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本质是一种特殊情境所激发出来的热情。要知道，对于那些现在正处在人生的低谷，过着名人们曾经所过着的穷苦生活的人们，我们是从来都不会多看一眼的，在我们眼里，这样的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只有功成名就之人过去的苦难才能成功营造出这样的情境。
有两种品质往往最容易营造出让人被说服的情境：奉献和不屈。只要所做的事情能够跟这两个沾上边，那么多半会得到众人的认可。前面所说的父亲营造的是奉献的情境，那名人营造的则是不屈的情境。显然，他们都成功了，成功地将自己树立成了让人崇拜的对象。前面故事中的元直，所处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境。他身边有好几个闪着奉献和不屈光环的人，因此，他必然要倒霉。叶推官是不屈的典型。易某人是热心的典型。这两个人，不管说哪个不好，都是违反“道德”的，所以，元直能做的只能是忍。这样两个人格闪光的人，一个正直，将元直打进了大牢，受到了他所不应该受到的惩罚；一个热情，能够急人之困，结果让自己的朋友挨了顿板子。所以，元直有苦说不出。
而让元直结束这忍受的，则是一个人情法则氛围下的小人，贪婪而狡猾的凌某。
凌某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卑劣的。他贪钱，收人贿赂；他狡猾，用计谋设计长官。可就是这样一个恶人，让元直得到了些许的公平和优待，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讽刺的不是品格的败坏，而是人情的混乱和情境的虚无。
叶推官的情境是官场。他选择的是做一个好官，也就是不贪污，给人公平。
这两点是可以激发人的强烈情绪的，因此如果他做到了，那么他在百姓的眼中便具有了一定的神性，大家会崇拜他，甚至神话他。而他自己自然也会因为觉得自己坚守住了真理而变得极度自信。这时候他会认为自己是代表正义的，自己就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他所以自信，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守住了官场情境化两个最大的标签：清贫，富有正义感。而反对自己的人，就是在反对这两样，所以对方必然是邪恶的。
而易某人暗中帮助元直的做法，恰恰触碰了这条红线，所以，他只有倒霉的份了。
易某人是处于朋友情境中的，在这个情境里，义气，也就是为朋友付出，是最震撼、最能引起人情绪反应的做法。他被这个情境感染了，因此觉得自己应该伸出手去，帮助一下元直。所以，在他看来，自己的做法也是没有错的，他会觉得，自己代表了义，因此他也是自信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越是那些坚持道德的人，越是容易给人以伤害。原因就在于他们错误地理解了道德，不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而不是用来律他的。这种错位产生的就是一种道德绑架，这是一种温情暴力。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注定紧张。
这时候，反而是破坏道德正义性的凌某给了元直帮助。在官场情境中，凌某是一个卑鄙者，他破坏了廉明和清正。在友情情境中，凌某一样是一个卑鄙者，他竟然收钱办事，面对可能被冤枉的元直，竟然没有拔刀相助，一样是不光彩的。但恰恰是这个不光彩，让事情向正常靠近了。这便是情境化以及我们道德思维的矛盾处了。
很多时候，其实都是这样。某三个人是好朋友，其中两个因为误会发生了口角，之后谁也不理谁，最后事情虽然过了，可因为面子，谁都不好意思提出和好。这时候第三个人，往往不是直言利弊，指出他们不应该那样对待对方，而是采取所谓的“善意的谎言”，即对甲说乙有悔意，只是不好意思开口，对乙说甲曾经诉说过乙的好，等等。最终这两个人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两人从而重归于好。
这也是情境化矛盾的一种，即有话不能好好说。在我们的眼中，直接是一种罪过，因为直接往往会破坏人们早已营造好的情境。就像一个父亲用自己的付出强迫孩子接受他为孩子选择的路的时候，如果跳出来直接指责这个父亲太过霸道，自然会招来非议，即使他说得有道理也一样，因为他破坏了情境，冲击了人们的感动。
我们也常能见到这样的人，总是将自己打扮得大义凛然或热心。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假装道德，因为道德不仅是一种资本，更是一种话语权。
当人们用道德作为评价对方的唯一标签时，道德就具有了魔力，它是不可碰触的，一旦违反，就会被人们用流言蜚语甚至用暴力消灭掉。即使受了苦，也只能忍受。这时候，道德往往不能给人们带来便利，反而会成为害人的帮凶。
道德要是建立在个人独立精神的对立面，那危害就更大了。这时候，反而是道德的钻营者，可以给人带来一丝希望。这正是错乱社会的错乱现象，也是错乱社会的必然现象。
