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贼军和定桂军合并，黄绍竑推举李宗仁当老大，此事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这就标志着在民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新桂系正式形成。新桂系之所以区别于旧桂系，当然不仅仅表现在青年换老年，新军人换旧土匪，更重要的表现是军政分离——至少新桂系初时意欲如此。虽然革命尚未成功，广西尚有沈鸿英部虎视眈眈，但是拿下省城南宁的新桂系毕竟已经名义上掌握了广西政权，以民国的惯例来讲，谁打江山谁消受，军政一肩挑，这省长的职务自然是李、黄、白三选一，但是，李、黄、白一心要开辟新局面，便决意另选文官当省长。他们选中了前广西省议会议长张一气，那么在民国的大背景下，如此做法能行得通吗？
见招拆招
民国之所以混乱至斯，原因就出在两个字上——军阀。军阀就意味着地方割据、各自为政，就意味着内乱不止、外争不休，同样也意味着民众无穷的苦难。军阀之所以为军阀，就因为其手握雄兵，独霸一方，以地养兵，以兵逐地，因此说到根上，军阀其实就是兵与地的结合体，再进一步讲，军阀之所以在民国呼风唤雨，就因为军人执政。中国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常备军，但之所以只有在乱世军人才会为祸，就是因为军人攫取了地方政权，有了钱，能够自给自足，也就能够兴风作浪了。民国以来，历来是枪杆子高于笔杆子，以中央来讲，要么是军人自己充任府院高职，要么是幕后遥控，将台面上的文官作为傀儡。中央如此，地方更是毋庸多言。辛亥革命以后，地方政权便多为晚清旧军人掌控，以滇黔川桂而言，云南的蔡锷、贵州的刘显世、四川最初的尹昌衡乃至广西的陆荣廷，无一不是行伍出身。民国各地，都是但知有督，不知有抚，督军独揽大权，而民政长官不过是做做样子，因此，当时民国屡有“废督裁兵”之议，当然，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新桂系都是青年军人，有新思想，觉得军政不分正是民国祸乱之源，因此，取下南宁后，就试图改革时弊，择一文官当政。当时李宗仁想在广西的国会议员中选择其一，但因为黄绍竑和白崇禧都在保定当过学生，对广西议员在北京国会的表现屡有耳闻，对这帮政客颇多鄙弃，因此，极力反对此议。最终李宗仁选中了前广西议会议长张一气，认为其能在陆荣廷当政时期与陆在省预算问题上角力，为民减负，实属难能。
想法当然是好的，但是实际操作往往跟想法是两码事，张一气虽说在广西有些名望，也是新桂系力推的官员，却依然遇到了政令难行，各处自行其事，各地士绅官吏都没把他放眼里。问题出在当军人当政已成惯性，文人当政不免就威信不立，事事挫折，令无威而不行，就是此理。因此，这个尝试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当唐继尧部占领南宁之后，张氏便最终离职而去。
当时直奉二战爆发，直系因冯玉祥倒戈而致溃败，孙中山也抱着病体北上商谈大计，后来又传出了病危的消息，唐继尧听说此事，便以为时机成熟，于是便想借道入粤，履行副元帅之职，希图到时候孙公逝世，他能由副转正。当然了，去攫取广东军政府的大权是一方面，假途灭虢又是另一方面，广西正是三国大战，混乱不堪，唐继尧这时候插一脚，自然不安好心。当时唐继尧便有使者来游说李宗仁，说如允其借道，可送烟土四百万两烟土（折合七八百万大洋）。