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坏人、导向及其他
《平凉日报》2007年3月29日发表雷小宁同志的文章《谁来保护好心人》，其中讲到一个小故事。读后，似觉意犹未尽，心中块垒，不吐不快。为了能更明了地说明问题，不妨将这则小故事摘录如下：
三个鬼魂被押到阴曹地府，他们生前分别是妓女、小偷和医生。
阎王先问妓女在阳世是干什么的，妓女回答：“我专门收容一些无家可归的男子，让他们也能享受夫妻生活的乐趣。”阎王颔首：“善哉，应该得到好报。”遂命令判官把她降生到富贵人家。
轮到小偷了，他也从容应对道：“回阎王爷，我在阳世专门替别人拿东西，有的人口袋太重，自己拿不动，我就替他分些来；有的人东西没藏好，我也捡回来；有的人家里贵重东西太多，我怕他失火，就替他们把东西转移到我家，好好保藏起来。”阎王听后高兴地说：“你做得很好嘛，这叫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理当增寿三纪，享年百岁。”
医生在一旁忍不住开口道：“阎王爷你被骗了，他们在阳世做的都是害人的事阎王大怒，一拍惊堂木：“谁骗得了我，我问你答，扯别人干啥？你是干什么的？”
医生理直气壮地说：“我才是真正的好人，我治病救人，把快死的人都精心治好……“住嘴，难怪我派小鬼抓不到人，原来是你在和我作对。来人，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这故事当有续篇。
为了避免职业群体集体误解，使个体虚拟形象不至于上升为职业代表，从而步入一种良性的话语环境，在此特申明，可能产生复数歧义和职业标签的“妓女”、“小偷”、“医生”，均为不确定的虚拟对象，与职业无关。
先看妓女。因为阎王爷的赞扬和肯定，这个在阳世名声很坏的人却得到了投胎富贵人家的结果，结果为正数。这使妓女尝到了说假话的甜头，同时从阎王那里获取了当妓女的合法性。于是，妓女投胎富贵人家后，不但不痛改前非，相反，却重操旧业，甚至变本加厉。不出几年，被富贵人家逐出家门，断绝家庭关系，彻底流落于烟花巷。人们虽痛恨妓女改变了世风，但有阎王这把保护伞，只好眼睁睁看着人间妓女大行其道，妓风日甚矣！
次看小偷。因阎王下令加寿，小偷再续阳寿至一百年，其结果同样为正数。这使小偷在享岁期间，仍干着替别人“当保管”的营生，一改过去昼伏夜出为昼夜兼程，小动作多了，被发现和抓住的概率上升。及至寿终，来到地府，见过阎王，如此这般汇报，阎王念其功德尤隆，大喜之下，再续阳寿。于是小偷得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即使人们恨之入骨，但因有阎王的赞美和首肯，作为人又如之奈何？
再看医生。这样一位救死扶伤的好人，因阎王的否定，只好来到十八层地狱，不用说，其结果为负数。医生来到地狱，被先他到此的众人团团围定。其中有一哲人，也因在阳世对人大讲生死之道，得罪了阎王，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下面是哲人和医生之间的一段对话：
“你在阳间干的是救死扶伤的事，为何也难逃地狱之苦？”
“谁说不是？我无非说了实话，谁知阎王爷好的不是这个，而是妓女、小偷之流说假话干坏事者。”
“那你有没有认真想过，阎王为什么要罚你下地狱？”
“我百思不得其解，还望前辈赐教。”
“你错就错在没有和阎王站在一条道上。他干的是销魂的事业，让更多的人倒伏在他的脚下，使他的冥国不断壮大，这是他的价值追求。而你干的却是还魂的事业，正好和他唱了对台戏。你在执业的过程中，让许多在阎王看来已入他利益之门的人又回去了，这不是明摆着挡了他的道吗？你不但阻止了阎王意志力的表达，而且破坏了阎王赖以生存和壮大的生态规则，使他的利益无法获得最大化。你和阎主矛盾的实质，可以用两个字来表达。”
“哪两个字？”
“利益！”
“我似乎有点懂了。但我仍不解的是，阎王为什么对妓女和小偷要大加肯定呢？”
