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场设在和我家连墙的大烟房院子里，主要是建了一个篮球场。北边临大街的院墙早已拆开个大豁口，成了通道。街对面是县文化馆，体育场好像就归文化馆管理。暑假里，许多中学生在里边帮忙油印材料，搞的啥活动也没了印象。观音堂巷的烟房大门早已没了门扇，长年大开着。这体育场便前街后巷通畅无阻，既是行人的过往大路，又是群众体育娱乐的热闹场所。
假期里，许多孩子聚在这里玩耍。我当时玩得最多的是两种游戏：一是打木猴儿，另一种叫砸游。
所谓木猴儿，只是一个底部尖的圆陀螺。打猴儿便是用鞭子抽打陀螺，让它在地上旋转。
砸游是一种赌输贏的游戏。用麻钱做赌注，铜圆做砸器。以铜圆投击打落摞在砖头上麻钱的多少比输赢。我砸游的水平在同伴里属于高手。
那个暑假因砸游玩上了瘾，没有去学校补习算术。没想到老师较了真，唯独将我们几个没去补习的留了级，这一遭遇深深地刺激了我的自尊心。现在想起来，也正是这种刺激重新激活了我几乎巳经丧失掉的对于学习的感觉一灵感。这或许正是我对于数学学习产生突变的原因所在吧！
留级后，我变成功课优秀的学生。少先队改选时，我被选为副大队长。到了六年级，担任大队长的同班同学乔兰英（后改名乔建民）入了团，我又担任了大队长职务。这期间，我曾作为全县少先队代表在庆祝国庆的大会上讲过话；又多次在会议上向首长和英雄模范人物献过花。总之，在留级后的两年小学生活中，我竟然一度成为县城里有些名气的好学生了。
上了中学后，从表面上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各学年各科成绩大部分是五分（最高分），最低是四分。然而我贪玩、浮躁的习性应该说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除了曾先后迷恋过乒乓球和风葫芦（空竹〕外，我还喜欢各种乐器，凡见得到的都要摸揣一阵子，也都是浅尝辄止。
从小学六年级起，我便一直喜欢看小说。一个阶段迷在古典及武侠小说中，后来又热衷于前苏联英雄人物及反间谍惊险小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内出版的长篇诸如《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日》等我几乎全都读过。其实也只是走马观花一一看热闹而已。
小说看到高兴处，便难以放得下，有时上课也偷偷地看了起来。上初一时，算术课看小说让王子明老师发现，挨了批评。过了几天，父亲突然问我：“我听你们李校长说你课堂上不好好听讲？”并要去我的学生手册，检査每周的学习纪录。看到成绩不错，父亲没再批评我，只是说：“以后课堂要专心，不然学习要退步的。”王子明老师是靖远人，副校长李恭是父亲的熟人。肯定是王老师跟李校长说了我的事。不过，从那次以后，父亲平时再也没有看过我的学生手册。
高中几年里，我的数理化作业经常抄同桌雒忠义的。她学习踏实，成绩好，我借时总不拒绝。抄作业我是边抄边自己随着做一遍，若发现有错处，便自己更正过来。雒忠义的作业很少出错，但也有个别时候老师发下作业时，她有错题，我却全抄对了，让她吃惊过几次。高二教几何的贾老师，少白头，面容英俊白皙，课讲得极生动，很受同学尊崇。但贾老师对课外作业放得很松，我经常不交作业，他也从不过问。期末考试五分，他给我总评四分。前几年听兰州的老同学讲，他后来当了市教育局长。
平时学习不踏实，每到考试前我便忙了。我是真正那种“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学习方法。虽然一般情况下考试的结果都不错，但考完试，突击记下的东西遗忘得也很快。说真的，那时在心里还有些傲气，为自己的小聪明而沾沾自喜。
实际上，贪玩、懒散、浮躁等都是我与生俱来的，因而也是很顽固的。我此生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在努力自我抑制和克服懒散之情、浮躁之心中取得的。而且这种努力必将伴随我毕生。
真正对自己这种与生俱来的习性及其负面影响有了清醒认识，也只是近十年的事。仲尼曰：五十而知天命。有人说：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生最要紧的也是最困难的莫过于认识自我和改造自我了。
2004年9月16日
郑老师和田老师
郑老师是我小学三四年级时的图画老师。郑老师腿有些瘸，走路一跛一跛的，人们背后都叫他郑瘸子。
