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之所以要将这道圣旨不厌其烦地照抄，就是要让读者细细地看一看，这样的一道圣旨，即使今天读来是怎样地让人心寒！因为害怕敌人以叶名琛做人质要挟清朝政府，清政府不但抢先罢免了他的一切职务，而且还给他安上了一系列的罪名，并与此同时要两江总督府通知英方说，叶名琛现在已成为一介草民和罪人了，其生死皆与清政府无任何关系了。此目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对方觉得留着没什么用了。这不能不让人们想到楚汉相争时的一个小故事：项羽将刘邦的父亲捉来要挟刘邦时，刘邦说过的一段尽显其流氓无赖嘴脸的话：“吾翁即若翁，若必烹尔翁，辙幸分我一杯羹。”不仅如此，圣旨上还明明白白地写着，要清军与团勇在与英军作战时，不要顾及叶名琛，不要因为叶名琛在他们手上而有投鼠忌器之忧，因为他已变成了一堆垃圾了，尽可“无足顾惜”。这一切，让我们将清廷比之当年的刘邦，其流氓无赖之程度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叶名琛从清朝国的一员干臣，一下子成了一堆垃圾、一堆为人所不齿的臭狗屎，这也正中侵略者的下怀，因为他们也正巴不得搞臭叶名琛，以断了广州人期待和拥戴他的念头，从而好建立和巩固他们的殖民统治。因此，可以说，叶名琛的被扭曲、被矮化、被丑化、被妖魔化，实在是中方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一次不约而同的联手的结果。只是可怜了叶名琛，他对此并不知道，还要为他的主子心甘情愿地殉葬。
叶名琛走上了开往加尔各答的英国军舰，上船前命仆人从家中自带干粮。途中他虽因海晕而呕吐不止，但仍然正襟危坐，不哼一声，为的是不失清朝官员的架子。在被掳海外被迫辗转的一年多时间里，叶名琛一直自命为“海上苏武”，以自明不忘祖国之志；偶尔通过翻译从印度报纸中获得有关中英战争的信息，总十分关注，每得到不利于清朝的战况消息，常击节叹息；若中国获得小胜，则喜形于色。在吃完了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便决定效法古之伯夷与叔齐，不吃异乡粟米，最终于1859年绝食而亡。英方在叶名琛的棺木外裹以铁皮之后，将之运回广东。对于这一切，在一些不明真相的（甚至包括明真相的）看客与帮闲的眼中实在可笑，于是他们看笑话的看笑话，说怪话的说怪话，如此一来，也自然而然地为这场矮化和丑化叶名琛的运动推波助澜，以至于最终形成合力，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叶名琛彻底地漫画化了。
五
1859年春天，广州的天气有点异常，三月天里，太阳似乎就与盛夏无异了，整个城市被烤得仿佛成了一座烧透了的砖窑，让人感到热而憋闷。战事虽已过去一年了，但当初那些死于战争中的人，尸首没能及时找到并掩埋的，一年后它们还在那些看不见的阴沟暗道里不时散发出恶息。因此，如果用一个字形容当时的广州城，那就是“臭”。城外的黄埔港也可用一个字形容，那就是“乱”。各种大小不同的船只，横七竖八地挤在一起，挤得码头下面连水也看不见；码头上的各种货箱，东一堆西一堆，毫无章法地堆放着；那些搬运货物的人们与那些货物堆相比，就像一只只小小的蚂蚁，这些蚂蚁又互相拥挤着，推搡着，吆喝着……
一条挂着“米”字旗的军舰悄悄地驶进了港口，随着它汽笛的一声鸣叫，所有的蚂蚁一阵骚动，随即码头下的船们很快就让出了一条水道，沿着这条窄窄的水道，军舰慢慢靠向了码头，码头上的人们也让出了一处空地儿。
一队英军从军舰上下到了码头上的这块空处，与早已等待在那儿的几个身穿着与气温极不协调的长袍马褂的人交涉一番后，向军舰上挥了挥手，几个被广州人称为“红头阿四”的印度军警从舰上抬下了一口棺材。
说是棺材，与中国常见的棺材却大不相同，说它是一个盒子——一个装人的盒子倒更确切些，因为一看它的外形，竟然与洋人放置提琴的盒子无异，只是大了一些，且外面包了一层铁皮，总之它绝没有棺材应有的庄重与大气。那些立在码头上的长袍马褂，一见此物不禁大吃一惊，他们似乎看到的是一个怪物一般。
还没等长袍马褂们清醒过来，红头阿四已将棺材放在码头的地上了，英军更是早登上了他们的军舰……
棺中之人是谁？
不是别人，一年多前他正是广州这座城市的最高军政长官——清朝的两广总督、通商大臣、体仁阁大学士，他的名字叫叶名琛。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因广州的失陷，叶名琛不幸被英军所俘，先掳至香港，再转到孟加拉，最后又转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就在那里，他绝食而亡，英方只得将他的尸首交还中方。对此，正史中是这样记载的：