在这样的环境中，想要得到公平的待遇，想要维护自己的权益，靠的就只能是运气了。像上面的例子还好，元直是被冤枉的，因此凌某显得并不可恶，也可以说他做了件好事。但如果元直是一个恶徒，那么，得到的结果往往就是相反了。这不是某个人能够决定的，这是文化的力量，即使一个有能力的人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哪怕是包公那样的青天大老爷，依然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廉洁比公正更讨巧
包公在人们的眼中不仅是清廉的，更是聪慧的。在艺术的演绎中，从来没有哪个坏人能够逃过包拯的眼睛，没有人敢在他的眼皮底下做坏事。但这只是艺术，现实中，却往往并不如此。
有一个富豪的儿子，犯了强奸罪，被逮捕入狱。审问他的人正是包拯。这个人知道，包老爷不是吃素的，来不得半点虚假，肯定不会轻饶他，就找到了一个老衙役，跟那人说：“包老爷的名声我早就知道，明白在他手下想要获得通融是不可能了。可是我挨不得疼，而且打得太狠了也会让我爹没面子，如果你有办法让包大人少打我几下，我定当厚报，绝不忘你的恩情。”
老衙役听了公子的话后，说办法倒有一个，明天包大人要打你的时候，你大声喊冤，之后的事情我来办，这样没准我可以替你挨上几板子。除此外，再无办法。
公子马上点头，然后一番感谢。第二天，包大人提审这富家公子。他拿出证据，之后要打这公子四十大板。公子大喊冤枉。包大人还没开口，旁边的老衙役突然站了出来，对着富家公子大声呵斥：“你这家伙，这里是官府大堂，哪里有你说话的份，赶紧挨板子！”
包大人见老衙役如此，很是生气，想这衙役在大堂之上竟如此嚣张，如果不治治他，保不准会到外面耍威风，仗着衙门的势欺负人也未可知，今天一定要杀杀他的威风，免得出去害人。
于是，包大人减去了富家公子二十大板，而将之加在了老衙役的身上。他以为这是在惩戒小人，却没想是中了老衙役的计。而那老衙役，因为替人受打而得到一大笔钱财。
我们先来看看包拯这个人物。包拯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不过这份传奇不是来自真实，而是来自演绎。历史上，确有包拯其人，也颇得百姓爱戴，但很多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尤其是流传甚广的，其实跟包拯并无关系。很多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过为了神话这个形象，大家故意放在了他的身上而已。甚至连他那黑脸的形象，都与其自身不符，不过是从另外一个跟包拯有着差不多名声的官员那里借鉴来的。从某种角度讲，包拯，其实是一个符号，他代表的是所有百姓眼中清官的形象。而事实上，包公的故事，也确实有些古代清官故事集的意味在里面。
那么，人们为什么如此喜欢清官呢？因为正义？因为公平？因为廉明？几种因素都有。但用这几种因素解释包拯被人称颂可以，用来解释不管发生在谁身上的事情，都愿意将之归在包拯的身上，让包拯受这一功劳，就有些单薄了。
对包拯这种人物的需要源自国人的弱者情结。对于弱者，我们往往同情心泛滥。同时，又因为弱者是一个相对概念，所以，我们与之对应的同情心也一直摇摆不定。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文艺作品中都有类似的情节，一个人，非常坏，祸害过很多人，最后，他受到了应得的报应，沦为阶下囚，或者乞讨者。这个时候，我们是会给这个人同情的。这里不对这些同情做好坏或对错的判定，只为了说明一件事。我们的同情，往往是根据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
而在强弱对比的环境当中，官员，尤其是古代官员绝对是强者，他们的手中握有更多的资源，且由于没有太多的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他们又可以很好地用这些权力来为自己牟利。这样的人很少会招来同情。只有当他们彻底失势之后，才会有人去同情他们。在一般意义上讲，人们会下意识地觉得，官员都是恶的。在社会上，会有很多人无端地去恨他们，觉得他们是坏家伙。
不过，这种恨也不是永恒的。比如，如果是一个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官场资源的人，他的恨常常就会彻底一点，他会对每一个官员都有一定的恨意。他会恨衙役、恨捕快，也会恨知县。但是，如果是一个有一定官场资源的人，这恨就不那么彻底了，而是有选择的。他会恨那些自己不认识的，或者与自己不相关的，而如果他的家人中有人做官，即使犯了贪污的错，他也不会去恨，反而会觉得他运气不好，对他感觉到不公。这个人会想，那么多人都贪了，可偏偏抓走了我的亲戚，真是倒霉。
对于那与自己无关的官员，他们做了恶事，其实是变相侵害了自己的利益，因此是要恨的。可是对于自己那贪污的亲戚就不同了，他虽然做了坏事，可是是自己的亲戚，跟自己可以构成很多情境关系，这样自己也有可能是受益者。因此，便不会去恨了，反而希望他能够通过不正常渠道获取更多的利益，这样自己也便能搭方便车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是没有一个不变的标准的。同一个人，往往会因为所处情境不同或自己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做出不同的选择。我们真正恨的，其实不是官员们的不道德行为，而是他们在利用不道德牟利的时候，没有带上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