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近卫声明很有技术含量，尤其防共这张牌打到了各方的痛处——首先是欧美友邦。当时希特勒虽然在欧洲大陆动作频频，悲哀的是，彼时抱定绥靖政策不放松的英法两国似乎还并未将希特勒作为假想敌，而他们的假想敌，则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英法眼里，希特勒不过是个受了委屈爱撒娇的小媳妇，折腾是能折腾，但无伤大雅。反倒是不声不响的社会主义红色苏联成了威胁，直接冲击了他们国内政府的主要支持者——有教养的有产阶级，是欲除之而后快的心腹之患。因此，英法之所以一直纵容希特勒，也无非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说要铲除共产主义，他们打算将德国培植成欧洲的反共堡垒。日本很聪明，他们看透了欧美豪强的心思，因此特意拿出共产党来做文章，而早就有意日本跟苏联交锋的欧美友邦自然是来得正好，派出大批次游说团，怂恿蒋介石就范。我们不得不说，欧美友邦的高层政客确实是瞎了狗眼，看不透希特勒也罢了，居然连日本这样忸怩作态的表演都没看出来，日本喊得是挺凶，但他们真能跟苏联玩命吗？日本花大代价去狗不理的西伯利亚跟苏联摩托化部队玩命？可能吗？
当然，防共口号对于蒋介石也很有吸引力，这可正是蒋介石的痛点。蒋介石跟中共此前打了十年内战，就算不先攘外，也得先安内，要知道，当时的中共也不过是占了些偏远山区，穿着破衣烂衫，拿着破铜烂铁，社会影响力依然薄弱的小政党罢了。当然，中共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即战力，而在于发展潜力，虽然红军形似匪寇，但毕竟与匪寇相差千里，这是支有主义有信仰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蒋介石当然深知中共倡导的土地革命对于到处都是贫下中农的民国意味着什么，因此费尽心力想将中共扼杀于摇篮之中。当然了，最后蒋介石还是不免在西安事变后功亏一篑，然而，纵使蒋介石重兴国共合作，但中共也依然是其隐痛，而其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孤注一掷的表现也充分说明蒋介石对抗战形成僵持后中共可能借机坐大疑虑重重。那蒋介石会在友邦怂恿之下，心思活动，跟日本和解吗？走运的是，蒋介石算清楚了这笔账，他明白抗战以来积累的威望不可丢，而中共即便要防，也不必明目张胆地跟日本合作，换句话说，默契可以有，但是协议坚决不能有。
蒋介石顶住重重压力，好歹把持住了自己，但自抗战以来就一直低调主和的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却把持不住自己了——1938年12月，汪精卫前赴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敌。汪精卫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对抗战没有信心，他压根就不认为中国有一丝一毫获胜的可能性，既是如此，他当然认为国府所倡的焦土抗战于民无益，只能使生灵涂炭，而抓住机会与日和解倒能解民于倒悬。汪精卫的想法还是有些道理的，并非像我们之前一直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毕竟敌强我弱，而小国灭亡大国的例子即便在中国历史上也不鲜见，汪精卫对抗战持悲观态度，也并非不可理喻。但是，不得不说，汪精卫是不合时宜的，彼时民族自决正成为整个殖民地世界的潮流，而经历了百年屈辱的华夏也概莫能外，在此情势下，中国人民所希望的并不是苟延残喘，而是彻底摆脱被压迫被凌辱的地位，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算要付出沉重代价，又有何痛？汪精卫以妇人之仁，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才是其不能获得历史尊重的最关键因素。当然，汪精卫虽然投敌叛变，但自投敌之后，他也并未有何破坏抗日的举动，从这个角度而言，汪精卫虽不合时宜，但也非大奸大恶。
不管如何，经历了一年半紧锣密鼓的交战之后，抗战新的一页业已揭开。对于李宗仁而言，依然重任在肩，日军虽再无能力大兴刀戈，但为解除武汉警报，第五战区依然还是中日交锋的风暴中心。
随枣会战——不败将军
武汉会战结束之后，抗战进入了中日相持的新阶段，日军的战略重心也从攻城略地转变成巩固已占领区，不消说，新取的华中重镇武汉便是日军首要巩固的地盘——驻节武汉的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手里便有7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其机动兵力之多，是日军所占各区之最。而武汉日军所面临的最直接威胁便是以桐柏山、大洪山二地为据点，大别山游击区为后应的第五战区各部。事实上，自1939年4月始，第五战区各部便在东西两侧频频威胁平汉线南端，让日军应接不暇，此后，国府大本营还深恐打击力量不够，又调集以汤恩伯31集团军为主力的6个师，进一步增强第五战区的力量。我军在平汉线上屡屡袭扰日军，冈村宁次自然烦不胜烦，为了扫清威胁，冈村宁次便于5月发动了随枣会战。
