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的话当然有谦虚的因素在其中，但也很大程度上说出了实情。
蔡锷是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最得意的门生，后留学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遵梁启超嘱到广西创练新军，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于云南举兵响应并被推为都督。梁启超联袁拥袁之时，也正是蔡锷在军界渐露峥嵘之时，当袁世凯将蔡锷招来北京，说是“重用”实为“软禁”之时，梁启超以四字秘诀相授：“不动声色。”当有一天，蔡锷突然来到梁启超家里告知“袁世凯称帝，已无可挽回”时，梁启超仍要蔡锷“不到最后时刻，你还是不动声色，且要多加提防”。
梁启超开始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并一再揭露其接受日本灭亡中国之“二十一条”的阴谋，袁世凯竟然准备“登基”了，蔡锷显得有点忍无可忍了，但梁启超仍一再告诫：“我的责任在言论，故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而你在军界，要深自韬晦。”袁世凯知道蔡锷为梁启超得意门生，令其前往劝说，蔡锷说：“我先生是个好人，但是个书呆子，很不识时务，我哪里劝得动！书呆子反正也做不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并且还加入“劝进”袁世凯称帝的行列中，袁世凯果然说：“我用蔡锷看来是用对了！”
袁世凯如期“登基”称帝了，他在朝贺的队伍中发现少了蔡锷，他哪里知道，此时的蔡锷早已在梁启超的策划下，并在京城名妓小凤仙的帮助下逃出了北京，时在1915年12月2日，半个多月后的12月19日，蔡锷经日本、上海、香港、越南终于回到了昆明；先其一天，梁启超也从天津来到了上海，除先期起草了《云南至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外，又起草了《上总统书》令其废除帝制，并坐镇上海对蔡锷进行遥控指挥。
1915年12月23日，蔡锷发出敦促袁世凯的《撤销帝制电》，并限令其12月25日10时前作出答复。
1916年元旦，云南宣布独立，护国军在蔡锷、李烈钧、唐继尧等率领下在昆明大校场誓师护国讨袁，并发表梁启超起草的《讨袁檄文》。
此时，袁世凯在北京居仁堂拍案惊呼：“是谁把蔡锷放走了的？”尽管他赶紧调集了北洋重兵对护国军围追堵截，尽管他向下属一再宣称“写文章我写不过梁启超，但打仗我还打不过蔡松坡？”但护国军仍一路锐不可当、所向披靡，因为它实在是一支正义之师，护国之役实在是深得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发布申令，取消帝制，并废除洪宪年号。
消息传来，蔡锷、李烈钧等护国将领无不欢呼；还有对阵的北洋军与护国军，竟然从战壕里爬出来，把自己的枪抛向天空，欢呼着：“皇帝下台了，我们不打仗了！”
1916年6月6日，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举国唾骂声中忧惧而亡，正应了孙中山的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护国战争给梁启超带来的损失也可谓是巨大的，这种损失首先是让他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尽管以“秀才造反”的勇气策划和发动了护国战争，并且竟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他还是感到了对于政治渐生一种厌倦；尽管举国上下一致公认“护国得胜，任公功莫大矣”，尽管新任总统黎元洪力邀他出任总统府秘书长，他还是拒绝了，且在报上公开宣布，从此退出政治，转入学术；尤其是得知自己最得意的门生蔡锷，由于积劳成疾于1916年11月8日病逝，梁启超觉得自己已“血随泪尽，魂共岁徂”。
因护国战争几乎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儒将的梁启超，又一次转身了，而他这一次的转身只是希望自己能回到书房，远离政治；作为一名书生，他的确已从书房走出去太远太远了！
然而，政治呵政治，梁启超能远离得了吗！
五
今天一般教科书上介绍“五四”运动时大体上是这样的：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18日，由大战战胜的协约各国参加的“巴黎和会”开幕。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也参加了和会。但其间西方列强无视中国是战胜国这一事实，置中国应取得的权利而不顾，在和会最后形成的所谓“凡尔赛和约”上，居然规定欲将战败国德国在华的原有特权转移给日本，而北洋政府也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哗然，5月4日，北大学生首先上街示威游行，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五四”运动随即爆发。
这样的介绍当然并不错，但显然是太粗疏了，其中忽略了有两个关键性的细节问题：一是主要战场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如何成为战胜国的，二是从巴黎到北京遥遥数万里，和会上的情况，国内的民众是如何能及时知道的，是谁将这一“消息传到国内”的？
