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尽管她作为女人长得并不算丑，但是从来不曾在春天的阳光下绽放过自己生命的美丽；
尽管她曾以死抗争毕生追寻，但是执著的双手最终只从时代的洪流中抓得了满手污泥；
尽管她将塑造心灵为务的教育选择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但是自己那颗因受伤而缺损的心却终身未能修合。
她就是杨荫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学女校长。
“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这是杨绛在《回忆我的三姑母》一文结尾的一句话。
是的，今天她的名字知道的人已不多，如果不是鲁迅的那篇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记念刘和珍君》，恐怕她更是早被人们忘却了—很长一个阶段内，正是鲁迅的这篇文章使她几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才获得了“不朽”。
1924年杨荫榆被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可是不久便被身在教育部任职兼在女师大任教的鲁迅骂作是“寡妇办学”。
鲁迅之所以这样骂她，是因为她此时的确是一个“寡妇”，但事实上原因又绝不仅仅在此。
只要是读过鲁迅的《祝福》的人，没有人不从祥林嫂身上感觉到鲁迅对于“寡妇”是充满着同情的，是断不会将一个人的人生不幸来作为炮弹攻击对方的，更何况对方还是一个女人；可是为什么鲁迅这一次非得以“寡妇”来骂杨荫榆呢？鲁迅在文章中曾解释说：“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口，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的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忌……”而杨荫榆正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来领导一所大学。鲁迅在《女校长的男女的梦》中又写道：“入校在八月初，而她已经在七月底做着男生来帮女生的梦，并且将如此梦话，叙入公文，倘非脑里有些什么贵恙，大约总该不至于此罢。我并不想心理学者似的来解剖思想，也不想道学先生似的来诛心，但以为自己先设立一个梦境，而即以这梦境来诬人，倘是无意的，未免可笑，倘是有意，便是可恶，卑劣。”很明显，鲁迅骂她并不是因为她是“寡妇”，而是因为她“寡妇办学”，即以“寡妇”的心态“办学”。
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常常禁不住想，鲁迅如此骂她时，可曾知道她是如何成为“寡妇”的？如果鲁迅知道了，他还会这样骂她吗？
1884年，杨荫榆出生于无锡城里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名律师，她兄弟姐妹六个，长兄杨荫杭大她六岁，在三姊妹中她最小。无论是父亲还是兄长，难能可贵的是具有一定民主思想。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正是这样的一个大家庭，既成全了她，也最终害了她。
正是因为父亲和兄长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所以杨荫榆不但能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而且还能去上海以至去日本和美国接受更为开放的西方教育，以至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也正是因为她这个大家庭终没能完全脱掉封建大家庭的底子，所以她的婚姻还是由父母做主、以门当户对为原则定下了。
1901年的一个良辰吉日，十七岁的杨荫榆被一顶八抬大轿抬进了一户蒋姓人家的大门。
在此之前，那位蒋姓少爷，不要说杨荫榆本人并没见过，就是杨家老太太也没有见过。但那蒋姓人家，是本城的一个大户，与杨家算是门当户对，这一点杨家老太太是知道的—而只要这一点就行了。所以尽管杨老太太也曾风闻过蒋家那位少爷有点“不灵光”，但她觉得这并“不碍事”，甚至还在心里窃想：男人老实一点没什么不好！