“因为妓女和小偷的营生不会对他遵循的生态规则形成破坏，更不会触及他的利益，一切不对其利益构成威胁的人和事都是可以大加表扬和赞赏的。更何况，妓女和小偷越是卖力，越有可能使更多的人减去阳寿，以尽快投入阎王的膝下，这就是间接策应了阎王的事业，等于使阎王变相获得了利益。你能说阎王不高兴吗？说到底，还是利益使然。”
“那么，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无非是四条：或者身死道德亦死，或者身死道德不死，或者身不死而道德死，或者身不死道德亦不死。而要做到身与道德皆不死，也就是说，既坚持你的职业操守，讲求职业道德，又不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只有让阎王站在你的道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样的话，阎王就不成其为阎王了。那么，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阎王死。这更是无稽之谈。看来，身与道德皆不死这一条你无论如何是做不到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三条路可选：要么，你什么也不做，就这样在十八层地狱，永不翻身，做到身死道德亦死。要么，你坚持你的职业道德，继续救死扶伤，但你永远无法走出地狱之门，身虽死，而道德犹存。要么，你放弃心中的道德，说假、做假，按阎王的规则办事，心虽死，然身犹存。”
听了哲人的话，医生默然不语。
起初，医生的良知还让医生坚守着职业道德，在十八层地狱，为终日不见阳光而百病丛生的众好人疗疾治病，但大家因十八层地狱的苦难生活，终日以泪洗面。
想起因做好人、干好事而堕人如此黑暗的世界，痛定思痛，不免对自己坚守着的道德发生怀疑，对道德卫士的纯洁性产生动摇，对自己在阳间的所作所为渐生悔意，逐步站在道德卫士的对立面。久而久之，众好人不再需要医生的服务，并开始对救死扶伤的医生大打出手，企图让他同样放弃道德底线。面对众人精神的、肉体的折磨，随着时间的推移，医生由起初难逾道德心理关，到后来不再坚持，再到逐渐滑向众人一边，心甘情愿颓变为道德的忠实破坏者。于是，大家集体道德失语！这时，医生及十八层地狱的众狱友，因为道德水准和行为完全符合阎王的评判标准，某日，被阎王调出十八层地狱，并允许投胎回到人间。投胎后的医生，因十八层地狱的沉痛记忆，不再做救死扶伤的工作，而变为一个制假、贩假、说假、毫无道德和良知的人。
小结：妓女和小偷，缘于阎王的导因，痛失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机会，无法摘去头上“光彩夺目”的光环。而医生，同样缘于阎王的导因，虽然从十八层地狱中解放了出来，获得了重生的机会，但却不再有道德底线。他们都成了道德沦丧的积极实践者和推动者。
至此，妓女、小偷、医生不幸集体道德缺失。
因为，阎王掌控着话语权，合法伤害权，乃至生死权！
这就是导向的力量和作用！
2007.04.03
掌权当有畏
某日读书，见两则记宋太祖的史料。其一曰，据史载：某日，（太祖）后苑挟弓弹雀，有臣僚叩殿称有急事，上急出见之。及闻所奏，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对曰：“亦急于弹雀。”上怒，以钺斧柄撞口，两齿坠焉。徐伏地取齿怀中，上怒曰：“汝将此齿去讼我耶？”对曰：“臣岂敢讼陛下，自有史官书之。”上怒解，赐金帛慰劳而去。
其一曰，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久之，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陈继儒《读书镜》）
上面两则小故事，体积不大，容量不小。余不才，虽不能深谙其中全部蕴味，但至少读懂了一条：位及人主者，亦不能高高在上，为所欲为，必有其惮之、忌之者。一句话，掌权有畏。
