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要输，却不愿认输，甚至还要做困兽之斗，李宗仁内心的烦闷可见一斑，他甚至还建议李任仁再去北平一趟，要再开和局，然而没多久却又没了下文，恰在此时，白崇禧带居正、阎锡山和李文范三人抵达桂林，而这三人来桂的目的，自然是劝说总统李宗仁去广东主持大局的。李宗仁当然无非是说些如果蒋介石不放手，他干不下去之类的话，而三人团也无非是表示蒋介石已经承诺五年不理政事，要李宗仁放心云云，一切自无可叙之处。真正让人惊讶的，是白崇禧与李宗仁密谈时提到说蒋介石既然不愿放手，还不如你干脆辞职，让蒋介石复职好了。
白崇禧这席话对于当时的李宗仁不啻于一声晴天霹雳，以李宗仁的政治敏感性，他当然立即意识到了追随他多年的白健生如今在想些什么，白崇禧无非是在想李宗仁这个老大未能如他所愿当上总统后便掌握实权，而他白健生却不想就此了结自己的政治生涯，为了政治前程，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蒋介石的价值。李宗仁太理解白崇禧了，太知道白崇禧是个骄傲自负甚至到了不可思议境地的人，如果说李宗仁还在坚持只不过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么，白崇禧的坚持只是表明他还没有完全死心。没有完全死心的白崇禧，越到困难时候越想要一展其才的白崇禧，如今实际已经跟无力让其一展所长的老大李宗仁同床异梦了，只是碍于情面，他还不愿跟李宗仁就此分道扬镳罢了。
白崇禧这个跟李宗仁风风雨雨同舟共济这么多年、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未丝毫动摇的坚定盟友，如今也要抛他而去，李宗仁能怎样呢？李宗仁终究是个有气度的人，就算要分手，他也不愿闹得太难看——白崇禧应当庆幸自己有这样的老大，可惜，很多事情都是失去之后才会懂得珍惜的，白崇禧要真正理解到李宗仁的好，也得是将来再说了。白崇禧这番态度，一方面是让李宗仁更加认识到事不可为，另一方面则让其更加加深了对蒋介石的嫉恨，为此李宗仁推出了要求实权，让蒋介石彻底放手，甚至要蒋出国的六项提议，作为去广东的条件。当然，以蒋介石的为人，他也无非是装聋作哑，最后还要诉诉委屈罢了。而此时在前线战场，国民党更已经是一溃千里，甚至不少国民党将官见势不成已经纷纷投诚，李宗仁心灰意懒之下，也无意再做纠缠，表示同意去广东视事。
用李宗仁的话说，他去广州不过是做最后五分钟的努力，最好的结果也无非是保住两广罢了，当然，努力的成效也不过尔尔——被他当成救命仙丹的美援一直都未有丝毫进展，没有了这棵救命稻草，李宗仁也终于意志消沉起来。李宗仁对时局的消极态度在此后的行政院院长事件中一览无余，当时接替孙科上台的何应钦因军事溃败而被迫辞职，对于继任人选，李宗仁虽表现出支持与蒋不睦的居正的姿态，但也未做根本努力，最后居正在立法院以一票之差被否决据说还是因为两个桂系议员错过了投票时间。而对于将白崇禧召回广州，组织军人内阁的建议，李宗仁也束之高阁，而原因不用说，自然是因为白崇禧此时跟蒋介石勾勾搭搭的状况让李宗仁深为不满，而李宗仁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宣泄心中的愤懑罢了。最后，行政院院长之职落到了CC系提名的阎锡山手中，而李宗仁此时也不过是听之任之罢了——这届内阁完全被蒋系所掌控。
不用说，亲蒋内阁的成立标志着蒋介石复出已经箭在弦上——即便蒋介石此前曾表示五年内不问政事，但既然李宗仁未能完成和谈的任务，大局也已糜烂，蒋介石也没必要继续藏着掖着了，反正大家早就心照不宣。6月16日，阎锡山来找李宗仁，并拿出一份电报，要李宗仁联名，和他一块儿呼吁蒋介石赴粤主持大局，而李宗仁未作置辩，直接照发；此后，立法院中的180名委员在CC系操纵下呼吁蒋介石赴粤主持危局；而后蒋介石赴台料理停当，7月13日，蒋经国赴穗，向各方面打招呼，暗示蒋要复出；14日，蒋介石赴穗；从15日至20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会议，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不用说，蒋介石出任主席。而此时的李宗仁虽不免有些不满，但局势至此，他也没有了继续与蒋介石纠缠的兴趣，他唯一的要求只是帮助他安排好两粤防线以做最后五分钟的努力。蒋介石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说需要考虑。但实际考虑什么呢？两广是谁的地盘，蒋介石能不知道吗？最后蒋介石无非是将主力布置在福建一线，其意自然是稳固台湾，而后蒋介石便回台了。