李宗仁这笔账还是算得清楚的，虽然他在回忆录里大谈自己是如何看不惯唐继尧封建军人习气，自己如何血气之勇，但个人看来，这不过是李宗仁事后的场面话，李宗仁必然知道拿了这四百万两烟土，丢掉的可能就是好不容易取得的广西半壁江山，而这才是他作出拒唐入境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如此一来，广西的局面又严峻了起来，原本驱逐陆荣廷之后变成了二人转，如今唐继尧要来插一脚，又重新恢复了三角戏，而且，对于新桂系而言，以前还能指着陆、沈相争，他们得利，如今明摆着唐继尧如果对广西有想法，必然是联合沈鸿英对付他们，因此，虽同为三角戏，但境况反比先前不利。有人可能有疑问了，为什么唐继尧必然是联合沈鸿英对付新桂系，而不能是相反呢？如今的广西虽是双雄争霸，但双方实力并不均衡，新桂系在陆、沈之争中借机取得了陆荣廷地盘，已有广西三分之二的地盘，而沈鸿英则在与陆荣廷之争中白白做了三个月无用功，不要说一无所获，自己还损兵折将，此消彼长，新桂系自然势头压过了沈鸿英。因此，如果唐继尧联合沈鸿英打击新桂系，取得成功后，唐继尧必能压沈鸿英一头，而且最关键的是，如果唐继尧要独霸广西，将来处理沈鸿英显然也更容易，如果反过来，唐继尧要压制新桂系当然就没那么容易了。联弱敌强，这也是乱世之中纵横之术的基本法则，唐继尧这样一个有天下之志的枭雄人物，当然不可能不明白这样的道理。
不过，对于沈鸿英来讲，虽然跟唐继尧谈好了相关合作事宜，但是他也知道唐继尧这样的人不比新桂系好对付，因此，谈是留个后手，以防不测，他要想独霸广西，自然要先下手为强。因此，还未等唐继尧准备停当，沈鸿英就要先下手为强了，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说沈鸿英此举表示其轻敌傲慢，但现在看来，事情恐怕远非轻敌傲慢这么简单，沈鸿英狡猾得很，自然清楚唐继尧今日是友，明日就是敌的道理，联合归联合，该防还得防，自己能搞定的事，何必假手他人？不过，沈鸿英的算盘毕竟还是打错了，正如李宗仁所言，沈鸿英过于轻敌傲慢，他高估了自己而低估了对手，先入关者为王，道理固然不错，问题是，沈鸿英就一定能先入关吗？事实上，沈鸿英率先发难只不过给了新桂系各个击破的机会。
既然新桂系想攘外先安内，而沈鸿英又打着先入关者为王的算盘，双方此战自是箭在弦上。打仗就如下棋，关键在于见招拆招，明晰对手的意图，然后以此来制订自己的计划，尤其在双方相差无几之时，更需如此。如今新桂系虽地盘多于沈鸿英，但实际兵力优势却没有这么大——即便从广东找来了老朋友李济深以为臂助，因此，判断对手就显得尤为关键，判断失误就直接可能导致全盘失利。坐镇梧州的黄绍竑、白崇禧与李济深作出了他们的判断，他们认为此战沈鸿英必是依托老巢大举南下，意在梧州。因此，必须将战略核心放在梧州上，兵发两路，以攻击沈鸿英老巢为重心。三人在梧州计较已定之后，便来到桂林向李宗仁通报计划。
李宗仁听此计划后，不觉大惊失色，以他的判断来讲，攻击梧州不过是沈鸿英的幌子。梧州是两广联结的门户，四处受敌，易攻难守，黄绍竑之所以能据此地，实有粤方支持之故，而沈鸿英与粤方关系恶劣，如他攻取梧州后不能一举荡平广东，则梧州反而会成为他的包袱，因此，以沈鸿英之狡猾，不可能出此下策。李宗仁的判断是，沈鸿英此为声东击西，他会将兵力集中于大河中游，将新桂系的部队中腹腰斩，截为两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如果果真如此，则按照黄绍竑他们制订的方案，不免凶多吉少。当然，作战计划是黄绍竑、白崇禧和李济深三人合作制订，黄绍竑对此案也颇是自信，在李宗仁表达了意见之后，只是表示军队已经开始行动，改变计划殊难顺遂，因此还是照原计划实行为好云云。战场之事，胜败系乎一线，一招错，满盘损，李宗仁对自己的判断也极自信，但是，李宗仁并没有再跟黄绍竑纠缠，只是强留白崇禧，与其商谈。