欲理清这两个问题，又不得不说到梁启超。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的梁启超虽身处书房，但还是对此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同时凭着对国际局势的敏感前瞻性指出，大战后世界格局一定会发生大的改变，中国一定要积极参与其中，抓住机遇，争取在战后取得有利的地位，从而改变自己的国际处境。
然而，当时的中国真可谓国穷兵弱，如何参与大战，自然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外交策略。最初梁启超做出了德国有可能会取胜的预言，但很快他又做出了相反的预言，认为德国必败，力主政府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
然而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却以中国国穷兵弱为借口，一再拒绝中国加入，很有点如鲁迅小说中所写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的意思。1917年，大战双方都已损失巨大，陷入了精疲力竭的境地，英、法两国不但部队减员巨大，而且连兵源也几近枯竭了。而就在这节骨眼上，中国提出了“以工代兵”的参战方案。对于这一方案，先是法国欢呼，后来英国也表示接受。于是中国派出的华工开始源源不断地以“雇佣”的名义被运往欧洲战场。不久，德国击沉了法国载运华工赴欧洲的“阿托斯”号船，溺死华工500多人。2月9日，本作为“中立国”的中国政府，在国内各方力量的推动下，立即向德国提出抗议，并于8月14日，正式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正式加入了协约国。
中国华工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久德国、奥匈帝国等终于战败，大战随之结束。一时间里，北京的大街小巷也充满了欢声笑语，人们在欢呼，欢呼中国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欢呼所谓之“公理战胜”。此时人们似乎忽然之间又想起了身处天津饮冰室内的梁启超，想起了他的预言和主张。
《时事新报》的总编辑张君劢来到饮冰室，对梁启超禁不住当面赞叹道：“任公真是少有走眼的时候！”
梁启超说：“惭愧！惭愧！”他这是为自己也曾在大战之初预言德国会胜。
张君劢说：“哪里！哪里！你力主对德宣战实在是高瞻远瞩呵！”
梁启梁说：“实在谈不上，此时德、奥败局已定，哪谈得上什么高瞻远瞩呵？倒是后面的巴黎和会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打算去趟欧洲。”
宣布脱离政治的梁启超，又一次主动走向政治了，且这一次主动走向的是国际政治的舞台。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赴欧洲，名为游历，实为“化私为公”，力图通过民间外交，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为中国争取更多的权益。行前，梁启超与他曾经的高足，也是国民政府原外交总长、现任“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的林长民约定，在欧洲他将随时将和会的情况报告国家，以取得相互声援。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官方代表团也组成并出发了。其阵容之强大也可谓是空前：团长为外交总长陆徵祥，成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比公使魏宸，另外为了使代表团“完全代表中国”，当时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也派出了王正迁作为代表参加其中。
1919年2月18日，梁启超等人到达巴黎，与中国代表团会合，并以“会外顾问”的身份参与中国参加和会代表团的一些事务和活动。
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有1000多人，其中全权代表70人，会议的目的名义上是为了战胜国在战后重建世界秩序，但是后来，“和平会议”竟成了“法、英、美、意”等大国的分赃会，参加会议的只有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和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本该是数千人参加的大会，却成了他们的“四人会议”；再弄到最后，又因有人说意大利在大战中作用不大，本国底子又薄，奥兰多也被冷落一边，所以，巴黎和会到最后实际上变成了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威尔逊的“三人会议”——他们，是巴黎和会的三巨头，也是实际的主宰者。名义上的“和平会议”事实上最终成了列强的“分赃会议”。这样的“和会”，其结果自然是可以想象：尽管梁启超进行了一系列的民间外交活动寻得了一定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尽管美国总统威尔逊曾一度表示要为中国“主持公道”，尽管中国代表团一再地在会上据理力争，尤其是顾维钧在大会的发言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山东是孔孟的故乡，山东之于中国，犹如耶路撒冷之于欧洲，欧洲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中国不能失去山东！”但是最后的结果众所周知，“凡尔赛和约”如故，在此不必赘述。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梁启超从代表团有关人士那里得到消息，北洋政府竟然有让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的迹象，若这成为事实，那么中国所受屈辱实在与战败国无异，而这样的“和约”无疑给中国带来的只会是屈辱，如果我们承认这一“和约”，无疑是中国精英们当初所作的所有努力都前功尽弃，所有华工所有的鲜血都将白流，而中国也将在近代以来一次次丧权辱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此时，远在欧洲的梁启超欲哭无泪，他所能做的只有将巴黎发生的一切电告国内，希望获得四万万同胞的支持。1919年4月30日，梁启超将一纸电报发给了远在国内的林长民等，建议警醒政府和国民，力拒在和约上签字：