李宗仁见蒋介石不答应他的要求，只能亲去台湾一谈，而蒋介石当然客气得很，甚至亲去机场迎接，但是，客气归客气，利益归利益，最终李宗仁不免铩羽而归。当然，李宗仁想要调动的胡琏是蒋介石黄埔嫡系，蒋介石说咋办，他当然就咋办，李宗仁就算不满意，又能如何呢？而蒋介石此时也彻底走上前台，甚至还将福建省守将朱绍良换成了汤恩伯，而李宗仁虽认为蒋介石一介平民动辄任免国家大员不免过于儿戏宪法，甚至还将委任状压了一个礼拜，但最后也只能忍耐罢了。恰在此时，美国方面传来消息，透出可能支持李宗仁政府的信号，还说愿意提供美援，而李宗仁不免一度欢欣鼓舞，召集粤系将领讨论大局，意欲借助美援以达固守两广的目的，而蒋介石自然不欲李宗仁如此，为此甚至威胁粤系将领，说谁要是反对我，我就让他死在我之前。而粤系将领如张发奎为此极为愤怒，甚至还提议李宗仁趁蒋介石来穗之际将其扣押，而李宗仁自然也知道此举于事无补，既拿不到蒋介石的钱，也拿不到蒋介石的兵，徒然做个恶人，有何意义？当然了，最后美援一事也不了了之，伴随着中共秋风扫落叶的凶狠攻势，一切抵抗都再无意义，而李宗仁见此，也明白两广已不可保，至9月下旬，李宗仁也无心布置防线，也就随它去了。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政权成立，而从武昌起义开启，历经磨难，纷争不断的民国也就此谢幕。作为民国这个大时代的弄潮儿，李宗仁与他的政治生涯也即将伴随着旧时代的结束而彻底划上句号，事儿完，出局。
三巨头的最后岁月
李宗仁
在广州被攻陷之前，李宗仁在广州与蒋介石见了人生中最后一面，据李宗仁回忆，他曾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对一介平民蒋介石痛加申斥，算是给多年来的恩恩怨怨做了个了结，而后李宗仁也无意再在重庆丢人现眼，也同样不愿跟粤系一起孤守琼岛，而终于12月5日携带家眷赴美，开始了长达15年之久的流亡生涯。
刚去美国之时，李宗仁尚四处活动，但不久后发现一切皆是徒然，在此后的十数年时间里，李宗仁彻底成为了一个落寞潦倒的失意政客。李宗仁生性喜闹不喜静，然而在美国的这段时间由于语言不通，文化差异悬殊，李宗仁一直无法融入美国生活，加之一众流亡老友也与其日渐隔阂，李宗仁的生活愈显悲苦。当然，李宗仁虽已不参与政事，但也一直在关注国内国际的形势，而对于中共的建设成果，他也颇为之折服，认为他们自己统治国家那么多年，却连部自行车都造不好，而中共短短数年间，却能在朝鲜战场力敌联合国军，而后在中印冲突中扬眉吐气，甚至还爆炸了原子弹，这些都让他心悦诚服，而后生出了落叶归根的念头。
李宗仁对中共态度的转变让妻子郭德洁难以理解，她认为李宗仁跟中共之仇深似血海——不论于公还是于私，她无法理解李宗仁对中共发自内心的赞赏，当然台湾方面和海外媒体更觉不可思议，攻击之声屡有耳闻。然而，李宗仁终究是个成熟的政治人物，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对于政治上的恩恩怨怨，他早已看淡，对于攻击他的所谓变节论，他也可一笑置之，他并不害怕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也毫不避讳对中共建设事业的佩服，作为一个普通国民，他为中国的迅速崛起感到由衷的高兴。事实上，如果李宗仁不是发自内心的赤子之情，他又何苦要背负各种骂名回到那片现在已经由他的对手统治的土地呢？李宗仁是个传统的注重名节的中国人，而他能将此抛诸脑后，岂不正说明了李宗仁人格的可贵吗？
1965年7月，李宗仁携妻归国，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新闻。郭德洁此时已经罹患乳腺癌，时日无多，回国后不久也便去世。更可悲的是，李宗仁回国没多久便遭遇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文革”。他个人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而老友黄绍竑被逼自杀更对其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不过他也无须忍受多久了，因为此时他也时日无多了。1967年1月30日，李宗仁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白崇禧