日军的战略意图是，以襄花公路（襄阳至花园）为攻击重心，意图攻取随县和枣阳二地，切断我大洪山和桐柏山两个据点的联系，并伺机消灭我第五战区主力。其作战部署则是日军惯用的中央突破、两翼迂回，具体是：南路军以第16师团、第13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配备各种重武器，从京山、钟祥一带沿襄河北上，以枣阳为攻击重心；而中路军则由第3师团担纲，自随县沿襄花公路西窜，攻击我随县以西各部，意图占领随县；北路军则以骑兵第2旅团自信阳西进，攻打桐柏、唐河，并拟与南路军会师枣阳，而后与襄花公路的中路军配合对我第五战区各部实施总包围。冈村宁次自信满满，就在4月，他还不顾上峰反对，用在武汉会战中受尽凌辱的残兵败将106师团和101师团为主力，花了7天时间，大破第九战区罗卓英所部，闪电夺取了南昌，而此次随枣会战，由于襄花一线俱是平原地区，日军机械化部队的优势一览无余，冈村宁次自然也认为定能高奏凯歌。
冈村宁次出了招，接下来自然轮到李宗仁接招。事实上，李宗仁早在日军开始行动之前，就已经弄清了日军的战略意图——这里需要感谢在第二战线上默默付出不求名不图利的夏文运同志（化名何益之），此公在反对侵华的和知鹰二的庇护下，曾多次将有利情报通报第五战区，此前台儿庄大捷便多得其力。在了解了日军的作战意图后，李宗仁便准备将计就计，在襄花公路上设伏，趁着日军不防，诱敌深入之后来一次大规模伏击战，而其选中的主力部队则是汤恩伯部。
这算是李宗仁与汤恩伯的第二次合作了，此前在台儿庄之战时双方已经打过照面，如诸位所知，由于派系瓜葛牵扯其中，双方相处不甚融洽，李宗仁也对汤恩伯未能迅速南下台儿庄颇多怨言，这次又来了，汤恩伯再次顶回了李宗仁的建议。汤恩伯反对的原因无外乎两条：其一，汤恩伯认为李宗仁让他屯重兵于桐柏山南麓的部署风险太大，不易把握，深恐行踪暴露而陷入山地苦战的境地；其二，老生常谈的问题，汤恩伯的老大是蒋介石，而蒋介石跟李宗仁的关系人所尽知，汤恩伯不信任李宗仁也是自然之理。李宗仁对汤恩伯的第一印象本就不佳，此次不遵将令，自然更让李宗仁心生不快，在李宗仁的回忆录里，更是充满着对汤恩伯贪生怕死、狂悖不羁、治军无方的恶毒攻击。
汤恩伯当然不像李宗仁在回忆录评价的那么差。事实上，汤恩伯是中央军中难得的善战之将、个中翘楚，抗战之初在南口一役中与日军血战十日的表现也颇为人称道，在豫湘桂战役之前，汤恩伯在抗日战场上屡挫日军，被日军视为难得的劲敌，其作战能力自然毋庸置疑。汤恩伯最擅长的是机动作战，跟一般中央军习惯于硬桥硬马地拼阵地不同，汤恩伯指挥作战更为灵活，把握战机的能力也很出色，经常能出其不意地给对手以毁灭性打击——比如台儿庄大捷就是经典案例。但是，汤恩伯之所以争议很多，原因就在于他的缺点和其优点同样突出，甚至，犹有过之。
汤恩伯为将最突出的缺点就是团队意识淡泊，我行我素，不服管束，而这恰恰是他的最大优点——崇尚机动作战所致。汤恩伯屡屡能打胜仗，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他对战机的把握堪称炉火纯青，但与之同时，汤恩伯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向来就以保存实力为先，而且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存实力。为此，他当然也就顾不上友军死活了。为了保存实力，汤恩伯向来六亲不认，也从来就不惧怕跟长官顶牛，因此，汤恩伯在国民党将官中堪称鬼见愁，不单是李宗仁这样的杂牌管不动他，甚至中央军高级将领也管不动他。
因此，为什么汤恩伯是常胜将军呢？因为汤恩伯作战的底线就是避免打败仗，而为了不打败仗，他连天王老子都不认账，他规避一切打败仗的可能性，所以或许我们不该称其为常胜将军，不败将军的名号应该更能体现他的特点。汤的胜仗，说白了，很多是靠友军的重大牺牲换来的，等到友军牺牲得差不多了，对手消耗得差不多了，然后他去灵活机动地捡现成——当然不否认能做到这一点，也是能力的体现。李宗仁痛斥其非，虽不免言过其实，但也非全然恶意中伤。如汤恩伯这样的将领，确实容易把跟长官跟同僚的关系搞得一团糟，是个典型很少有人喜欢的主儿——不过，蒋介石就喜欢他，作风“稳健”，能打胜仗，更妙的是，除了老蒋之外，他谁都不吝，如此符合蒋介石需要的将领，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但是，话说回来，作为军人，第一要义就是服从命令，需将团队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如汤恩伯这般为其常胜之名屡屡违逆上司之命的将领，就算打了再多胜仗，又有何值得称道之处呢？
当然，汤恩伯最受争议的，还不是他独来独往的作风，而是所部军纪弛废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河南百姓有云“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又说“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其中“汤”即汤恩伯。
