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黑龙江五常县城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里，下面还有一个可爱的妹妹。五常是个很传统、闭塞的小镇，直到我读初中时，镇上还没有公共汽车。我的父母都是只读过高小的工人。小时候，家中的生活条件很窘迫，没有自来水，用水要到几百米外的露天井去挑；黑龙江的冬季漫长而寒冷，我们家却没有像样的取暖设备。
在我11岁那年，父亲带我上了趟省城哈尔滨，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高楼大厦和霓虹灯。父亲还特意带我坐了一回公共汽车，结果我被车窗外飞快倒退的风景弄得头晕目眩，把头埋在父亲怀中吐起来……在那段艰难岁月里，我们一家人满足而愉快地生活着。从外表来看，应该说我继承了父亲的特点，母亲经常说：“你的脸就是从你爸脸上扒下来的。”我与父亲一样都有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妹妹就打趣地说上帝很公平，让我继承了父亲的长相，让她继承了父亲的智慧年，我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五常小学当了一名音乐老师。几个月后，鸡西师范学校专门组织了一次春节联欢晚会，老师又把我和几个同学召回去表演舞蹈。学校还请到东北著名演员高强来当嘉宾。
那天，看完我们演出，高强老师找人把我叫过去，寒暄一阵后问我想不想考“上戏”或者“中戏”。在我看来，那是和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我连想也没想过。
半年后，母亲做心脏手术，前后花掉3万多元，家中真是一贫如洗了。原本出现这种情况我该更安分才对，可偏偏我对一年多的小学教员工作莫名地厌烦起来。
在当时看来，上大学是出人头地的唯一办法，而高老师向我提及的“上戏”就是一所大学，我把这种朴素的动机告诉了父亲，我还记得父亲当时的表情有趣极了，就像我小时候突然做对了一道很难的数学题，他瞪着铜铃般的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末了才欣喜地说：“好，试试呀！”
在父亲的鼓动下，我拿起笔给高老师写信，向他说了我想考戏剧学院的愿望。高强老师的回信很认真，他详细告知我应做好三项准备：朗诵一首诗，唱一支歌，演一个小品。
一试、二试、三试都顺利过关，面试、口试也通过了，我的大学梦近在咫尺了，但麻烦接踵而来：一年3500元学费，300元书费，再加上住宿费，算完三年的总花销，我和家里人都愣住了。去还是不去？真是陷入了进退两难之中。
困难明摆着：母亲刚做完手术，几乎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而我每月能拿一百七八十元工资，在那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小镇，能挣这个数的人已能归入“白领”行列了。我是家中长女，深知当时的境况下我在这个家中的分量！不过，我最终没能拗过坚定的父亲，他对我说：“你的目光要越过低矮的现实，瞅得更远些！”正是爸爸的这番话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到上海戏剧学院读书后，因为要接济家里，我开始试着接拍广告。1997年，我接拍玉兰油广告，获得了生平第一笔高酬劳——26万元。拿到钱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打电话，让他猜女儿赚了多少钱。一开始他猜1000元、5000元，最后猜到1万元。等我把实情告诉父亲后，老人家硬是半天说不出话来。当时，家里正是非常缺钱的时候，妈妈的药费、我的学费、妹妹的学费，一时间都有了着落。也难怪我姑姑会说我是家中的大救星。
过年时，我回老家，从银行里取了5万元，用一个包背回家，爸爸到火车站接我。坐汽车回家时，我把爸爸的手放进包里，对他说：“爸爸，你摸摸。”我第一次看见爸爸的眼睛有点湿润，他嘴里还连连感慨：“闺女比我强！”
随着我演艺事业的发展，家中的经济状况也好起来了，我的身体状况却因为超负荷工作而屡亮红灯，但我不愿懈怠，因为我是家人引以为骄傲的顶梁柱。
说来大家可能不信，我很少给自己买高档衣服、饰品，并且从不允许自己在任何场合剩菜剩饭。我所赚的每笔收入，都只留一点日常零用，其余的就放在父母那儿，为此，过惯了苦日子的二老很感到踏实和欣慰，这正是我这个做女儿的想看到的。
如今，我在北京扎了根，父母因为喜欢杭州美丽的西子湖，我帮他们在西湖边买了套房子。现在我在片场无论多累都不觉得苦，因为一想到父母现在每天早晨沿着西湖堤岸跑步、晨练的幸福画面，我就又有了无穷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