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好把这话说给警察听。”苏行冷冷地说。“说了，刚才警察到办公室来我就说了，不过……”钱善波挠了挠脑袋，“我毕竟不是目击者，那是女厕所，我也没法目击。我只看见尸体从厕所抬出来，脸都是黑的，很吓人。警察局也没细问我，就直接找第一个发现尸体的目击者去了，毕竟人家在第一现场。对了，我干脆把那女的给你叫来，你问问她，看能不能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我上楼之前问了一个叫陶柏盈的女人，她向我描述了一些情况，有一个很关键的细节……”“什么？你认识她？”钱善波打断苏行，表情紧张地问。“不认识。你别拿眼睛瞪我，我怎么可能认识你们运输署的人呢？我只是看警察在询问她，拿本子记着什么，所以我猜，她一定是第一现场的目击者。”“她……她……”钱善波的眼睛里突然洋溢出一种说不清楚的舒坦，好像谁在给他挠背，他连连点头，说，“人很不错的，就是年龄大了点，不然的话，她前程似锦。”“目击凶杀，跟年龄有关系吗？”苏行猜到，钱善波和陶柏盈之间有暧昧关系，他装成什么都不知道，故意拿话噎他。“嘿嘿，没关系，没关系。”钱善波又挠挠头，说，“那打听出什么线索没有？”“有，初步推测，是毒杀。凶手有可能是个女人，她事先在女厕所躲着，在我朋友经过时实施下毒，然后拖进了女厕所。不过，这只是初步判断，还不能确定怎么下的毒。听着，老钱，我现在有件事，需要你的帮助。”钱善波脖子一耸，好像被什么击中似的，他知道麻烦来了，但又不敢拒绝。钱善波咧着嘴，不情愿地点着头，“你说吧，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义不容辞，绝对帮忙。”“那就好，”苏行看了看办公室大门，“说话方便吗？”他担心隔墙有耳。“没事，尽管说。”钱善波满不在乎地摆摆手。“是这样，”苏行说，“之前发生了一点事，我们需要了解一辆计程车的情况，有目击者见到了那辆计程车，所以，我们来你这儿，就是想查阅那辆计程汽车以及司机的资料。”“哦，就这个事啊？这个好办，好办！”钱善波松了一口大气，“你知道司机叫什么吗？”“我就是想知道他叫什么。”“哦，我明白了，你通过号牌查他的姓名、住址？”“对！”“现在你知道有我这个朋友有多重要了吧？”钱善波咧嘴笑着，“大事我帮不了，这个小忙，就是我眼皮底下的小事一桩。”他回身打开档案柜，在里面的卷宗翻着，问：“他的号牌是多少？”苏行说：“我只知道数字里有个4，有个9，字母里有个V。”“就这些？”“是。查起来困难吗？”钱善波在卷宗里抽出一册厚厚的本子，笑着说：“整个香港，1947年已登记和领牌的计程车数目为329辆，去年递升到344辆，今年还没统计，你说困难不？就是一个一个翻，也能把他给找出来。”5分钟后，钱善波一拍桌子，说找到了。他把卷宗推到苏行面前，指给苏行看：“喏，估计就这个！”苏行看见卷宗内页有一栏写着：MORRISOXFORDMO，LV4190，何龙钧HOLOONG-KWAN，1899年2月2日出生，九龙深水埗宪发针织厂。
苏行说：“老钱，你给解释一下。”钱善波说：“前面是计程汽车的牌子，英国摩利士Oxford，这款牛津MO你肯定见过，车头鼓起一个大包，所以这个车有个外号：荷包蛋。LV4190就是这个车子的号牌，完全符合你提供的条件。”“另外的车子都不符合吗？”“我刚才浏览了一下，只有这部车子符合。没错，就是它。”“哦，就是说，何龙钧就是计程车司机了。”“对，后面是他的英文名，登记时必须填写，哪怕他不认识一个字母。看出生年月日，今年他正好满50岁，是个老司机。另外，他的住址不是很详细。他居住的地方不是什么正规的街道。那里除了打鱼的，就是海外华侨投资的纺织、制衣、五金和搪瓷厂。我想，这个何龙钧就住在那个宪发纺织厂宿舍。”苏行又扫了一遍卷宗内页，把司机的名字，住址又背了一遍。他问钱善波：“那辆英国摩利士计程车怎么认？车标是什么样子的？”“好认。车子是黑色的，车标呢，中间有一头牛，两边是飞翼，下面是大写英文MORRIS。”