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上中天，黄河东岸。
一处隐蔽的洼地内烟雾缭绕。
朵儿红咂嚒着烟袋锅，五十名护军燃着纸烟，夜色下忽明忽暗的一众烟头像是一团鬼火。
消瘦的朵儿红站起身，比别人足足高出一个头。
他抬头看看月亮，吩咐道：“吃完淡巴菰，就准备渡河！”
满语的淡巴菰，蒙古语叫Tamhi，朝鲜语作Tambei，英文叫Tabacco；以满语音译中文写作丹白桂，后世的中文直接叫烟草。
淡巴菰可是个好东西，治风湿，解瘴气，去百病。要不是要半夜三更泅渡黄河，多尔红才舍不得拿出金贵的淡巴菰发给手下的护军享用。
多尔红选择的这处渡口，没有支支叉叉的河道，黄河水流稳定。为了防止泅渡的时候河水打湿弓箭，多尔红已经命人将护军的弓箭统一收集起来用油布包裹。
朵儿红有些得意，对岸巡河的骑兵到了此处，仅仅是打个来回就放心地走了，显然一点都没有察觉这次秘密行动。
吃完纸烟的护军脱下衣服，牵着战马小心地来到河边。
先头的护军牵马踏入水中。
几匹战马虽然有些犹豫，在主人耐心地安抚下，慢慢地没入水中，仅露出一个马头，和水面上漂浮的一个大油布包裹。
前几匹马下了水，后面的战马纷纷跟着学。
不大功夫几十匹马全部下河，一众护军抱着马脖子，静悄悄地漂向对岸。
朵儿红使劲嘬了口烟袋锅，开始脱衣服。
一阵夜风吹来，赤条条的朵儿红打了个寒战。
烟袋锅里还有最后几口烟丝，朵儿红蜷蹲在自己的战马边，用手罩住烟袋锅里的火星子，准备过最后几口烟瘾驱寒，然后随同最后的两名亲卫渡河。
当朵儿红喷出最后一口白烟，一边嗑旱烟袋一边站起身时，他突然发现月光下的黄河上游一座黑黝黝的房屋向他悄无声息地漂来。
朵儿红心里一紧！
黑黝黝的房屋直接插到黄河中泅渡的护军与黄河东岸之间，朵儿红听见“咕咚”一声。
安静的夜里，这一声“咕咚”仿佛是在朵儿红心里打了一个雷。
黑黝黝的房屋在黄河上停下来。
一道惨白惨白的光柱从黑房子里射出。
借着光柱的余光，多尔红看清了，这就是白天的怪船！
光柱在无遮无拦的黄河河面上肆无忌惮地摇摆，延伸出去足足一里地。
光柱里的爱新国护军象待宰的肥猪，吓得嗷嗷怪叫，拼命向对岸游。
老天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朵儿红不顾尖锐的草刺扎入身体，刺溜一下趴在河岸，仅露出半个脑袋。
这是人？
还是鬼？
眼见得黄河里的护军就要登上西岸，怪船里一声铳响。
黄河西岸点燃五六支火把，火光下出现十几骑，骑手弯弓搭箭，一句话不说射向水中。
上游漂下点点渔火，五六支小筏子在惨白的光柱引导下，用弓箭、用长篙，无情地收获水中爱新国武士的性命。
朵儿红只觉得一阵头疼。
朵儿红右半片脑袋像是要炸开，胸口喘不上气，痛苦的朵儿红蜷成一个小团，在东岸的草地上翻滚，似乎草刺扎入身体的疼，可以减低脑袋里的疼。
又来了！
它又来了！ ?