想那北宋男一号宋太祖匡胤，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来，位及至尊，奉天承运，嬉笑怒骂，皆成法律。上至当朝宰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惮其皇威，惧其极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朝要臣亡，臣绝不活夕……要人脑袋，犹探囊取物，去人前途，只在弹指一挥间。概而言之，皇帝者，欲之所至，必致其意；意之所至，必致其言；言之所至，必致其行；行之所至，天下莫可挡焉。有人会问：依尔之言，皇帝岂不是言即法律，行即法律，当如是，区区百姓，岂不是把吃饭的家当挂在刀刃上耶？非也！君不见，即使尊如宋太祖者不也有畏吗？所畏者，讼也；所畏者，史也。讼者，封建的诉讼，岂不是为皇帝、皇权服务的？岂不是皇帝怎么说，判官怎么判？但宋太祖之所以有畏，并非判官可判其罪，可判其死，而是畏伤其面，进而毁其誉，传之四海，难服天下众生。说到底，畏民也。
史者，书记皇帝言行，昭彰皇帝美德，传之后世，以为楷模。按说宋史官，吃皇家饭，拿皇家俸，享皇家福，不利于皇帝的话不说，不利于皇帝的事不记，才对得起皇帝的知遇之恩，供俸之情。然宋史官愣是不知天高地厚，胆敢把皇帝不便面世的言行、失误记录在案，搞得皇帝闷闷不乐，以至于被我们这些身处自由、民主、讲民权、谋民利时代的小人物看到，试问史官，意欲何为？正是这位“史官必书之”
之史官，秉承先辈正气，磨砺先辈史笔，坚守职业道德，把一个工作当中有失误，失误之后有畏忌，有血有肉、真真实实的宋太祖形象呈献给了后世，弹雀贪玩，不接受臣下顶撞，居然拿武器撞臣口，致臣下牙齿脱落；指挥失误，因怕史官必书之而不乐的宋太祖形象，跃然纸上。然而，瑕不掩瑜，对宋太祖其人其品暂且不论，仅就这两则小故事所反映的后世读到的宋太祖，其形象不仅丝毫未损，相反，倒生出几分可爱，几分平易。毕竟，缺点错误也不是什么好事，怕传之后世也是人之常情。宋太祖畏史官，并非畏史官其人，而是畏史官手中的笔，案上的卷，卷中的文，文传后世。说到底，畏后也。
史为镜鉴。读史可以知兴替。由封建帝王想到人民公仆，也就在所难免。要怪就怪我们的公仆吧，因为有些公仆的所作所为，不要说拿宗旨、拿党章、拿纪律来衡量，就是拿为人的起码标准、拿服务的起码要求、拿公仆的起码规范来衡量都有距离。倒是损民的胆量、利己的勇气与无拘无束、无所畏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之间成了零距离。一代封建帝王，尚且能做到畏民畏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公仆，难道不如封建官僚？
说有些公仆无拘无束、无所畏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也不全对。其实，他们也有“畏”，只是所畏者，非民，非后，非口碑，而是畏上，畏权，畏利，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畏称谓、畏座位、畏座次、畏坐骑、畏房子，甚至畏桌签……之所以有畏，盖因上可以升其官、辍其位，权可以谋其位、辍其利，利可以谋其事、富其财，而称谓、座位、座次、坐骑、房子以及桌签等等，无一不是权力的象征、尊贵的代表、面子的体现。面对它们，也就时时怀揣敬畏之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而民，对其位之上升丝毫无助，对其位之下辍丝毫无用，对其利之增加丝毫无益，对其利之减少丝毫无法，既不能加称谓，稳座位、提座次、换坐骑、换房子，更不能给权力、予尊贵、光颜面，所为者无非饭罢茶余，街谈巷议，大不了“政声人去后”。小小百姓，何畏之有？
然综观历史，大凡把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为百姓谋福利者，即使得罪上峰，或贬官远任，或充军流放，或罢官下课，或抄家籍没，或杀头株连，或挖坟鞭尸，纵然一时无法正名，但百姓心中自有一天平，自有一明镜，百姓会永远记住他们，口口相传，流芳千古。口碑足以作证，民心足以作证。如此说来，真正的史，不在上不上史书，如何上史书，而在民口！在民意！在民心！