大明书店在毕打街街口拐弯处，面积不大，两扇褐色的大门，上面镶着两块白色的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见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籍。书店的招牌在大门上方，除了汉字，还有一排英文：LightBookstore。书店老板是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子，20岁左右，身材不高，但曲线突出，一身藕荷色高衩旗袍，更显玲珑娇小，凸凹有致。
她叫谢晓静，去书店的人都叫她晓静。
下午5点，太阳还挂在空中，街面被阳光晒得发烫。周哑鸣坐在书店最里面的座位，手里捧着一本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厚厚的精装版，描写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和女仆喀秋莎·玛丝洛娃的故事。他一面看着“房子前面百步开外的峭壁下有条小河”，一面用眼角睃着窗外。
时间到了，苏行该来了。谢晓静给周哑鸣端来一杯咖啡，在周哑鸣对面座位坐了下来。每逢周末，周哑鸣都会到书店来坐坐，他喜欢翻翻小说杂志什么的，时不时还买一本回去。更重要的是，除了祥和国际商贸公司，大明书店是另一个联络点，它是祥和的分支，用以掩护祥和公司的真实背景。也就是说，周哑鸣布置任务，或者开会，一般都选择在书店。很多不知道祥和公司的人，却都知道大明书店。晓静的父亲是中共老党员，在汉口组织工人示威时，被军统特务枪杀，晓静和母亲躲过特务的追捕，从内地逃到了香港。母亲去年患病离世后，家里只剩下晓静一个人了。父亲是干什么的，晓静很清楚，所以她毫不犹豫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继承父亲的遗志。她表面身份是大明书店的老板，暗地里担任周哑鸣的通讯员，是周哑鸣最得力的助手。
此时，她神情有点忧郁，大大的眼睛盯着周哑鸣，不安地说：“他怎么还没到呢！”“是啊！约好5点在这儿会面，应该马上到了，他以前从没迟到过。”“不会出什么事吧？”晓静更加担心。“再过半小时他还没来，我们就撤退，必须撤退。”周哑鸣说。“好！”晓静望着周哑鸣，她的眼睛蕴藏着一种很柔软的东西。周哑鸣知道晓静喜欢他，他又何尝不喜欢这个漂亮的姑娘呢？只是这层纸没被捅破，也没时间捅破。眼前的任务这么艰巨，爱情对于他们来说，是不能碰触的事情。他们的每一次见面，都有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次。一个无法预知自己生命的环境，怎么能预知爱情呢？他们谁也不舍得给对方带来遗憾，不舍得伤害对方，在随时为自己的信仰牺牲时，爱情只能退居幕后。
“晓静，把武器准备好，以防万一。”“如果苏行出事，会暴露书店吗？”晓静无比担忧地盯着周哑鸣，那种眼神让人心痛。书店就像她的根儿一样，让她一下子放弃，肯定不舍。但是，她必须时刻准备着抛弃书店，随时都有可能是在书店的最后一分钟，就像她跟周哑鸣会面一样，谁也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
“我们要往最坏的方面想，随时准备战斗。”周哑鸣说。谢晓静拿起随身携带的奶白色小皮包，那把柯尔特左轮手枪就在包里，枪是银色的，非常漂亮。武器就是这样，它的终极目的是杀死敌人，或被敌人杀死。灿烂的死亡，这样形容这款柯尔特左轮是再好不过了。
半个小时后，从书店的橱窗向外望，苏行已经出现在街口。谢晓静马上站起身，躲在窗帘后面，一双忧郁的眼睛迅速扫视着周围的一切，她要在10秒钟内确定，是否有人跟踪苏行。
很快，她松了口气，这意味着，暂时没有危险，周哑鸣紧张而僵硬的身子松弛下来，重新陷入座位中。