此时的白崇禧与李宗仁，还不过是泛泛之交，事实上，在新桂系三巨头中，白崇禧与黄绍竑同学之谊，又曾同为马晓军部下，关系较之李宗仁远为亲密，李宗仁要说服白崇禧同意他的意见，并不容易。李宗仁在与白崇禧讲明了形势，分析了沈鸿英对唐继尧只是借势而非联合之情，分析了其在这种形势下沈鸿英的用兵考虑，分析了对付沈鸿英应以歼灭有生力量为主，攻城略地为辅的战略思想，然后，白崇禧居然果断表示同意李宗仁的看法。问题来了，为何李宗仁要将此话对白崇禧而不是黄绍竑讲，为什么他能判定白崇禧能接受意见呢？
以攻为守
李宗仁是天生的老大，什么人该怎么对待，他都清清楚楚，以黄、白二人为例，虽说这二人都分属讨贼军系统，但是，这二人毕竟有很大的区别，而李宗仁，则敏锐地把握住了这种区别。黄绍竑于李宗仁，实是新桂系老大的竞争者，李宗仁之所以能使其臣服，无非是因为李以诚待黄，让黄心生感激罢了。白崇禧与黄绍竑就有很大的区别，白是一个派系完美的二当家，他有才有智，计谋非凡，深通兵略，虽然这种人不免有些傲气，但是傲气不等于执拗，事实上，只要你有充分的道理，白崇禧就能接受你的意见，因为白崇禧关注的永远是军事战略的合理性。李宗仁虽然至今与白崇禧相交不深，但不得不说，李宗仁确实有知人之明，他看透了白崇禧，他认定白崇禧是个能与其进行技术层面探讨的人物，而且，白崇禧不会将私人感情带到军事中来。白崇禧也确实是这样的人，当李宗仁将他的判断解释清楚之后，白崇禧立刻击掌赞同，并表示由他来通知黄绍竑，于是，一席话后，讨沈战略便立即得到了调整——而能在瞬间对原有的军事部署作出恰如其分的调整，白崇禧的才智和气魄也可见一斑。
照原定计划，应由夏威一部联合陈济棠粤军一部（李济深的部将）自信都攻击贺县、八步，直捣沈军根据地；另一路则由白崇禧率部集中江口，自蒙江、平南向蒙山北上，攻击平乐、荔浦，进窥桂林。白崇禧作出的调整是，攻击贺县的夏威和陈济棠部按原计划进行，而攻击平乐的部队则改由俞作柏指挥，白崇禧自己放弃去平南，改去武宣，以柳州作为进攻重心。与此同时，白部大股自江口向武宣靠拢，李宗仁则率独立营策应。如此调整之后，实际上白崇禧亲率的部队已大部分不在身边，随他同去武宣的只有钟祖培一个连，根据李宗仁的判断，此处实是沈鸿英战略重心所在，白崇禧此去颇有些孤身犯险的味道。
果不其然，白崇禧刚到达武宣，正在视察地形之时，沈军数千众便漫山遍野呼啸而至，白崇禧手里有多少人呢？除了亲自带去的二三百人之外，还有驻防此地的四百游击军——这些游击军实际是收编的土匪武装，训练弛废，装备低劣，战斗力自是毋庸多言。以数百对数千，形势自是万分危急，好在白崇禧临危不乱，镇定指挥，命令士兵就地卧倒用重机枪扫射，如是，双方陷入血战，此时又有沈军二三百人沿柳江左岸绕到了白崇禧左侧，白崇禧部几乎有被围歼之虞，好在白部奋勇，最终冲出了包围圈，撤入武宣城内，据城固守。围城的沈军有邓端征和邓佑文两个师一万余人，以白部的守城兵力，说是空城亦不为过。
按说这么座空城，沈军两个师稍微努努力，加把劲，白崇禧即便不能生擒，也能让他受死，但是，沈军虽然剽悍，毕竟是土匪出身，在此有利局面下，居然不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反而一副大局在握的架势，在城外生火造饭了，敢情觉着白崇禧已经逃不出他们的五指山了。要照一般人指挥，确实也基本是受死了，数百守城部队能待如何？然而，白崇禧终究不是凡人，他看到沈军开始造饭之后，果断决定趁势逆袭——没错，只有几百人的白崇禧要趁着一万余人吃饭之时进行反击。白崇禧果是个军事奇才，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消极防御，可能不待李宗仁援兵赶到，他就有不测之虞，因此，胆略非凡的白崇禧根本没想要消极守城，只要有一丝机会，他就打算拼出去！