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尚英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0YJC720060）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六《春秋集传纂例》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
中唐啖、赵、陆的《春秋》学引发了宋代整个经学的大变革，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啖、赵、陆“盖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宋代《春秋》学直承其余脉向前发展，最终完成了《春秋》汉学到《春秋》宋学的过渡，确立了《春秋》宋学。宋人治《春秋》学，在对具体问题分析时采纳啖、赵、陆的观点未必很多，但对“舍传求经、会通三传”的基本原则，则是全面继承，并向前推进与深化。
一、舍传求经
宋人“舍传求经”是要舍弃汉唐学者通过诠释三传来理解《春秋》经义的方式，直接对《春秋》经本文进行阐发。宋人在思想认识与学术实践中都充分贯彻了“舍传求经”的主张。
在思想认识上，宋人批判汉唐学者“舍经从传”是“买椟还珠”。范浚曰：“《春秋》，圣人所以书王法也，辞严义密，世之学者皆病其难明，盖未尝详味乎经，而徒以三传乱之，则笔削之旨湮郁而不着。小儒陋生往往投编辍诵，漫不晓为何等语。甚者置经不问，顾取三传之说可喜者诵之，是所谓买椟还珠者也。……呜呼，先圣大经，不幸而为楚人之珠者，以三传浮辞为之椟也。”范浚：《范香溪文集》卷二《春秋论》，《四部丛刊》本。同时，宋人对“舍传求经”的理由作了阐发，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经是圣人所作，具有絶对的真理性，传注非圣人所作，不能尽得圣人之意，难免有各种失误。范仲淹曰：“圣人之为《春秋》也，因东鲁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贬大举，赏罚尽在。谨圣帝明皇之法，峻乱臣贼子之防。其间华衮贻荣，萧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无补于前，公、谷盖有失于后。虽丘明之《传》颇多冰释，而素王之言尚或天远，不讲不议，其无津涯。”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六《说春秋序》，《四部丛刊》本。孙复也说：“专守左氏、公羊、谷梁、杜预、何休、范宁之说而求于《春秋》，吾未见其能尽于《春秋》者也。”孙复：《孙明复小集》卷二《寄范天章书（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欧阳修亦云：“孔子，圣人也，万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谷梁赤、左氏三子者，博学而多闻矣，其传不能无失者也。”欧阳修：《居士集》卷一八《春秋论（上）》，《欧阳修全集》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由此，在经传发生矛盾时，只能信《春秋》而不能信传，即刘敞所谓“学者莫如信《春秋》，则外物不能惑矣。《春秋》云甲，传云乙，传虽可信，勿信也。孰信哉?信《春秋》而已矣”刘敞：《春秋权衡》卷一，《通志堂经解》本。
第二，经本传末、经前传后，经可以不待传而自通。欧阳修曰“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欧阳修：《居士集》卷一八《春秋或问》，《欧阳修全集》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并分析先前学者舍经而求传的原因是“经简而直，传新而奇，简直无悦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论，是以学者乐闻而易惑也”欧阳修：《居士集》卷一八《春秋论（上）》，《欧阳修全集》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刘敞也说“《春秋》之书要在无传而自通，非曲经以合传也”刘敞：《春秋权衡》卷一○，《通志堂经解》本。这是因为“传者出于经者也，而传非经之本也，今传与经违，是本末反矣，安得哉?”刘敞：《春秋权衡》卷七，《通志堂经解》本。崔子方则认为孔子作《春秋》之时，不知后世有传，故“所书之事与所以书之之意，是非成败、褒贬劝戒之说，具在夫万有八千言之间，虽无传者一言之辩，而《春秋》了可知也”，不待传而通。如果说《春秋》必待传者之说而后明，则“圣人之经徒为虚文而已”。因此他坚决主张舍传求经，曰：“今余非固薄三家之论，以为三家之论不去，则学者之疑不决，而圣人之经终不可复见。”崔子方：《春秋经解序》，载崔子方《春秋经解》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赵鹏飞完全采纳了崔氏的观点，云：
然世之说者，例以为无传则经不可晓。呜呼，圣人作经之初，岂意后世有三家者为之传邪?若三传不作，则经遂不可明邪?圣人寓王道以示万世，岂故为是不可晓之义以罔后世哉?顾学者不沉潜其意而务于速得、得其一家之学已为有余，而经之明不明不问也。愚尝谓学者当以无传明《春秋》，不可以有传求《春秋》。赵鹏飞：《春秋经筌序》，载《春秋经筌》卷首，《通志堂经解》本。
与欧、刘二人相比，崔、赵二人尽乎完全抛弃三传，“舍传求经”之意更为明显，但有“疑传”过勇之嫌，太过主观，违背了治《春秋》学应有之法。因为三传距离孔子作《春秋》的时代较近，所传当更为接近孔子的本意，治《春秋》离开三传是不可能的。正如四库馆臣所言：
夫三传去古未远，学有所受，其间经师衍说，渐失本意者，固亦有之。然必一举而刊除，则《春秋》所书之人，无以核其事；所书之事，无以核其人。即以开卷一两事论之。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其失在夫妇嫡庶之间，苟无传文，虽有穷理格物之儒，殚毕生之力，据经文而沈思之，不能知声子、仲子事也。郑伯克段于鄢，不言段为何人，其失在母子兄弟之际，苟无传文，虽有穷理格物之儒，殚毕生之力，据经文而沈思之，亦不能知为武姜子、庄公弟也。然则舍传言经，谈何容易。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七《春秋经筌》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
