早年便享有文名，但一生怀才不遇，只做过训导、教谕、长史一类小官，永乐间，因诗蒙祸，谪戍保安十年。《剪灯新话》成书于洪武十一年（1378）前后。这部作品共载有二十二篇传奇，内容多数是关于婚姻恋爱、鬼神怪异的故事。其中一些优秀的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和元明之际社会现实的黑暗，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某些进步的要求和善良的愿望。以婚姻恋爱为题材写得较好的有《金凤钗记》、《翠翠传》、《绿衣人传》等。《金风钗记》写富家小姐兴娘与崔生在孩提时代就由父母约为婚姻，但此后一别十五载，崔生杳无音信，兴娘因思念崔生抑郁而死，死后魂附其妹庆娘之体，与崔生私为夫妻。作品通过这一美丽的幻想情节，热情赞美了青年人生死不忘的爱情。《绿衣人传》写一个绿衣女鬼和书生赵源生相恋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广大妇女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贾似道荒淫残暴、草菅人命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翠翠传》写的是一对恩爱夫妻在元明之际的战乱中的不幸遭遇。妻子翠翠在战乱中为乱军头领据为侍妾，丈夫金定寻到军中，以兄妹相称，咫尺天涯，难得一见，最后他们在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中先后死去，只能把恢复夫妻名分的愿望寄托于死后。这个故事控诉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反映了人民久乱思安，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过安居乐业生活的迫切心情。这几篇小说文笔清新，情节曲折，写得缠绵悱恻，凄婉深沉，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一些以鬼神怪异为题材的小说，虽多数渗透着浓厚的因果报应的封建思想，但由于作者把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在人民的流离痛苦、社会的动荡混乱上，因此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太虚司法传》写冯大异不信鬼神而发展到与鬼神搏斗。作者笔下的阴曹地府、牛鬼蛇神的种种暴行，使人自然联想到封建统治集团的黑暗残暴。《三山福地志》揭露了达官贵人以怨报德的丑恶本质，提出当政的丞相、平章不过都是阴间无厌鬼王、多杀鬼王投生，因而在世间贪饕不止，贿赂公行，残杀良民，反映了元末政治的腐败。《令狐生冥梦录》也通过令狐生之口尖锐地揭露了官吏之贪婪：“始吾谓世间贪官污吏受财曲法，富者纳贿而得全，贫者无资而抵罪，岂意冥府乃更甚焉！”在揭露封建社会黑暗残暴方面，这些小说确写得十分深刻大胆。
瞿佑《剪灯新话》在艺术上有意追踪唐人传奇的作风，在讲述一个奇异故事的同时，较注意对人物形象和社会生活的刻画描摹，故事情节比较委婉曲折，描写也比较细腻，语言华艳典雅。但喜用诗词骈语，形成一种韵散相间、骈散相问的格局，影响了小说的精练集中。
《剪灯新话》出现后，深受时人的欢迎，一时仿作纷起，《剪灯余话》便是一部较有代表性的模仿之作。
《剪灯余话》，作者李祯，字昌祺0376—1452）；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曾任礼部郎中和广西、河南布政使等官职。为人刚正严肃，学问渊博。《剪灯余话》成书于永乐八年（1410）前后，全书共载三十一篇传奇小说。这部作品完全是《剪灯新话》的仿作，许多作品题材命意、艺术构思都与《剪灯新话》相近，但文中罗列的诗词韵语比《剪灯新话》要多，因此篇幅显得更长。从总体看，《剪灯余话》的思想、艺术成就比《剪灯新话》稍差，但有些篇章也写得不错，如《风尾草记》、《琼奴传》、《秋千会记》、《贾云华还魂记》，都以爱情婚姻为题材，通过青年男女为争取自由的爱情婚姻所作的努力和所遭受的苦难，鞭笞了吃人的封建礼教和恶势力，赞美了纯真高尚的爱情。另一篇《芙蓉屏记》则是一篇优秀的公案小说，作者在叙述破案的曲折性时，特别注意描写受害者崔英夫妇间的深厚的感情，正是这种真挚的夫妻之爱，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作者一方面颂扬了为民除害、成人之美的清官，一方面又歌颂了夫妻间真挚的感情，这两种主题交错的写法，与一般单纯破案小说相比，内涵显得更加丰富。
上述“二话”的出现，使传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在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继承了唐传奇的优良传统，使传奇这一体裁在宋元两代的衰落后又重新振作，有的作品在写作技巧和内容取材上，已兼及传奇和志怪之长，给传奇创作带来一股清新风气，对明中后期的传奇创作乃至于《聊斋志异》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在当时文网极严、文坛冷落的情况下，“二话”以其新鲜进步的内容一新时人耳目，所以深受时人欢迎，影响很大，乃至于统治者不得不横加禁止。其次，“二话”给拟话本、戏剧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近三十篇的传奇被改编为拟话本和戏曲，著名的如《金风钗记》被凌蒙初改编为拟话本《大姐游魂完夙愿，小妹病起续前缘》，沈璟也据此写成剧本《坠钗记》；《翠翠传》被凌蒙初改编为拟话本《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另外叶宪祖的杂剧《金翠寒衣记》、袁声的《领头书》也取材于此；《绿衣人传》对后世影响也很大，明周朝俊的戏剧《红梅记》、冯梦龙的拟话本《木棉庵郑虎臣报冤》，乃至于解放后创作的昆曲《李慧娘》，都是从《绿衣人传》发展而成的；《芙蓉屏记》也被凌蒙初改写成拟话本《崔俊臣巧会芙蓉屏》，明张其礼的戏剧《合屏记》、叶宪祖的杂剧《芙蓉屏》也都是根据本篇故事改编的。