郑老师是个左撇子，他上课时，二话不说，左手挟一支粉笔，跛着的脚踮起来，右胳膊直直地向后垂下。在黑板上用单线条从额头开始，很快勾画出一个胖乎乎的小孩形象来，一下子便把我们给吸引住了。
“画得真像！”同学们忍不住叫出了声。对郑老师不照任何样子，当堂在黑板上画出范画的能力很佩服。郑老师也因此而受到同学们的尊重。我后来给学生上美术课也喜欢堂上边示范边讲解。这跟郑老师小时候给我们上图画课的影响是有关系的。
一九六二年我回到家乡时，郑老师在县文化馆当美工。当时文化馆在西街敷文巷口的一个院子里，门口有块大黑板报。好几次碰见郑老师在大门口出黑板报，便让我想起了他给我们上图画时的样子来。
五年级时，图画课改由田老师上了。田老师不大画人物，主要教我们画些静物和图案。田老师常说：“我画的都是些破盆盆烂罐罐。”声气带点鼻音，很浑厚。
我留级后，田老师当了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课也由他上。
田老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班主任，他总是能根据学生的特点因人施教。同学高有弟有才气，但很调皮，而且在一些顽皮生中很有号召力。田老师便让高有弟和我一起担任少先队大队副，充分发挥他的组织能力。记得六年级时，画得好的三位同学除了高有弟和我外，还有仇文新。我们三人各有特点，办墙报时经常在—起合作。
对于我的教育，田老师主要是采取正面鼓励，多次给了我展示能的机会，帮助我树立自信心。
县上要附小选一名少先队代表，在国庆节庆祝大会上讲话，田老师推荐了我。稿子是田老师写的，我只不过事先背熟，反复练习，然后鼓足勇气，在万人大会上大着胆子背诵了一遍而已。然而这无疑是对我的一次肯定和激励。
六年级时，同学乔兰英年龄大，人了共青团，不再担任少先队大队长。于是我又被推选为大队长，并多次充当重要会议的献花少年。
当然，田老师也曾针对我学习不太踏实的毛病，进行过很多次教育。田老师最善于启发引导。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自习堂上闹，田老师发现后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里，给我们讲纪昌学射的故事。说是为了练眼睛，那纪昌将一铜钱挂在树上，他每天躺在树下不眨眼地看，那钱越看越大，最后在纪昌的眼里铜钱变得大如磨盘。开弓时箭便会轻而易举地射穿铜钱中间的孔了。通过这个故事，田老师让我们懂得了学习要勤学苦练。毫无疑问，我留级后的迅速转变，是与田老师的教诲和爱护分不开的。田老师名种玉，在我的心里，他是我小学时期的恩师。
田老师后来一直在靖远师范工作。先在教导处，以后又任美术书法课教师。一九七六年秋季我也调进师范教美术，昔日的师生又成了同事。
我进师范以后，学校里的美术老师逐渐增加。老师多了，学校给田老师慢慢地减了课程，便只上书法课了。靖远师范毕业的学生，字写得普遍好，田老师的功德是有口皆碑的。
田老师不但严格要求和认真批改学生的写字作业，他自己也一直坚持临帖，不断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他临帖既不用毛边纸也不用大量的废报纸，而是将一些被墨汁涂写得黑黑的旧报纸做字盘，用毛笔蘸着水在上边写，交替换用字盘，便不会因过湿而烂掉。
终于，田老师练出了一手纯正的小篆书法。他有时也画几笔花卉博古，十分古雅。
田老师更多的心思和精力仍然用在美术教育上。他在认真负责搞好师范教学任务的同时，还担任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白银分校靖远教学点的负责人。因我曾被聘为国画辅导教师，所以对田老师无微不至地关心学员，勤勤恳恳搞好函大教学点工作是感受很深的。
这个阶段，县上成立了美协，田老师以他的资历、人品和艺德被推选为主席。我和另外几位担任副主席。在开展活动中，田老师既认真负责，又常常把我们几位学生辈的往前推。他一辈子都做着教诲和扶持后学的工作。
前不久，县上另一位老画家的夫人逝世，我去吊唁。顺便去看望田老师，并给老师赠送了我新出的画集。八十多岁的田老师精神矍铄，案头上依然是字帖，还有黑黑的一沓做字盘的废报纸。我为老师的做艺精神所感动，他却淡淡地说：“老了，这也是个干头嘛。”
2004年中秋将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