相比较李宗仁勇于承认失败，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白崇禧则自始至终无法释怀，甚至，在国共内战进行到最后一刻时，他还有无谓的幻想。白崇禧最终还是不甘寂寞，跟李宗仁分道扬镳，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据李宗仁说，白崇禧是因为太重感情，听信了蒋介石的甜言蜜语，居然认为蒋介石缺不了他。口口声声说缺不了健生的蒋介石是怎么对待他的呢？事实上，蒋介石只是把他当成了报复桂系的活靶子，由于李宗仁流亡美国，却不愿自动放弃总统一职，甚至早期还在美国积极地运动，蒋介石奈何不了李宗仁，也就只能迁怒于白崇禧。白崇禧为此甚至公开与李宗仁决裂，但也于事无补，自1954年开始，白崇禧便失去了自由，居所遭到特务的监视，政治落寞，晚景凄凉，堪称无以复加。而1965年李宗仁回国之后，白崇禧更是遭到了蒋介石的敌视，据称蒋介石曾授意军统头子毛人凤进行报复，而1966年白崇禧死于居所，据传尸体发绿，坊间便有传言说是蒋介石下毒所致。当然，白崇禧到底死于何因，现在已无稽可考，但是他的儿子著名作家白先勇并不认可毒杀一说，他认为白家确有心脏病病史，而父亲晚年有感于丧妻之痛，而又政治落魄，病发猝死也非没有可能。
白崇禧落到这个地步，与其说是受了李宗仁的牵连，还不如说他根本是自己害了自己，他根本就没有看清蒋介石究竟是何等样人，在失败之后，他依然还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愿意就此收手，他过于执着，他无法放下，于是，他终于尝到了恶果。失去才会懂得珍惜，白崇禧或许最终还是明白了自己这一生所作出的一番事业，实在是因为自己有个好的老大，能任其挥洒，而事实上，并不是每个政治大鳄都能像李宗仁一样对其包容有加。如周恩来所说，白健生有带兵之能，但可惜不懂政治，而一个不懂政治的人却能在民国呼风唤雨，这又是因为什么呢？李白李白，没有李，又哪来的白呢？白崇禧没有弄明白这个道理，但当他终于弄明白了，他却已经回不去了。
黄绍竑
在新桂系三巨头中，黄绍竑的星光最为黯淡，但与之同时，他对政治的态度也最超然。最超然的黄绍竑也最理智，当年李白二人跟蒋介石斗得不可开交之时，他实际就颇有些不以为然——当然，这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大概也是他知道以新桂系的根基实力，根本不可能斗得过蒋介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太太平平过日子呢？黄绍竑的这个特点在内战尾端也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时的新桂系三巨头中，李宗仁不愿做降将军，明知大厦将倾，却依然还要顽抗到底，而白崇禧则比李宗仁更为偏执，或许他根本就认为自己有能力收拾好这个局面，相对于二者的执迷，黄绍竑显然清醒得多。黄绍竑本来给新桂系指了一条明路——让李宗仁趁着蒋系大崩溃之际出马收拾局面，而后尝试与中共达成和解，可悲的是，对于和谈的目标和对局势的认识，黄绍竑和李宗仁出现了巨大的分歧。黄绍竑认为所谓和谈无非是新桂系跟中共谈，只要能保住新桂系的地位，那就什么条件都能接受。然而，李宗仁却没有那么清醒，或者说他即便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也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当时他还放不下，他依然认为自己有机会跟中共周旋到底，然而时不我待，李宗仁的偏执葬送了新桂系最后的生机，而黄绍竑则见大势已去，乃飞赴香港，自从中原大战后第二次与李宗仁分道扬镳。
黄绍竑选择了当时局面下最有可能维持政治生命的方式——投诚。然而，黄绍竑终究是个失败者，而且他也确实与作为胜利者的中共之间存在着多年的恩怨，而这一切，都决定了虽然黄绍竑的政治生命或许能长于李宗仁和白崇禧，但是在成王败寇的普遍政治逻辑下，他也不可能得到太好的结局。
共和国成立后，黄绍竑一腔热血倾注于中国的建设之中，并敢于对当时的政策提出批评，然而在那个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动辄被扣帽子的时代，拥有如此历史背景的黄劭竑又怎能逃脱政治运动的纠缠？1958年，他被撤销了人大代表和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职位，就此坐上了冷板凳。1966年，“文革”开始，而又是右派又是反动派的黄劭竑毫无悬念上了批斗的第一批黑名单，而不堪受辱的黄劭竑则用极为惨烈的方式作出了回应——1966年8月31日，黄劭竑在北京自杀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