三、明中叶至清初的传奇小说
明嘉靖以后，中国封建社会母体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使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新思潮，这种新思潮直接刺激了文学的发展，首先在通俗文学领域、长短篇白话小说、戏剧文学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在传奇小说领域，也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一大批具有相当文学造诣的作家，自觉地、积极地从事传奇小说的创作，写出了一大批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和艺术力度的好作品。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清初，有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那样：“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
明中叶至清初从事传奇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家有：马中锡、董圮、蔡羽、宋懋澄、邵景瞻：戋戋居士、徐芳、王猷定、魏禧、李清、王淖、黄周星、陆次云、陈鼎、钮诱、王士祯等，他们都写出了为人传诵的佳作，这些作品有的被收进了明冯梦龙编辑的《情史类略》、明王世贞辑的《正续艳异编》、清康熙年间张潮辑的《虞初新志》、嘉庆年间郑澍若辑的《虞初续志》等传奇集子中，有的散见于各自的文集中。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为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萌芽给明代中叶以后社会带来的种种微妙的变化，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的道德行为、性格、心灵之间的矛盾斗争和冲突，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相当高的认识价值。
这时期传奇作品的时代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有关爱情婚姻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描写了被压迫妇女追求人格平等的斗争，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市民阶层的新的婚姻观和道德观。宋懋澄的《负情侬传》和《珍珠衫》、戋戋居士的《小青传》、黄周星的《补张灵崔莹合传》等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其中尤以宋懋澄两篇作品为佳。《负情侬传》写的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它表面上是写传统性质的士子与妓女恋爱的故事，实际上是在封建社会后期要求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呼声日见增强的情况下，表现妓女阶层争取人权与婚姻幸福的十分严肃的悲剧。杜十娘在封建礼教和市侩势力的双重压迫下，面对负义的李生，不乞求，不苟且，而是毅然投江，以一死来表示对这个罪恶社会的最后决裂和抗争，展现了明代中后期下层市民在进步思潮激发下所产生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无疑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珍珠衫》写的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故事，这个故事通过楚人夫妇悲欢离合的奇特命运，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市民阶层的家庭婚姻、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楚人休妻后又对原妻藕断丝连的爱情以及最后又重修旧好，并不嫌弃她二度失身于人，这反映了封建贞节观念在市民阶层中已经逐渐淡薄。作品写楚人妻一方面因无法忍受分居的痛苦而犯下失贞的错误，另一方面在内心又不失对丈夫的爱情，这揭示了生活中人的性格的复杂性，同时也是作者对人的自然要求的矫枉过正的肯定，体现了一种与封建传统观念相对立的生活原则。