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九年，卒，乃归其尸。
——《清史稿·卷三百九十四》
现在，叶名琛终于回到了祖国，但是却躺在这样一具奇怪的棺木中，并且是以这样的方式——或许正是因此，注定了他身后必然会有太多的议论和纷争。
果然，不久后，近代著名外交家、思想家薛福成，在一篇题为《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文章中这样评价他：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从此以后，叶名琛在历史上获得了一个“六不总督”的“美名”，不断遭人诟病。连《清史稿》这样的所谓的“正史”，虽然多用“春秋笔法”，但也写下了贬义明显的话：
名琛性木，勤吏事，属僚惮其威重……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
但毕竟也有明眼人和执言者，可他们出于对中国社会历来就是积毁销骨、众口铄金的社会现实的惧怕，其执言的声音多采用“曲笔”和“隐语”，所以这样的声音显得太弱太小。如其旧部华廷杰和陈兰甫，就曾为叶名琛写过这样的挽联：
身依十载春风，不堪回首；
目断万重沧海，何处招魂。
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思，难禁流涕；
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
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人对他作出了与其完全相反的评价：
叶名琛不仅是一位兼资文武的封疆大吏，更是一位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者，在历史评估中应获得与林则徐相等的地位。
——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
这样的声音虽然很弱小，但毕竟也是一种声音，且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有显得越来越大的趋势。就这样，叶名琛作为一个生命已死去，但谁也没想到，一个多义的历史人物即就此诞生了。
六
十多年前，我在故乡参加编修地方史时，为了尽量多搜集一些叶名琛的资料，曾设法联系了一批叶氏后人，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是他们今天多散落在海外，二是多数在经商为生为业，也有为学的，当然也有为政为官的，但不再有原来那么热心了，似乎他们做官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给自家的生意保驾护航。这一现象也许只是偶然，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叶氏后人们是不是从自己这位曾官至两广总督的先辈身上看出了为政为官的太多风险和太多无奈，也不再对他曾供职和效忠的这个朝廷有应有的信心，便不愿再为它卖命了？
有时候，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叶名琛也算是自己的老乡而拔高了他，甚至虚构出了另一个叶名琛。为此，我一直在这一历史的角落寻寻觅觅。但随着我的寻觅，我又越来越相信自己已走近了真实的叶名琛，发现他人生的多义实际上是并不需要我“发现”和“论证”的，而是早就注定了的。
晚清的两广总督，常兼通商大臣，实际上相当于兼了今天的外交部部长和外经贸部部长，就这一点来说叶名琛等实际上有点相当于今天有的国家所设的外相，即叶名琛也可算是中国最早的一代外交官。
然而闭关了几千年的中国，实际上是并没有真正的外交的，它一直以“老大帝国”自居，从来就没有用平等的眼光和心态看待过和对待过任何别的国家，即使到了鸦片战争后，大门已被人家用大炮轰开了，但是制定的外交政策还是不乏居高临下意味的“俯顺夷情，以示限制”，并将它始终作为外交总方针。
这一方针看起来是两全其美——一方面“俯顺夷情”可以保证稳定“中西相安”的局面，另一方面“以示限制”也可维持国体，使清朝封建体制免受西方“蛮族”的破坏。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其无异于“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悖论——如果执行“俯顺夷情”这一目标，必然意味着清政府要对西方国家作让步和妥协，而这又必然导致清政府对固有的外交传统有所改变，从而难以做到“维持国体”；但如果要“维持国体”，又必然意味着清政府将实行与西方对抗和不妥协的政策，这又难免导致中西冲突，从而又与“俯顺夷情”相矛盾，并打破“中西相安”的局面。正是因为清政府外交政策中的这一难以克服的悖论，使得这个“两广总督”几乎是一个“死官”，那两广总督府也似乎成了一座政治坟场。
