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出学校门，就想旅行。动机是非常迂腐，原来一心要学“太史公”的文章。当时未曾读过全部《史记》，只读了《项羽本纪》、《刺客列传》、《滑稽列传》等三五篇。但林琴南的翻译小说却看了不少。一本《大食故宫余载》，尤其是我平生最爱书之一。据说林琴南的文章是“龙门”笔法，而“龙门”笔法是得力于游名山大川的。所以我渴想旅行，虽然我对于山水之趣并不十分浓厚。可是到现在为止，我的足迹还是北不过长江，南不过浙江。旅行的趣味，始终不曾领略过。这理由是一则为了没有钱，二则为了没有闲，而没有闲也就是为了没有钱。所以三年前就说要逛一趟北平，到今天也还未曾治装成行，给朋友们大大的笑话，说是蚂蚁也该早爬到了。
今天气候很坏，天上阴霾，地上潮湿。看看报纸，北平附近似乎也不安逸，别说旅行去，便是想也不敢想它一想。桌上有几张现成的笺纸，突然兴发，不知打什么地方来了一股勇气，抓起一支秃了尖的邵芝岩小提笔，挥洒了一联吴梅村的诗句，叫做“独处意非关水石，逢人口不识杯挡”。摊在地上一看，毕竟没有功夫，不成体统。再写一联，“题做“渝茗夸阳羡，论诗到建安”。这回字大了，魄力益发不够。写字一道，看来与我终竟无缘，只得抛进字麓去。惟有这两联诗句，着实看得中，将来免不得要请别人写了。
收拾好墨池水滴，揩干净书桌，恰好校役送来一本《宇宙风》，总算有了消闲具。看到秋荔亭墨耍之一，觉得俞平伯先生的文章游戏愈来愈妙，可惜我又不解棋道，莫敢赞一辞。近来棋风似乎很盛，朋友们差不多都能来一手。我却不知如何，怎么也学不好。仿佛是林和靖说过：“我样样都会，只有下棋和担粪不会。”这句话倒颇可为我解嘲。只是“样样都会”一项，还是不够资格。而且以下棋与担粪并举，也不免唐突了国手。罪过罪过。
翻完一本《宇宙风》，袖手默坐。眼前书册纵横，不免闲愁潮涌。“书似青山带乱叠”，则书亦是山。“不知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则愁亦是水。我其在山水之间乎。“欲问行人去那边，眉服盈盈处。”不免打叠闲愁，且向书城中旅行一番。于是乎燃白金龙一支而起。
一站起来，就看见架上那个意大利白石雕像。我幼时有三件恩物，是父亲买给我的。第一是一个宜兴砂制牧童骑牛水池，牧童背上的笠子便是水池的盖。原是很普通的东西，但是我很欢喜它。有一天，因为盛水，一不经心，把那个笠子碰碎了一角。惋惜之下，竟哭起来。第二是一架照相机，当时手提摄影机初来中国，一架“柯达”二百二十号快镜须售二十元，连一切冲洗附件，共须三十元零。父亲也不忍拂逆我，给如数买来了。摄景，冲晒，忙了两三个月，成绩毫无，兴致也就淡了。在水池之后，照相机之前，我唯一的珍宝便是这个意大利石像。当时随父亲到上海游玩。在爱多亚路一间空屋里看见正在举行意大利石雕展览会，就进去看了一看。不看犹可，一看竟看呆了。我生平未尝见如此可爱的美术品。那时的石雕都是天然的云石（marble），不是如现在市上所有的人造大理石或矾石。所以纯白之中有晶莹，雕刻的人体像没一个不是神采相授的。父亲屡次催促我走，因为他要去干正事。但我却迟疑着，也可说呆立着在那里了。我口虽不言，但欲得之心，却已给父亲看出了。他说：“你欢喜就买一个回去罢。”我大喜过望，就挑选了横卧的裸女像。那知一问价钱却要一百元以上。父亲连连摇头，我也觉得我不能买这样昂贵的东西。于是只得寻求价钱最便宜的。除了一些小器皿之外，雕像中间标价最便宜的就是这个半身人像，二十五元。当下那管理人翻出一本簿子来，查对号数，说这个雕像是一位意大利诗人，名字叫做亚里奥斯妥。我当时方读西洋史，以为一定是这个中国人读错了洋文，这是亚列斯妥德的半身像。但不管他是亚列斯妥德或是亚里奥斯妥，反正都是诗人总不会错。诗人亦我所欲也。当下就请父亲买了下来。重顿顿地捧着走路，捧着上火车，在火车里捧着，直捧到家中。
现在那水池早已不知去向了。那照相机也早给一位同学借到广州去革命，连性命带照相机都断送了。惟有这位意大利诗人还在我书斋中。可惜前年给我的孩子的傻乳娘，用墨笔给他点了睛，深入石理，虽然设法刮掉，终不免有点双目炯炯似的，觉得不伦不类了。