白崇禧悬重赏组织敢死军百余，趁着沈军正要开始吃饭之时，大开城门，鸣枪示威，冲突出去，沈军万余众猝不及防，竟然被百余人杀得丢盔卸甲，溃逃十里之后才站稳脚跟。然后，敢死队重又撤入城内，据城固守。且说沈军遭遇如此挫折之后，大概也是未明虚实，反而不敢轻举妄动，如此，摆了空城计的白崇禧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所幸太平无事。
白崇禧面临如此险境，李宗仁援军是不是就该火速驰援呢？大家切莫惊讶，在白部与沈军交战当日，李宗仁便到达了距离武宣三十里、柳江右侧的拦马村，然而，当他听说白部与沈军交战之后，居然作出的安排是命令部队向东乡、武宣间的新圩进发——而不是直接前往武宣。李宗仁觉得武宣守军虽少，但武宣必定仍在掌握之中，并且，他判断，如果武宣失守，必有败军顺流东下，既然没看见败军，那么白崇禧必定守住此城无疑，而且他也必定能够继续坚守！因此，李宗仁压根就想过要去直接为白崇禧解围，他预计白军自江口去武宣的先头部队将在明日中午前抵达东乡通武宣的大道上，而他去新圩的目的，也正是收拢这支援军，以攻代守，围魏救赵，就势发动反击。
李宗仁抵达新圩之后，白部援军果然如期抵达，此时沈军似也觉察到了危机，已在二塘构筑防御工事，准备与之鏖战。此时李部已有六千之众，在与白崇禧取得联系之后，便决定全力进攻二塘。此处双方作战异常惨烈，李、白二人均上最前线督阵，鼓舞士气，双方形成拉锯，此时李石愚部正由贵县赶至二塘，威胁沈军右翼，沈军恐归路被断，登时军心不稳，阵线动摇。李、白联军乘势猛攻，沈军遂全线崩溃，先逃往黄矛，后退入石龙，终退守柳州——当然，战事至此，沈军溃不成军，柳州已是旦夕可下。然后李、白联军就要攻取柳州？不然，柳州既已在嘴边，则随时可以吞下，李、白二人决定由李石愚部佯攻柳州，而主力则翻山越岭，奔赴桂林的南乡——直接威胁沈鸿英的老巢。
此时，陈济棠一部已下贺县，而俞作柏部已取蒙山，沈部江山已是风雨飘摇，恰在此时，沈鸿英听说新桂系部队居然已经迫近桂林，初时不信，再三探报之后，方知此信无误，新桂系离桂林仅有三十里之遥，沈鸿英如是方知大势已去，只能引军北遁。在沈部撤离之后，新桂系方于1926年2月23日占领桂林，并留下吕焕林（滇军范石生部将）、侯砺霜收拾残局。不料李、白二人离开未几，沈部二邓收拾残部四千余，竟然反攻桂林得手，李宗仁迅即令白崇禧由柳州抽调部队前去压阵，二邓见势才撤出桂林，退往山林。广西多山，清剿极为不易，二邓退入山林后，不免让白崇禧有些难以自处，所幸白崇禧多智，散布谣言，说滇军即将入桂，到时白军将南撤云云，实际则将部队布置在两翼丘陵地带，准备伏击尾追沈军。沈军果然上当，试图追袭，反被伏兵攻击，沈军终一败涂地，自此难以翻身。
自此，在新桂系与沈鸿英的争霸战争中，因沈鸿英疑忌盟友唐继尧，试图先下手为强，反被新桂系利用，终至崩溃，新桂系于是彻底肃清了旧桂系所有人马，成为了广西新主。但是，刚成为广西新主的新桂系迅即面临滇系宿将唐继尧的侵袭，大概是滇军两部步调不一，龙云部与唐继虞部缺乏呼应，被新桂系利用，终被各个击破，于此不再赘言。在接连击败陆荣廷、沈鸿英和唐继尧之后，新桂系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
新桂系统一八桂，这是广西甚至民国新时代的到来，原因是新桂系即将主导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事件——没错，北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