在随枣会战中，由于汤恩伯不愿从命，李宗仁的部署也只能常规布阵了，具体如下：以张自忠第33集团军防守大洪山南麓、京钟公路和襄河两岸；而主力第八十四军和八十四军防守随枣一线；以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和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防守桐柏山北麓唐河、南阳至桐柏一线。4月底，日军向襄花公路发动猛攻，初时如冈村宁次所料，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在襄东平原大开杀戒，而汤恩伯部在跟日军稍作接触之后便引军北遁，先至泌阳，而后还嫌不够安全，直接退到了豫西舞阳一带。而我正面部队由于缺乏侧面部队的策应，自然无力长期消耗，虽奋勇抵抗，然终势单力孤，兼之第3师团不时施放毒气，我军损失惨重，终于5月7日丢失了随县，日军趁势追击，在5月8日突破八十四军第二道防线，攻取了枣阳。与之同时，日军的两翼攻势也在5月8日后更趋凶猛，早在5月初就开打的南路军在中路军攻取枣阳的有利态势下一路北上，接连突破第33集团军各部防线，于10日连取枣阳以北的湖阳镇、新野等地，并直接威胁唐河一线，而北路军也自信阳发动攻势，向桐柏发动进攻。
战事至此，看似日军进展神速，有望将我第五战区主力围剿于桐柏山和大洪山一线，但是，在表现神速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巨大危机，这些危机来自两方面：其一，我桐柏山以北各军尚未投入战斗，尤有反击的后劲，其二，日军虽连续突破我军防线，但我军并未崩溃，以张自忠第33集团军为例，其部虽遭受日军南路军重兵围攻，一度颇为狼狈，但各部章法有度，进退有致，日军并未消除我军对其的侧背威胁。因此，当5月10日，李宗仁命令汤恩伯部配合孙连仲部南下参战之后，我军便立即扭转了战场颓势，改守为攻，反而形成了对日军在襄东平原的反包围，14日，我军收复新野、唐河，并于15日配合日军包围圈中我军发动总反攻。16日，我军克复桐柏，粉碎了日军合围计划；19日，经历4天血战，我军重创日军，收复枣阳；与之同时，我33集团军配合汉江北岸的江防军攻击日军南路军大本营京钟一线，切断其交通线，日军乃被迫退守随县；22日，该部向随县逼近，23日，随县克复；随枣会战宣告结束，中日乃恢复战前态势。
随枣会战是中日抗战以来日军首次既未能攻占一城一池，也未能有力消耗我军的战事，而日军真正意识到持久战的到来，大概就是于此。当然了，第五战区所部一日不除，武汉日军就一日不能安寝，为了睡个安稳觉，日军也非得将第五战区各部一网打尽不可，较量还在继续。
枣宜会战
玉碎！绝代勇将！
在整个1939年中，日军为了清除我军各战区对武汉的威胁，接连发动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以及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的情绪大抵是从无比振奋——南昌会战中日军以武汉会战中遭遇重挫的哀兵101师团和106师团为主力花了7天就夺取了南昌；到皱紧眉头——随枣会战高开低走，不论是占城还是歼敌，都一无所获；再到长吁短叹——冈村宁次在跟老对手薛岳的较量中再度颜面扫地，薛岳通过灵活机动的作战策略让日军重新认识了中国军队的战力。经此三战后，日本虽不愿接受，但仍然不得不承认他们已经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沼，短期休想脱身了。
被拖入持久战的日本已处于极端的困境之中，他们无力进行大规模进攻，只能寄希望于巩固已占领区和进行政治诱降，但是这两点中的无论哪一点实行起来都不顺利。要完成对已占领区的控制，日军势必要投入大量兵力，而这无疑将极大影响日军的作战效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在1939年进行兵力重整，将大量新编的师团替换精锐师团，投入到对已占领区的统治工作中，但由此也产生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日军扩军速度实在太快，日本本就不宽裕的经济更加吃紧。要命的是，即便扩军规模如此之大，日军也难以面面俱到，在广大后方，中共大量的敌后部队蓬勃发展，甚至国共双方还有闲情逸致争风吃醋搞摩擦。至于政治诱降，日本看似钓了条大鱼，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上了钩，但是日本一定没想到，汪精卫所谓的二号只是地位，而不是实力，他不过是个空架子罢了，而真正有实力的蒋介石，却对日本一直态度冷淡。对日本而言，光是在中国解决武汉会战之后的善后问题就已经够头疼了，外交还遇到了麻烦，北边的苏联就对日本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尤其是武汉会战之前的张谷峰战斗中，日军就被苏联远东军揍了个鼻青脸肿，以至于武汉会战之后，日本不得不调整战略部署，将大量精锐调入东北来应付苏联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