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怎么办呢？自救呗。抗日的调门当然少不得要更提高一点，好歹争取些同情票，然后跟新桂系谈谈，大不了鱼死网破吧。李宗仁听到胡汉民的死讯，当然估计就知道大事不妙了，如今陈济棠来找他，还能有什么事呢？当然，李宗仁回忆录里说搞政变不是他的主意，他一直对此事抱有谨慎态度，只是陈济棠一味催促，考虑到两广利害一致，唇齿相依，才上了这条贼船，为资佐证，李宗仁还搬出了陈济棠迷信的八卦来，说他野心太大，又听信江湖术士的鬼话，才打算铤而走险。李宗仁这话当然没人信，要说胡汉民去世，他受到的影响绝对比陈济棠只大不小——他跟蒋介石的恩怨等级是多少，而陈济棠跟蒋介石的恩怨等级是多少，蒋介石如要下手，主要目标是谁，这些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蒋介石会将陈济棠摆在他李宗仁的前面吗？李宗仁就算谦虚，也不用谦虚成这样吧，这点自信还是要有的吧，尽管说如今他确实落架凤凰不如鸡，但是再落架的凤凰终究也是凤凰啊。问题来了，为什么李宗仁事后要编出这么套鬼话呢？
时间差
胡汉民死了，粤桂两派的好日子到头了，看起来两方唯一的机会就是精诚团结，同舟共济，跟蒋介石拼个高下了，即便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至少陈济棠就是这么想的。李宗仁当然也在为这事转腰子，蒋介石明摆着是要动手了，如今的情况，伸头一刀，缩头还是一刀，问题是，该伸头还是缩头呢？当然，伸头还是要伸的，坐以待毙也不是李宗仁的个性，但是就算是伸头也有个讲究——毕竟两个人都伸头的情况下，先砍谁后砍谁总得有个时间差，而这个时间差，恰恰是唯一可以做文章的地方。
当然，粤桂两系唯一可以抗衡老蒋的，也只剩下抗日的招牌了，因此，想都不用想，接下来肯定是把抗日这出戏给演足了。民国的事儿就这么扯淡，在九一八那阵，日本闹腾最凶的时候，粤桂两系没说要派兵抗日，相反还打着“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招牌逼蒋介石下台，如今日本相对消停了，自长城攻势之后，足有三年多时间没大规模军事行动了，粤桂却开始大张旗鼓说要抗日了。也是，没病没灾，日子过得好好的，谁愿意招不痛快呢？如今是事到临头了，没办法了，只能打出这张底牌，看看能不能好歹应付过去了。排场还是很足的，5月26日，粤桂两系要人联名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6月1日，西南政委会和执行部呈电中央，通电全国，要求中央领导抗日；次日，粤桂再度发电，说要全国人民敦促国府抗日；4日，粤桂高级将领又发表通电，说要请中央调粤桂两军北上抗日。瞧瞧，这通电频率，这抗日意志，多精彩的戏码啊。
官方通电只是大规模造势的前奏，接下来就要开动舆论机器，将声势渗入到民间基层了。李宗仁是行家里手，广西就搞得很热闹，又是组织请愿团，又是大规模抗日游行，又是张贴标语——什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啦，什么“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啦，什么“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啦，总之，口号震天响，抗日全国闻。然后，李宗仁甚至还去活动湖南的何键，要他帮帮腔，造造势。李宗仁这一小试身手，明白事儿的看出名堂来了，李宗仁对广西有多强的控制力，社会动员能力有多强，是块多么难啃的骨头——至少蒋介石就看出来了，看出来之后，他决定先把刀砍向陈济棠头上。
相比较李宗仁对桂系以及广西的绝对控制力，陈济棠就差得远了，蒋介石这刀刚举起来，底下人就蜂拥而上，把陈济棠给架到断头台上去了。在老蒋银弹攻势发动之后，跟闽变情况完全相同，粤系内部立刻就有不愿送命的反水了，先是空军——7月4日，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带着40多号人驾机离粤赴宁，两天后，这帮人发表了“服从中央，报效党国”的通电。大家明白为啥官当得越大，就越是迷信了吧，大仙算得多准，机不可失，这下应验了吧——飞机丢了。但是，大仙准是准，要是会错了意就麻烦了，陈济棠如今倒是恍然大悟了，但是黄花菜也凉了。空军反水，陈济棠算是气泄了一半，接下来陆军也出了问题，那就彻底泄气了。先是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粤军的二号人物，此公本就对陈济棠不满，这下看到出头机会来了，当机立断，在7月8日屁颠屁颠地跑到南京，向老蒋表忠心，表示广东问题包在他身上。还用说吗？蒋介石无非是鼓励一番——我看好你，然后让余汉谋放心大胆地去干了。14日，余汉谋公开撕破脸皮，接受南京中央的任命，要陈济棠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广东。第一军反了，第二军能坐视吗？当然也反了。在余汉谋就职当日，第二军军长张达也反了，还表示欢迎余汉谋去广州任职。空军反了，陆军反了，全他妈反了，陈济棠算是反不动了，为了避免真被砍上一刀，只好在18日通电下野出国避祸了。