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当日接到了梁启超电报，于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当晚间送到《晨报》报馆，由总编辑陈博生接收，刊载在第二天，即5月2日的《晨报》上。林长民的这篇短文全文如下：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巨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这篇只有短短的不足300字的短文，成了一颗巨大的炸弹，将国人彻底惊醒，5月3日晚，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代表在法科礼堂集会，决定5月4日举行学界大示威，并通电全国各省5月7日国耻纪念日游行。至此，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就这样发生了，中国历史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因此，说是梁启超一手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烈焰似乎一点也不为过！
据此，梁启超之于中国、之于历史贡献之巨大，岂是康有为所能比拟的！
作为“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未来中国的一位领袖人物，毛泽东对此自然不可能不看到，而这或许便正是毛泽东为什么在将梁启超与康有为并提时，会不同于一般人称“康梁”而称“梁康”的原因所在吧？
的确，梁启超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孕育出的一位精英，也是中国社会从近代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而他生活的从晚清到民国的数十年间，中国曾经所面临的问题不但是军事、科技、经济的落后，而且还有文化的危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导致了前所未有大动荡、大变革；从晚清到民国，与以往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不同，因为其几乎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这也便注定了我们的文化所遭受的冲击和遭遇的危机都前所未有。尽管中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传统，但又有哪一个“匹夫”能凭一己之力承担起当时这种几乎是救世的重任呢？没有！因为这所需要的能量已超越了作为个人的能力的极限。这便是梁启超那一代民族精英们多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尽管如此，作为个人，面对群情激愤能否保持理智，身处时代大潮能否顺应潮流，陷入人生危机能否进退自如，遭遇挫折失败能否不折不挠，仍是衡量其当时能力和历史价值的标准。反观出现在这一历史时段中的风流人物，梁启超无疑是一位佼佼者，他那“少年中国”的热切呼唤曾经激发过革命党人推翻清廷统治的豪情；他那“新民之道”的美好设想就直接启发了鲁迅将“改造国民性”作为自己为之终生奋斗的事业；他那“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可以说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先声；且他那“以工代兵”的主张和拍给林长民的一纸电文，可以说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烈火……今天，我们反观梁启超的一生，康梁变法、中华民族、护国战争、“五四”运动等四个关键词几乎可以概括其一生；同时，我们再反观这四个关键词，便很容易发现它们又都是历史上的大事件。这本身便足可证明，梁启超的一生实在是与中国历史联系得太紧密了！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梁启超，这几个关键词所标明的历史（事件和事实等），是否一定就会在此时刻出现和发生，真是很难说！
另外，再看梁启超的一生，我们似乎又应该在“康梁变法”“中华民族”“护国战争”“五四运动”四个关键词之外再加上“医疗事故”一个才算完整；只是这第五个即最后一个关键词，似乎无论如何都让我们难以接受，因为一代人杰岂能如此死于非命！然而这也是事实。或许这就是他的宿命——注定梁启超的生命必须得为民主、为科学而作最后的牺牲！以斯言之，梁启超实在算得上是中华民族的一座坚强而不屈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