苏行左顾右盼，从书店门口经过而未入，走过20米后，他突然蹲下身子系鞋带，眼角迅速从肩头向后窥视。如果有人跟踪，遇到被跟踪目标突然蹲下，跟踪者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伫步，不知所措；二是闪躲，生怕暴露。当然，还有第三种，若无其事走过。这是修炼到一定程度的跟踪，面不改色，如入无人之境。第三种虽然能掩护跟踪者，可目标丢了，自己也丢了。当然，他的格鲁吉亚老师叶甫根尼·康斯坦丁诺维奇教给苏行的反跟踪术不止系鞋带这么简单。最有效的反跟踪术是突然转身，迎着跟踪者走过去，当擦肩而过时，又立刻转身，跟在跟踪者身后。这样，被跟踪者瞬间变成跟踪者，由被动变主动，让真正的跟踪者手足无措，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这是已经确定身后有跟踪者的情况下采取的招数。现在看来，这招用不上，苏行在3秒钟内已经确定，没有发现情况。
他倒退回来，快速闪进书店。谢晓静把苏行让进，然后走出书店，站在大门外，继续警戒。当目标消失的时候，跟踪者往往就会自动显现出来。晓静警惕地望了望大街各个角落，还好，没有发现可疑人物，她把捏在手里的皮包放了下来。
苏行进来的时候，周哑鸣就发现他脸色不对，像得了大病似的。周哑鸣预感情况不妙，急切地问：“怎么了？许才谦呢？”苏行再也无法按捺住自己的情绪，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哽咽着说：“老许他……他被害了。”“什么？”周哑鸣顿时惊呆了，“发生了什么事儿？”苏行挺了挺胸，稳住自己的情绪，然后把在运输署见到的一切向周哑鸣叙述了一遍。周哑鸣听后身子瑟瑟发抖，他气愤地说：“肯定是保密局方面的女特务，最善于毒杀，她们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苏行咬着牙说：“一定要给老许报仇！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杀手是怎么盯上许才谦的呢？”“我刚才在来的路上仔细回忆了一下，当时我和老许从报社出来，只去了新西伯利亚咖啡厅，然后在咖啡厅门口分手。他去运输署，我去祥和公司向你汇报情况。如果这个女杀手盯上老许，应该是在从报社到咖啡厅的路上，或者隐藏在咖啡厅附近，从我和老许分手开始跟踪。”“当时你在咖啡厅门口没发现什么异样的情况吗？”周哑鸣问。“从咖啡厅出来时，我特意观察了一下四周，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或者可疑的情况。”“她肯定躲在暗处，你只是没看到罢了。这个狡猾的女特务应该知道事情的全部经过，在涂哲被人从咖啡厅扶出来时，她肯定看到了计程车，知道那辆车是唯一留下的线索，于是她跟着许才谦到了运输署。她知道许才谦到运输署的目的，她必须掐断这根线索，保护那个疤面人，所以，她毫不犹豫选择在运输署下手。”“可是，她怎么认定老许去运输署，而不是我呢？她也应该跟踪我啊！”苏行不解地问。
“我分析，她认识涂哲，也认识同在《大公报》的许才谦，她只是不知道你是谁而已。在你和许才谦两者之间，她当然选择《大公报》的人，只能说，这次她选对了。不过，也可以说选错了，她跟踪许才谦，只能掐断一个线索，她要是跟踪你，就跟到祥和公司去了。那样，就不是损失一个许才谦，而是毁灭我们在香港的整个工作小组了。”“按照你的推理，这个女杀手下一个要寻找的没准就是我。”苏行说。“对，杀死一个许才谦，只能让许才谦停止追踪那辆计程汽车，还有一个人也知道那辆计程车的情况，她仍需要继续追踪。毫无疑问，那个女杀手下一个目标就是你。她本来可以轻易在运输署碰到你，只是她作案后不可能待在原地，也就错过了你去运输署的时间。”“看来，他们起码有两个人参与进来，一个负责绑架涂哲，掐断涂哲证明我身份的唯一联系；另一个人，也就是这个女人，负责扫除一切没有清理干净的蛛丝马迹。”“我想也是这样。这说明什么呢？”“我差不多猜出来了。”苏行很自信地答道。“你说！”“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让童教授不信任我，信任他们。那么，他们一定派人去接触童教授了，他们做的是跟我们同样的事，接走童教授。”“没错！”