不早不晚，在这个时候它又来了！
“淡巴菰……淡巴菰……”朵儿红压低声音呼唤身边的两名亲卫。
两名赤条条的亲卫对看一眼，这个时候怎么还敢吃淡巴菰！？
朵儿红贝勒自从额娘死后就落下个怔忡之症，时不时地闹偏头疼。不犯病的时候朵儿红贝勒同平常人一样，一旦犯病头晕目眩走不成路，平日全靠吃淡巴菰缓解此症。
两名护军二话不说拖起朵儿红就走。
……
黄河上装甲筏子里的卜十九副司令丝毫没有察觉东岸还有漏网之鱼，他过瘾地摆弄着孙一的强光手电，射向河里远远近近的爱新国护军，嘴里还嘟嘟哝哝的念叨：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自以为做的隐秘，想不到山顶上还有我们的观察哨吧？我等你们都等了半夜了！”
黄河西岸的莫日根老人吸了吸鼻子，“这么大的烟味，还想瞒过我？做梦！”
巴特尔上蹦下跳地吩咐一众骑兵，“都小心一点，都小心一点。河里这些战马都是咱们的了，千万不要射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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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与情节无关，不感兴趣的读者可跳过）
烟草进入中国
我国古代没有烟草种植也没有关于吸烟的记载。中国人吸烟是由外邦传入的，烟草传入中国的时候，名称很多，如淡巴姑、相思草、烟酒、金丝烟、仁草、八角草等。从史籍记载，广泛叫烟草、烟丝的，大约是到清代以后。
据考证，烟草传入中国在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初的明朝万历年间，路线有4条：
第一线是经菲律宾，中转台湾，传入福建、广东地区，再由福建等地传至江苏、湖北等中原地带；
第二条线路始于明朝天启年间，是从南洋一带进入广东境内，再往北传；
第三条线路则从北方“侵入”——由日本到达朝鲜，再转辽东半岛；
最后一条线路是从俄国传入新疆，这条线路开始的时间稍晚于前三条线路，大约在18世纪下半夜，兴旺于20世纪初。
农史学者大多认为，福建漳州、泉州可能是中国最早引种烟草的地方。明朝万历三年（1575年），福建商人陈振龙于吕宋经商时，最早将烟草带回福建港口月港，于月港附近的石码种植。（注：此陈振龙，即为从吕宋带回红薯之人。）
厉鹗《樊榭山房集》载：“今之烟草，明季出自吕宋国”。
明朝姚旅《露书》记载：“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辟瘴气。……初漳人自海外携来，莆田也种之，反多于吕宋。”
1614年，烟草从日本传入朝鲜，再传入我国东北地区。
朝鲜孝宗时代的学者李星龄所著《春坡日月录》记载：光海壬戍（1622年），世始用南草（即烟草），南草种从倭（日本）中来，取南方种，我方商于胡中（满洲）取厚利。后商人以生种遗胡，天下通用为资。”
日人恒屋盛服所著《朝鲜开化史》则考证：“满人东征时始知其味，尔来一般流行，嗜好最甚。朝鲜使人赴沈阳时，私之携行，得利益莫大。然为烟草，火灾各处起，以清人焚死多，清帝大怒禁断之。而冒死买卖之迹不绝，一时烟草一握至价百金，银货半岛滥入，云销路大，其价格落。其后商人送种子，满洲地亦产烟草，银货亦随至流入。”
烟草登陆中国后，通过福建、广州、辽宁三个中心向外传播。当时许多医书、方志都记载烟草能“辟瘴”“祛寒”，如明末医生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烟草，火味，辛温，有毒，治风寒湿痹，滞气停疾，利头目，去百病。解山岚瘴气，塞外边瘴之地，食此最宜。”
明朝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讲到烟草普及的迅猛程度：“余少时不识烟草为何物，十年之内，老壮童稚、妇人女子无不吃烟。大街小巷尽摆烟桌，此草妖也。”
明末杨士聪《寒夜丛谈》说：“余儿时见食此者尚少，迨二十年后，男女老少，无不手一管，腰一囊。”
清初王肱枕《蚓庵琐语》也说：“予儿时尚不识烟为何物，崇祯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
1637年，崇祯为了禁烟，勒令以斩首示众惩罚私种私售者。兵部尚书洪承畴上奏说“辽东士卒，嗜此若命”，导致禁烟流产，可见当时辽东一带吸烟之盛。直至三百年后的1960年代，东北八大怪中仍有“老婆叼个旱烟袋”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