在诗人半身像底下的，是一架旧杂志。我常常怕买杂志。要是不能积成全卷或全年的话，零本的旧杂志最是没办法安置的东西。但是如果要“炒冷饭”，旧杂志却比旧书的趣味更大。我的这些旧杂志，正如时下的还在不尽地印出来的新杂志一样，十之九是画报与文艺刊物。画报中间，最可珍贵的是那在巴黎印的《世界》和审美图书馆的《真相画报》。近来中国的画报，似乎专在女人身上找材料，始而名妓，名妓之后是名媛，名女学生，或说高材生，再后一些便变了名舞女，以后是明星，以后是半裸体的女运动家和模特儿，最近似乎连女播音员也走上了红运。然而要找一种象英国的《伦敦画报》、法国的《所见厨报》和《画刊》这等刊物，实在也很少。就是以最有成绩的《良友》和《时代》这两种画报来看，我个人仍觉得每期中有新闻性的资料还嫌太少一些。至于彩色版之多，编制的整齐，印刷之精，这诸点，现在的画报似乎还赶不上三十年前的《世界》。“东方文明开辟五千年以来第一种体式阂壮图绘富艳之印刷物；西方文明灌输数十年以来第一种理趣完备之精当之介绍品。”这个标语，即使到现在，似乎还应该让《世界》画报居之无愧。至于《真相画报》，我不知道它一共出了几期。在我所有的几期中，印著许多有关辛亥革命的照片，我觉得是很可珍贵的。但我对于它最大的感谢，却是因为我从这份画报中第一次欣赏了曼殊大师的诗画。
在文艺刊物方面，我很欢喜文明书局出版的三本《春声》，我说欢喜，并不对于它的内容而言——虽然我曾经有一时的确很欢喜过它的内容，而是说它的篇幅。每期都是四五百页的一厚本，也是以后的出版界中不曾有过的事。
在这一大批尘封的旧杂志中，我发现了一个纸包。我已经记不起这里边是什么东西了。我试猜想着：也许是一些撕下来预备汇订的杂志文章，也许是整理好的全年的报纸副刊，如《学灯》，《觉悟》，《晨报副刊》之类。打开来一看，却全没有猜中。这是一份纸版。这才想起来，这是一种始终未曾诞生的文艺月刊的创刊号底纸型。
大概是十七年的夏天，戴望舒杜衡和新从北平南归的冯画室都住在我家里。在种种文学的活动之中，我们向上海光华书局接洽好了给他们编一个三十二开型的新兴文艺小月刊。名字呢，我们费了两天的斟酌，才决定叫做《文学工场》，当时觉得很时髦，很有革命味儿。我们编好了第一期稿子，就送到上海光华书局去。谁送去的，现在可记不起了。过了二十天，到了应该在报纸上看见出版广告的日子。一翻报纸，却遍寻不见我们渴盼着的广告。这天，代替了杂志创刊广告的，是光华书局寄来的一封快信，信中很简单地说他们不能给我们刊行这个杂志了，因为内容有妨碍。于是，我很记得，望舒和画室专程到上海去了。次日，他们回来了。带回来了我们的新兴文学小月刊第一期全部纸型。是的，我还记得画室的那副愤慨的神情：“混蛋，统统排好了，老板才看内容。说是太左倾了，不敢印行，把全副纸版送给我们！”
这就是现在我从旧杂志堆里拣出来的一包纸型。真的，我已经早忘却了这回事了。这始终未曾印行出来的《文学工场》创刊号底内容一共包含着五篇文章：第一篇是杜衡的译文《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署名用“苏汉”，这大概是最早见于刊物的“苏汉”了。第二篇是画室的《革命与智识阶级》，这篇文章后来曾登载在《无轨列车》上。第三篇是我的一篇拟苏联式革命小说《追》，署名”安华”，这是我的许多笔名之一。我说这篇是“拟苏联式革命小说”，这并不是现今的说法，即使在当时，我也不能不自己承认是一种无创造性的摹拟：描写方法是摹拟，结构是摹拟，连意识也是摹拟。这篇小说后来也曾在《无轨列车》上发表，并且由水沫书店印行了单行本，终于遭受了禁止发行的命运，这倒是我自己从来也没有敢希望它的。第四篇是江近思的诗《断指》。江近思就是望舒，这首诗后来曾编入《我的记忆》，但似乎删改得多了。第五篇又是画室译的日本藏原惟人的《莫斯科的五月祭》，大概书店老板之所以不敢印行这本杂志，最大的原因恐怕是为了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中间，真有许多怕人的标语口号也。