周哑鸣说，“还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什么问题？”“按童教授的信仰，他怎么可能跟他们走呢？不可能！他们肯定非常了解教授的思想，教授是拥护我们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教授没有理由跟他们走。”“我想也是，即使我们接不走，他们也无法接走，除非他们采取惯用的绑架手段。”“不，他们开始还不会采取这样强硬的手段。他们不傻，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周哑鸣说。“怎么解决？”“冒充。”“冒充我们？”“对！冒充共产党接走童教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童教授毫发无损。而绑架童教授，只能发生在冒充失败，或者鱼死网破的时候。”“所以他们必须掐断涂哲这条线，让我无法取得教授的信任。那，他们又怎么证明他们是共产党呢？”“这点小事是难不倒他们的，他们有部门专门干这个，伪造证明，模仿笔迹，办的手续比咱们还正规。教授是无法分辨这些的。也许在教授脑子里，有证明信就是最正确的。你要记住，搞科学的人信证据，他们最恨的就是，空口无凭。”苏行一拍大腿，说：“怪不得！教授问我有没有证明信，还问我认识不认识李克农。”“教授这样问过你？”“问过。”“这说明，已经有人给教授出示了证明，并以李克农的名义，妄想堂而皇之接走教授。”“可是，我们没有傻到用一张纸和一个人名来暴露自己的地步吧？”“是，我们不会，但他们认为我们会，认为我们像政府机关正规文书往来一样，有证明，有公章，有签名。他们也不想想，既然可以如此，那我们还搞什么地下活动？我们正大光明地干上一仗不就行了？”周哑鸣激动起来，“没关系，我们会成全他们的，再过段时间，我们就正大光明了，我相信这一天马上就要来到。”“下一步怎么办？”苏行焦急地问。“我让晓静迅速通知那边的同志们，马上做好战斗准备。无论是谁，想要接走教授，杀无赦！我俩呢，首要任务是救人，别再耽误了，马上去深水埗，到宪发针织厂找到那辆神秘的黑色摩利士，司机何龙钧会告诉我们疤面人把涂哲弄到哪儿去了。”夜深了，何龙钧强撑着疲惫不堪的身子，驾着车在街上游荡着。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很少有人干了白班还加夜班，身体受不了。长年累月下来，不到中年就废了，但老何不一样，他必须挣钱，给卧榻不起的老婆看病。计程汽车公司的老板知道老何的情况，就同意了老何加夜班的请求。其实，老何没力气再熬夜开车，他真的太累了，他真想趴在方向盘上睡一会儿，哪怕睡上5分钟也行。
在外人眼里，老何日子过得相当不错。膝下三儿一女，女儿何丽英是老大，在宪发纺织厂上班，去年嫁给了纺织厂一个叫王平富的工头，生有一子。工头利用自己的小小权力，在纺织厂一幢旧楼给老丈人找了间房。托闺女的福，老何一家才在深水埗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时逢国内战乱，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向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割给英国人的这片地成了全中国最安全的地方。第22任香港总督葛量洪（SirAlexanderWilliamGeorgeHerderGrantham）接纳了他们，但这个精瘦的秃顶英国男人不允许他们在高楼大厦间栖居，那有辱大英帝国的形象，难民们潮水般地涌向深水埗。这里成了他们最理想的居住场所，他们拖家带口，露宿野地，或者找点油毛毡、席子、木棒，临时支起一个篷子，一家人挤在里面，便算是一个新家了。要几年后，深水埗才有闻名世界的“笼屋”。在当时，老何一家能在纺织厂有个正经房子住，在难民眼里，那可真算是有点档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