林则徐无疑是以“以示限制”为优先的，但事实证明行不通，因为你根本就限制不了人家的坚船利炮。琦善、耆英等无疑是以“俯顺夷情”为优先的，但事实证明也行不通，因为人家的胃口永无满足。而叶名琛想走第三条道路，即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但事实证明也是行不通的。
我这里这样说，似乎将林则徐放在了与琦善、耆英、叶名琛们相提并论的地位，这可能会让许多人不舒服和不能接受，因为林则徐在当时和后世的一般人心目中，是一位空怀爱国抱负和拥有制敌良策但无施展机会的跨越时空的民族英雄，以致许多人认为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仅仅就是因为没有大力任用林则徐们。其实这种认识只是基于林则徐的个人道德的层面来看的。林则徐从个人道德层面上来看，他公正、无私、严明，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仅有这些就可以退敌了吗？除了那些迂腐的儒生，恐怕谁都会知道答案是否定的。正是基于这一点，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黼分析说：“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叶名琛相等。”因此，林则徐也好，琦善、耆英也好，叶名琛也好，他们的失败是注定了的。
但是林则徐由于过早地被罢免了职务退出了历史舞台，按他想法走下去究竟会怎样，似乎还没完全见底，还留有一定的悬念，这让人们在他身上不由得寄托了无尽的遐想，尽管蒋廷黼们作出了那样的推测，甚至有人更明确说：“如果被重新启用的林则徐能继续得到道光信任，不被‘革去四品衔，（与邓廷桢）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他于1841年6月到达定海之后并由他来主持收复浙江失地的抗英军事行动，奕经失败的命运会很快落到他的身上；如果林则徐在1850年10月被任命为镇压广西农民起义的钦差大臣后，不在赴任途中病逝于广东潮州普宁，他很快便会蹈其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李星沅、赛尚阿的失败覆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推断，并不妨碍人们在他身上寄托无限美好的遐想，所以林则徐终究成了毫无异议的民族英雄。琦善们的梦想也很快被人家的大炮轰得粉碎，结果自然也见了底，所以他们在世时便几乎已身败名裂了，似乎成了民族罪人，他们的人生也就并不显得复杂。复杂的只有这个叶名琛，且他的复杂性是注定了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复杂的道路，且这条道路又是在清政府设定的这样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外交政策的崇山峻岭之中盘旋。
因此，若以成败论英雄，无论是林则徐，还是琦善、耆英，还是叶名琛，都不算英雄；若从个人道德的角度来考量，琦善、耆英们暂不值论，但是既然林则徐值得肯定，那么叶名琛也不能完全否定，至少他的饿死，也应该算是民族气节的一种显现，其精神和意义无论如何不可能不如一匹马的饿死吧！
我当然知道，叶名琛所有的是非、荣辱，绝不会因为我的这么一句轻轻的诘问而被厘清，也不会因为我这么一本薄薄的小书而被厘清，或许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他的人生仍将成为一个多义的历史命题而存在着，或许永远也不能被厘清，但好在注定他人生多义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而我在今天要重提这个叶名琛，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让我们将历史的荣辱交给历史，将生命的关注交给生命！
每当想起他，我常常忍不住会在心中一声叹息。这并非因为他的这个有些奇怪的名字，也并非关于他的这个名字的来历有一个神奇的传说——他母亲在一座残破的文庙里生下他时，庙里的泥塑圣人像竟然发了“扑哧”一声叹息——而是因为，他的悲剧人生似乎正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让人除了一声叹息外，实在不知说什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