在这份纸型的最后一页上，我还看到一个“本刊第二期要目预告”。这一期内容似乎多了，一共有七个题目：
《黑寡妇街》（小说）苏汉《在文艺领域内的党的政策》、画室译《文学的现阶段》、周星予《放火的人们》（诗）、江近思寓言安华《最近的戈理基》、升曙梦《戈理基是和我们一道的吗？》、绥拉菲莫维支。
这七篇文章，除了那首诗从此没有下落之外，其余的后来都曾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了。现在看看，觉得最有趣的倒是那末一篇，恰恰说明了一九二七、八年的左翼文学刊物了。当我把这一包纸型重又郑重地包拢的时候，心中忽然触念到想把它印几十本出来送送朋友，以纪念这个流产了的文学月刊。
我觉得应该换一个地方逛逛了。于是我离开了这个安置旧杂志的书架，不消三步，就到窗槛边的壁隅了。那里有一只半桌，桌子上安置着一只账箱，是父亲的东西。我曳开账箱门来一看，里面并没有什么账簿算盘之类，不知几时藏在那里的，一个盛贮印章的福建漆盒安逸地高隐着。我不懂得印石的好歹，但是我很喜欢玩印章。这趣味是开始于我在十五六岁时从父亲的旧书箱中找到一本《静乐居印谱》的时候，而在一二月以后从神州国光社函购的一本《篮斋藏古玉印谱》使我坚定了玩赏印章的癖性。这福建漆匣子的二三十枚印石，也是祖传的几件文房具之一，差不多都是“闲图章”，如“花影在书帷”，“我思古人”，“正在有意无意之间”，辞句倒都还有趣，只是石质并不很好，而且刻手也不是什么名家，除了我把它们当作“家珍”以外，讲赏鉴的博雅君子是不会中意的。说到印章，我还有一个故事，可资谈助。那是在之江大学读书的时候，每星期日总到“旗下”，去玩。走过明德斋那家刻字店，总高兴去看看他们玻璃厨里的印章。有一天，我居然花了八毛钱买了一块椭圆形的印石。不知怎么一想，想到有个杭州人曾经刻过一块图章，文曰“苏小是乡亲”，便摹仿起来，叫刻字店里的伙计给我刻了“家姊是吴宫美人”七个字阳文篆字。这是想拉“西施”做一家人了。放了年假，把这颗图章带到家里，给父亲看见了，他就大大的讪笑了我一场，羞得我赶紧来磨掉，现在连这块印石也不知那里去了。
隔着一行砺壳长窗，紧对着这账箱，高高地在一只竹架上的，是一个七八年不曾打开过的地球仪箱子，于是在这里边，我又发现了一本民国十一年四月中华书局同人进德会出版的《进德》杂志。我翻开来一看，原来它已不是《进德》杂志，而是我的贴报簿了。这上面所剪贴的大概是十一二年间的《申报》《新闻报》《时报》上的长篇新闻纪事和文艺作品。当时固然为了它们有趣味，所以剪下来保留起来，而现在看看，却是格外有趣味了。在《进德》杂志中的《说平民和平民主义》那篇文章的第二页上，粘着几篇溥仪夫人作品。此外凡所粘贴的东西，都是绝妙好辞，不能一一抄录，只得仿八景之例，记下了八个名目：第一，黎黄坡《筒电原文》。第二，《清官烬余物品目录》。第三，巴黎通信《春城葬花记》。这是名女优莎拉·蓓尔娜夫人之死的记事，附有夫人遗容与绝笔铜图一帧。第四，李昭实的捷克通信《百衲治化谈》。第五，黎明晖小姐的《说糖》。第六，刘三致黄任之书《论四时花序》。第七，辜鸿铭《论小脚美》。第八，《美国之麻将潮》。这八景实在可以代表了民国十一二年间上海各大报的精华。尤其是申报上的李昭实和王一之的欧洲通信，真是很美丽的文字，可惜以后竟无人继起了。
我把这地球仪的箱子重又搁上了书箱顶之后，才想起我的白金龙不知剩下在那一家别墅的茶几上或那一座凉亭的石栏上了。走回头路一寻，原来在玩弄印石的时候搁在那账箱旁边了。大半支烟全都烧完，兀自的有余烬在那里熏蒸着。这时，太太泡好了一盏新买来的红茶送进来，酽酽的怪有温暖之感。抽烟品茗的欲望打消了我的旅行趣味，何况两足虽未起跻，而两手实已沾满了埃尘乎？好！我回去罢，正如小说中所说的“话休烦絮，瞬息便到了家门。”于是，我又坐下在藤椅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