而对于杨荫榆来说，这一切她都始终被蒙在鼓里，她听到的对那位将成为自己丈夫的蒋家少爷的描述是，人又老实又厚道等等。所以她并没对这门亲事提出过多少意见，甚至还隐隐有些向往，直至坐在了抬往蒋家的花轿内，她还满怀着少女的羞涩自己在心中用想象勾画着自己这位白马王子的形象。在她的想象中，他一定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少爷公子，而在学问方面，不说是满腹经纶，但至少不能输了自己吧！
当少女杨荫榆忐忑不安地被抬进了蒋家，又在伴娘等人的一一指示下，顺从地拜过了天地、见过了公婆，最后进入了洞房后，客人终于散尽，房里只剩下她和名义上已成为自己丈夫的那个人了，此时，她羞涩地等着那个人轻轻地揭开自己头上那红红的盖头，轻轻地将自己温柔地揽进温暖的怀抱……正当她想入非非时，呼的一声，自己头上的盖头被人一把扯了下来，她不禁惊恐地瞪大了双眼，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她面前，再定眼打量，她终于透过红红的烛光看清了一张傻傻的脸，这脸上正挂着傻傻的笑；一张大大的嘴巴因为笑而显得更大，且长长的涎水正从中不断挂出来……她被眼前的这个恶心的男人吓坏了，吓得不禁失声尖叫了起来，此时她多么希望地上能裂开一道缝，让她好就此逃出这里呵！她缩在了花板床的一角，而这个男人竟向她扑了过来……
天还没亮，杨荫榆就逃回了自己的家—回去，那是杨荫榆死活也不肯的；离婚，那又是蒋家无论如何不愿的—就这样，杨荫榆成了一名“寡妇”，并从此以后，这一枷锁让她一背就是一辈子。
回到了娘家的杨荫榆，进了其兄杨荫杭创办的“理化会”一心读书，后又去苏州景海女师、上海务本女中读书，再后来于1907年考取了官费留学的资格而留学日本。杨荫榆留学的是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茶水女子大学”的前身），是日本一所以教学水平高和管理严格著称的学校，据说进入该校读书的学生，最终能取得毕业证书的一般都不会超过十分之一，而杨荫榆不但从那儿轻松毕业了，还得到了一枚优秀毕业生的奖章。1913年，学成回国的杨荫榆任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教务长，一年多后，去北京任教于北京女高师。在女高师工作几年后，于1918年由教育部资助又赴美留学，并于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并攻读博士学位（后因回国任职而中断）攻读，于1924年被任命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成为了“寡妇”的杨荫榆，早已在心中彻底埋葬了自己的爱情，而将主要的精力都投放到自己的事业中了。对此我们说句公道话，如此像杨荫榆者之“寡妇”，固然有其可怜之据，但又不乏可敬之处。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本既可怜又可敬的“寡妇”，在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后，一不小心竟让人觉得很是可恨了，并遭到了鲁迅的痛骂，以至我们仍可从今天的教科书中读到她名字的同时，还读到课本同时加上的注释：“依附北洋军阀势力迫害进步学生，镇压学生运动。”
这大体上是事实，所以她在女师大校长位置上仅仅只待了一年多就被师生轰下了台，并因遭到鲁迅的痛骂，而几乎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不朽”，对此我们也只能用两个字送她—活该！
二
然而近年来，有心人或许发现，如今的语文教科书中，那条对杨荫榆的注释，在其后又加上了一句：“后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日寇杀害。”
这也是事实！
的确，直到今天，教科书在这条注释中对杨荫榆只交代事实，并未加任何评价。这样的注释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并不多见。想来这都是因为教科书的编者很难对她一两句话作出一个全面的评价的缘故吧？
如此看似矛盾的事实，竟确确实实地存在于杨荫榆不同的人生阶段中，这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她在世时与她并不太亲的那位侄女杨绛，后来不但成了中国第一才子钱钟书的夫人，更成了一位著名的作家，其在晚年终于为杨荫榆写下了一篇本该早写的文章《回忆我的三姑母》。在那篇文章中，杨绛曾这样描写杨荫榆人生最后的情景：“1938年1月1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邻近为她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水里捞出来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三姑母和我母亲是同日下葬的。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促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坎坷”、“别扭”，的确可用来概括杨荫榆的一生。