馆臣因为推尊汉学，对宋学往往持批判的态度，所论有不公允处，但就此而言，实是切中要害。实际上，崔、赵二人自己的著作也没有摆脱对三传的依赖。如崔子方解闵公元年“冬,齐仲孙来”云：“《传》谓公子庆父者是也。”崔子方：《春秋经解》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里的《传》是指《公羊》，因为《公羊》对此条经文的解释是：“齐仲孙者何? 公子庆父也。”对“郑伯克段于鄢”的解释，赵氏有“郑伯不友，段不弟”之语，显然是从《左传》记事而来，否则仅凭经文，他“殚毕生之力”也无法作出这样的判断。
第三，治经为求“圣人之意”、“圣人之心”，后人虽距离孔子年代久远，但凭“古今情理相同”或“默识心通”之法亦可得之。经是圣人所作，自然是“圣人之意”、“圣人之心”的载体。因此治经以得“圣人之意”、“圣人之心”为目的。欧阳修曰“圣人之意皎然乎经，惟明者见之，不为他说蔽者见之也”欧阳修：《居士集》卷一八《春秋或问》，《欧阳修全集》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之也”欧阳修：《居士外集》卷二○《答徐无党第一书》，《欧阳修全集》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刘敞亦言：“得圣人之意者，虽有余说，勿听可也。不得其意，则牵于众说。牵于众说，而逆顺深浅，失义之中，是有功于众说，而非求合于圣人也。故吾求合于圣人，而不敢曲随于众说。”刘敞：《春秋权衡》卷二桓公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条，《通志堂经解》本。程颢也认为“开元秘书言《春秋》者，盖七百余家矣。然圣人之法，得者至寡，至于弃经任传，杂以符纬，胶固不通，使圣人之心郁而不显”，故治《春秋》“要其归，以圣人之道公，不以己得他见而立异，故其所造也远，而所得也深”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二《南庙试策五道?第二道》，《二程集》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表明他认为治《春秋》者当以得圣人之法，使圣人之心明为任。朱长文述作《春秋通志》之旨亦曰：“使学者由之可以见圣人之道，如破荆榛而瞻门庭，披云雾而观日月也。”朱长文：《乐圃余稿》卷七《春秋通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距离圣人年代久远的后人何以能得圣人之意呢？宋人给出了两种解释：一种是古今情理相同，一种是“默识心通”。持古今情、理相同说的代表人物是崔子方，他说：
彼恶知古今虽异时，然情之归则一也；圣贤虽异用，然理之致则一也。合情与理，举而错诸天下之事无难矣。且尝谓圣人之辞至约也，然而不惧后之人惑者，何也?恃情与理以自托其言而传之于后世，后之贤者亦恃情与理而能知圣人于千百世之上而不疑，六经之传，由此道也。……故度当时之事以情，考圣人之言以理，情理之不违，然后辞可明而例可通也。崔子方：《春秋经解序》，载崔子方《春秋经解》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崔氏认为“情”、“理”是沟通圣人与后人的桥梁，圣人恃情与理托言于后世，后人亦恃情与理得圣人之意。此说承认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并以此为圣人经典得以流传的原因，从人类理论思维的进步上来说是合理的。只是所言的“情”、“理”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人们的主观理解。在不同的时代，“情”与“理”自然有差异，以之作为解经的唯一依据，否定三传中的一些客观内容，显然有利于释经者的主观发挥。这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讲，有利于为现实社会服务，但从阐释经典、理解真正的圣人之意来讲，难免流于主观臆断。如前引，啖、赵、陆已提出“以理是否相通”解经，但啖、赵、陆并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论述，崔氏则对其理由作了说明，并加了一个“情”。如果说“理”还有客观的成分，那么“情”的主观性则要强得多。这说明在“舍传求经”的问题上，宋人的主观随意性比啖、赵、陆更大。继承崔子方之说，叶适也言：“察其情，因其势，断之于理，而《春秋》之义始可得而言矣。”叶适：《水心别集》卷五《春秋》，《叶适集》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
“默识心通”实际是一种以修养功夫求《春秋》中所寓圣人之意的路子，反映了程朱理学对《春秋》学的渗透。“默识心通”的提出者是程颐，他说：“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卷三，《朱子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上智之人才能于一事一义窥圣人之心，一般的人要学《春秋》，得圣人之微言用意，就必须“优游涵泳”，提高自身的个人修养。赵鹏飞对此说得更为明确，曰：
故善学《春秋》者，当先平吾心，以经明经，而无惑于异端，则褒贬自见。……谓《春秋》无传之前，其旨安在，当默与心会矣。……固愿视经为的，以身为弓而心为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于的。雁鹜翔于前，不眴也，三传纷纭之论，庸能乱吾心哉?庶有得于经，而无负圣人之志。盖《春秋》公天下之书，学者当以公天下之心求之。赵鹏飞：《春秋经筌序》，载《春秋经筌》卷首，《通志堂经解》本。
“平吾心”、“默与心会”也就是程颐所言“优游涵泳，默识心通”。“以公天下之心求之”，表明平心所要去除的就是私心，而私心的去除也就是修养功夫。显然，“默识心通”得《春秋》之义是一种从“心”到“心”的过程，主观随意性是难以避免的。但在当时，赵氏这种主观随意的解经还被人称道为“善于原情，不为传注所拘”青阳梦炎：《春秋经筌序》，载《春秋经筌》卷首，《通志堂经解》本。正如赵伯雄所言，“这也是一代学术风气使然”赵伯雄：《春秋学史》，第558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在学术实践中，宋人“舍传求经”的主张得到了充分的贯彻，解经以通经为主，兹举数例证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