掌权当有畏！
2007.02.09
帽与头
小时候，头不是被修理成“光光头”，就是被修理成四周剃光只留脑门处一撮头发的“茶壶盖”。除了夏天可以不戴帽子外，其他大多数时间都要在头上扣一顶帽子。帽子的式样五花八门，最常见的是带沿的一种大众帽，颜色有灰色、蓝色等。
另有一种称为军帽的，当然不可能是真正的军帽，黄颜色，常不可得。后来才有了鸭舌帽等在当时可算做款式较为新潮的帽子。但不管戴哪种帽子，头和帽子是相称的，头需要一顶帽子，既可取暖，又可护头，不至于灰尘等杂物飘落其上。帽子生产出来，就是为头服务的，因而对于帽子来说，需要一个合适的头那也算做职能使然。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些地方，曾经有一段时间，戴不戴帽子表明了一种态度，即是否融入社会、适应世俗环境的一种态度。按理说，自己的头戴不戴帽子、戴什么帽子应该完全由自己做主，与环境、与世俗及他人有什么相干？理是这个理，但实际上，这戴不戴帽子还真大有说法。因为周围都是帽子，都是帽檐，而你却顶着个光头或让长长的头发暴露于外，在他人眼里，就是不合群，就是另类，就是“耍二”。你看，处在这种环境里你不戴帽子，是讲不过去的。
后来，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环境变了，观念新了，这戴不戴帽子就从一个侧面彰显出了个性。不但青年人不再戴帽子，让修剪得很新式的头张扬出来，什么中分头、三七开、二八开、大背头、板寸头、小平头等等，不一而足。就连上了年纪的老人，也不大愿意戴帽子了。只有乡下老人戴顶帽子可能还保持着帽子原始的功能，即单纯为了实用，也可能是一种习惯。一大早起来，抓起帽子扣在头上，操起农具就去出工，日久成习。城里的老人就不同，即使要戴帽子，那也绝不仅仅是为了单纯取暖的需要，而更多时候是一种修饰，一种示美，一种整体上的配套、协调与和谐。比如，一顶礼帽或一顶瓜皮帽，再配一副时兴的眼镜，外加一副手杖，就显得别致和优雅。我常想，那些生产大众帽的厂家，恐怕从此要倒闭或转产，不然，失去市场，他们拿什么来生存？
接触到社会，知道了一些机关游戏规则，就懂了帽子的另外一种含义。帽子，不再是一种实物的个体或群体存在。它的功能，也早已不是小时候所理解的那种单纯为了或取暖或习惯或示美，而是一种象征，是和人的身份、地位、才能相衔接、相匹配的，是和一些社会称谓相一致的。比如司长、局长、处长、科长、教授、董事长、总经理等等。这些称谓，人们就叫它“帽子”。这也许是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中传承下来的，君不见古装电视剧、传统戏里的角色，但凡是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角儿，都会戴一顶不同凡响的帽子，且根据帽子的成色、帽翅的方圆可以判断人物的官位、性格以及忠奸等等。如包公、晋信书戴的帽子就大有区别，很有讲究。
难怪乎，私下里就有人互相戏言：“最近有没有换帽子？”“昨天开会了，阁下有没有戴上新的帽子？”于是，戴上帽子就是一种荣耀，一种气派，周身仿佛充满了精气神，身体也就硬朗了，说话的底气也就足了，脸上的颜色也就光鲜了，饭量、酒量也就大为增加，这方面的应酬也就在所难免，“酒醉风落帽，醒后星满天”
的机会也就理所当然地多了起来。那么，没有帽子者见了有帽子者，就毕恭毕敬，就相见恨晚，就大献殷勤。看到周围都是戴帽子的，心里就生气上火，就想尽快弄顶帽子，把自己也融于这个世俗的环境当中去。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世人还是戴一顶帽子暖和、保险。即使是工作有失误，一不留神犯了错误或者不小心有了罪责，大不了把头上的帽子抹掉了事，对其身家又奈若何？这等说来，帽子者，作为一种象征，当然是虚的，但它又绝对是实的。它实得有形，实得有价，实得实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