第二，这时期的优秀作品，敢于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统治集团，揭露了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的腐败黑暗，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如钮诱的《张羽军》写皇帝亲自制造文字狱，作者敢于直斥皇帝的“不法”，对受害者明确地表示了同情和赞扬。董圮的《东游记异》是用隐喻手法写成的政治小说，作者把宦官比为狐狸，把支持他们的人比作老虎，指出由于这些“兽类”盘踞在宫廷近侧，使得京城“雾塞昼冥”。这篇小说是影射明正德年间大奸臣、大权宦刘瑾的，作者的政治勇气是值得钦佩的。陈鼎的《义牛传》也是用寓言的形式，描写土豪劣绅与官府勾结起来，欺压贫苦人民，比猛虎更凶狠残暴。最后作者写义牛冲进官府，为受害者报仇雪恨，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压迫者、剥削者的痛恨和反抗。邵景瞻《觅灯因话》中有一篇《贞烈墓记》，则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军官衙役为霸占民妻而为非作歹，草菅人命，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生命财产、妻子儿女毫无保障的悲惨境遇，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
第三，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人们意识的影响。由于明中叶资本主义因素的萌生，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来愈明显，以至成为社会生活的杠杆和某些人思想行动的支配力量。蔡羽的《辽阳海神传》和邵景瞻的《桂迁梦感录》便是此类作品中最出色的两篇。《辽阳海神传》通过描写徽商程士贤与海神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当时商人的商业活动和他们的思想意识。作者在作品中揭示了金钱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巨大冲击：“徽俗，商者率数岁一归，其妻孥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金钱的多寡决定了对一个人的品德“贤”或“不肖”的评价，它说明金钱已经成了支配人的思想感情的主要力量。《桂迁梦感录》写桂迁落难时得同学施君救济，后掘财致富后，以怨报德，因梦恶报，迷途知悔，改恶从善。这个故事写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世态，揭露了金钱是怎样腐蚀人的灵魂，支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第四，这时期的传奇作品，还塑造了一些不为名教所羁绊，具有自由解放色彩的“狂士”形象，表现了明中叶以后，在思想解放的思潮影响下，知识分子的苦闷、追求和生活态度。如宋懋澄的《顾思思传》中的顾思思，黄周星《补张灵崔莹合传》中的张灵，都是狂士典型。他们愤世嫉俗，鄙弃仕进，性情豪放，狂荡不羁，但在他们狂颠的后面，却包藏着深深的忧愤和感伤，他们有崇高的政治理想或爱情追求，但腐败的社会使他们怀才不遇，一筹莫展，他们只能借酒浇愁，借发疯作狂，自暴自弃来抗议那个黑暗的社会。作者塑造这些“狂士”的形象，与明代中后期追求“人”的解放的新思潮是一致的。他们的“狂”不但表现在他们的日常行为、待人接物的狂怪不同流俗，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们思想上的反正统的异端性质。通过这些形象，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
明中叶至清初的传奇小说在我国志怪传奇小说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唐传奇是我国志怪传奇小说发展上的第一个高峰，宋元传奇不能继承唐传奇的优点，使传奇小说趋于衰微。明初，瞿佑、李祯的努力，使传奇小说又萌生机，但在内容的深度广度和艺术手法上都未超越唐传奇，有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文题意境，并抚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1）只有到了明中叶后，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新思潮的冲击下，经过一大批作家的努力，传奇小说才真正呈现出复兴之势。这时期作品取材现实人生和反映时代精神这两点，就远不是宋、元、明初的传奇作品所能比肩的，而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与唐传奇比较也是一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超越。特别是他们以下层人民为主要描写对象以及敢于涉笔国事政治的胆识，都不是唐传奇作家所能企及的，这种大胆干预政治、干预生活的精神，对蒲松龄《聊斋志异》无疑具有很深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