根据老蒋的一贯做法，要对付粤系之前，肯定是要先给桂系吃颗定心丸，然后各个击破，因此，在对粤系紧锣密鼓地进行分化打击之际，蒋介石对桂系抛出了橄榄枝，还任命李、白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蒋介石此举是实是虚，李宗仁心里头跟明镜似的，他何尝不知道蒋介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所以李宗仁要反抗到底，不接受任命？错了，李宗仁和白崇禧准备接受任命。不明白了？还记得我们开头说时间差的问题吗？这就是时间差！蒋介石不会同时对粤桂下手，只要有先有后，就一定有时间差，而李宗仁所要做的，就是抓住这个时间差，在陈济棠人头落地之前，把自己的头给缩回去——蒋介石在这个时间差里势必会给个台阶，甭管是实是虚，李宗仁所要做的，就是顺着往下走。
老蒋给的这个台阶自然是虚的，他也不会让李宗仁踩实了，在解决完粤系之后，接下来就轮到桂系了。当然，老蒋还想依样画葫芦，不费一兵一卒，跟当年蒋桂之战一样，拆了桂系，这次他打出了王牌——黄绍竑。于是，在李宗仁和白崇禧刚说要接受任命之后，蒋介石出尔反尔，说我明明是说让黄绍竑就任广西绥靖主任啊，至于您二位，离了广西吧。蒋介石为了打好黄绍竑这张牌，已经经营许久了，看看黄绍竑这几年的履历：1932年2月18日任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5月任内政部长，7月1日兼代交通部部长。1933年出任北平军事分会参谋团参谋长，5月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同日方作外交交涉。1934年12月12日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35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老蒋这么厚遇黄绍竑，当然是因为黄绍竑有巨大的利用价值，是随时可以引爆桂系的重磅炸弹，这次老蒋要收拾桂系，黄绍竑自是首当其冲。
蒋介石把台阶拆了，又打出了黄绍竑这张牌，接下来怎么办呢？废话，紧抱着台阶别撒手啊。李宗仁和白崇禧就不撒手了，在蒋介石自食其言，要将二人逼出广西之后，李、白通电南京，说中央“墨渍未干，自毁信誉”，我们“恕难从命”。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李、白二人能不知道中央有谱没谱吗？当然，光会缩头是不行的，李宗仁还得让老蒋进一步认识他的抗击打能力——李宗仁再次将广西的动员能力发挥到极致，省防军瞬间从14个团扩编成40个团，7月下旬，在动员会上，李、白二人发表《告军民书》，说“期望全体将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蒋奋战到底”。然后，李宗仁继续咬定抗日不松口，欢迎各方抗日同仁前来广西洽谈。
李宗仁肯定是不想闹，因为他闹不过蒋介石，然而他之所以还要跟着粤系闹，是因为不闹一闹，这场大祸他躲不过去。但是，李宗仁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知道闹的目的是为了不闹，因此，只要蒋介石有任何和解的表示，李宗仁都会果断抓住——甭管是实是虚，抓住了才有操作空间。比如，蒋介石一开始跟桂系示好，明明是分化离间各个击破的诡计，但是到了李宗仁手里，就成了蒋介石主动示好的台阶。而接下来李宗仁大动干戈，又是动员，又是迎宾的，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还是争取和解的机会。李宗仁无非是告诉蒋介石，你要和，我大力欢迎，但你要闹，老子豁出这条命去，也要跟你闹一闹，你自己掂量掂量，一时半会儿搞得定我吗？
蒋介石当然掂出了分量，李宗仁虽然只有广西一隅之力，但可怕的是，广西全民皆兵，人人上阵，民气可畏，一时半会儿当然搞不定。有人要问了，老蒋不还有黄绍竑这张牌没用上吗？这是为了躲避内争，这下内争当头，他愿意与先日袍泽同室操戈吗？那蒋介石还有选择吗？和吧！
焦土抗战
黄绍竑跟李、白二人虽然分道扬镳，但多年袍泽，情深义重，要他跟李、白二人同室操戈，他办不到。当然，即便黄绍竑不答应，蒋介石也不能怎么样，这张牌经营了那么久，蒋介石要是一旦放弃，不免前功尽弃，更何况，黄绍竑混好混坏对新桂系内部将帅颇有示范效应，为黄绍竑一个点而放弃新桂系一个面，不值得。因此，黄绍竑公开表示不愿就任广西绥靖主任一职，蒋介石自然也没办法，而黄绍竑不愿合作，要在高度团结的新桂系内部敲出一条缝来，更是难如登天，现在的情况下，要想战，就只能霸王硬上弓。然而，霸王硬上弓又谈何容易？其一，新桂系将抗日这张牌打到了极致，也为此颇得民国各派的同情——甚至连与新桂系向来关系恶劣的中共也表示同情。当然了，这主要是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有同病相怜之感，蒋介石要强行下手，舆论上就通不过；其二，广西全民动员，个个奋勇，同仇敌忾，气势之盛不免蒋介石也为之胆寒，再加上老蒋如今依然还是将重心放在剿共上，能腾出手来对付桂系的兵力毕竟不多，真要动手，未必就真能稳操胜券。因此，在李宗仁强势出击之下，新桂系虽弱而强，而蒋介石虽强而弱，形势发生逆转，这下蒋介石是想不谈都难了。
当然了，李宗仁搞这么大排场，自然也不是真想跟蒋介石见个高低，蒋介石说要谈，那来得正好，谈吧。谈的当然不是明面上的抗日问题，李宗仁明白蒋介石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到了最关键的收官阶段，蒋介石是不愿就此功亏一篑的，所谓抗日，也不过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一个借口罢了，李宗仁真正想得到的，是蒋介石能认可新桂系在广西的地位以及广西在民国的地位并不因胡汉民之死而变更。李宗仁在想什么，跟他交锋多年的老对手蒋介石自然是一清二楚，于是，在双方稍作试探之后，问题迅速得以解决。
两广事变从6月1日发动，到9月月底基本偃旗息鼓，然而，同时闹事的两广，结局却相隔天壤，陈济棠这个显赫一时的南天王被蒋介石兵不血刃地一鼓端掉，而李宗仁，虽然一度需要对陈济棠唯唯而应，但真赶上了大事，分寸拿捏，危机应对，比陈济棠何止强出百倍？李宗仁确实很不简单，虽然他现在仅有广西一隅穷苦之地，但他愣是能让这广西一隅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发挥到连老蒋都觉得桂人殊不可侮的地步。回到两广事变最初我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李宗仁要千方百计将此次政变的责任推到陈济棠身上呢？答案很明确了，李宗仁这叫得了便宜卖乖，明明是二人转，但因为最后自己与蒋介石达成和解，为了撇清关系，他当然必须将两广事变换个名字，说成六一事变，然后将其解释成陈济棠的独角戏。事实上，通过李宗仁在该事变中展示出来的政治手段，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能相信蒋介石会把他放在陈济棠之下去考虑，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落架凤凰终究还是凤凰，一只再漂亮的鸡也不可能跟凤凰有任何等量齐观的可能性。
两广事变到了这个地步，算是告一段落，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李宗仁慷慨激昂的抗日问题上，他到底是什么态度呢？当然，跟蒋介石一样，李宗仁同样将派系利益摆在民族利益之上，他在两广事变中的演出，与其说真的是因为日本入侵而怒发冲冠，还不如说为求自保喊喊口号罢了。然而，李宗仁除了政客这个属性之外，他毕竟还是个中国人，那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考量，他对日态度如何呢？李宗仁的对日态度，可以用他在193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来概括——焦土抗战。
所谓焦土抗战，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战，二是焦土。战说明身为军人的李宗仁是主战派，而焦土则说明李宗仁是坚定的主战派，这自然就跟一些婆婆妈妈的所谓曲线救国的主和派划清了界限。李宗仁曾一度被指为亲日，这是因为在他退居广西之后，接收了大批日械，甚至还时常有日本的军政要人登门拜访，这自然不免让外界想入非非。然而，用白崇禧的话说，这叫胡服骑射，借他人的拳头打他人的嘴巴，李宗仁在回忆录里也一再表白说凡是日本人拜访，都会上来遭到他的当头痛斥。李、白二人在广西与日本有来往不假，但是这种来往，显然也没那么多暧昧。日本人看上了新桂系，试图利用其在民国的影响力，给国府中央制造麻烦——简单说，他们希望中国更乱一些，而李宗仁实际上除了两广事变被逼到绝路之后闹了一闹之后，也并未有任何出格举动，因此，基本上李宗仁只是在利用日本的这种心态，能搞点好处就搞点，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李宗仁不可能有尺寸之让。相比较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喊抗日喊得比谁都响而到了日本真采取行动后却又怕这怕那到最后曲线救国去的汪精卫，李宗仁显然是强多了。
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其实就是与李宗仁的焦土抗战论针锋相对。所谓焦土抗战，就是说中国国弱兵弱，万一中日全面开战，唯一可恃的就是中国土地广袤，有充分的战略纵深，战略得当，尚有转圜余地，而为了让日本难以实施以战养战的战略，就必须将战略物资能运的运走，不能运的烧掉，纵使中国土地变成一片焦土也不足惜。李宗仁这套焦土抗战的理论是弱者面对强者以重大牺牲换取些微机会的路数，与其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还不如说是杀敌一百，自损一万。像汪精卫这样的书生自然就对如此惨烈的抗争手段心存疑忌，他的看法是，抗战与否不是关键，国计民生才是关键，如果都烧成了焦土，到底是国府戕害民众为大还是日本戕害民众为大呢？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焦土抗战，直接谈和不挺好？给大家留条生路。为了避免惨痛牺牲而忍辱负重，这就是所谓的曲线救国。
抗日战争
以空间换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