我想“坎坷”或许是杨绛人到暮年才给出的评价吧，而她当年与自己这位三姑生活在一起时，唯一感到的或许只有姑母的“别扭”和不讨喜吧！
在杨绛的笔下，我们真读不出那“广有羽翼的校长”（鲁迅语）的影子，相反倒确是一个敏感而近过敏、自我而近自闭、执著而近执拗、任性而近天真的“寡妇”形象。
在家庭生活中，杨荫榆常常与自己的几个侄儿侄女们较劲。按理说，无论是按辈分还是年龄，她都不应该与晚自己一辈和小自己许多的侄辈发生矛盾的，但偏偏就发生了，且矛盾的起因多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家里有一只大白猫，因为它很凶且“不知好歹”，你明明是喂它食时，它说不定就突然在你脸上打一掌，将你的脸上抓出几道血痕，为此它被侄辈称作为“强盗猫”，大家都不喜欢它。但是杨荫榆却偏偏同情这只“强盗猫”，不但常常抱着它像抱女儿似的，而且还故意当着侄辈们的面与这只猫说话：“咱们顶标致的！小可怜儿，给他们欺负得怎样了？”似乎故意要做大家的“公敌”。而当她自己觉得孩子们真的对她不友好时，又过敏地以为这一切都是杨绛从中撺掇的，并因此真的不再喜欢本来还算与她比较亲近的杨绛了。要知道，此时的杨荫榆已是三十大几的人了，并且已在女师大校长位置上碰了一鼻子灰回到家里后，还如此与孩子们较真，耍别扭，这只能说明，即使是此时她似乎也还是一个并没有长大的孩子。
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杨荫榆也常常自己画地为牢、自树己敌、怀中生鬼。她在被免职回到苏州后，有一个中学聘请她去任教，她应聘去了，但很快便与该校督学王俊生发生了冲突，而冲突的原因竟是因为那位督学原本说了她几句好话，她听着不入耳：王俊生听到杨荫榆到自己辖内的学校任教，很是高兴，因为她毕竟做过北京女师大校长嘛！于是他为此而写了一篇表示欢迎的文章发表在报上。说实话，此举对她并无多少恶意，最多就是一想借此炒作一下他辖下的学校，二想拍一拍她的马屁。这样的文章自然是多有溢美，可谁知道就是其中“鸾凤大贤”一句本只是溢美之词，竟让她不高兴了—她觉得自己都已被免职并落到这步田地了，你还说我“鸾凤大贤”，这不是讽刺我吗？如果仅仅不高兴也就算了，她竟然非得要王俊生登报向她表示道歉，还要教育部将其免职。那督学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厅长或教育局长之类，就是专门管理学校的官儿；再则这王俊生，原也是曾留学日本东京师范学校，在当时的苏州城里大小也是个教育家式的人物，他岂能跌这个面子，于是二人一时闹得不可开交；教育部当然更不会听她的，相反觉得她这简直是无理取闹，最后结果当然是以她的辞职而告终。
后来她又到东吴大学等校任教，每到一处都留下与人吵架的记录。她自己也为此而苦恼，也试图改善这种状况。
据杨绛回忆，有一次她突然想要家里准备一桌酒席，说是为了改善与同事间的关系，而要请他们的客，于是一家人为她好一阵忙活。可是要知道，此时她父母早已亡故，说是“家”，而只是哥嫂的家了，家人已没有义务为你如此折腾了。但是她自己似乎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好在哥嫂也不介意，还是为她折腾了好一番。可最终客请过了，不但在她看来旧的矛盾并没有缓和，倒是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原来是她觉得酒席上的酒菜不好，同事们一定会为此而不满了。于是她一边对此事耿耿于怀，一边对哥嫂表示着不满。杨绛在她的回忆中有着很具体的描写：“看见她一人在厅上兜兜转，嘴里喃喃自骂：‘死开盖！开盖货！’骂得咬牙切齿。”任凭别人怎么对她说人家未必对酒菜多么看重，但她就是不信。她在一直与别人别扭着的同时，也与自己别扭着，更似乎与整个世界都别扭着。我们今天以此来推断，此时那个在厅堂里兜兜转着骂着的那个杨荫榆，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病人了，一个心理疾病严重得几近精神崩溃的病人。只可惜当时她身边上没有人能看到这一点，更没有人能给予她同情和关怀。
呵，这样“别扭”着的人生，岂能不“坎坷”！
到1937年国难当头之际，杨荫榆毕生为之献身，并寄托着她人生全部的事业也面临着彻底的失败。就是在那一年里，无论是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再也没有一所学校愿意聘请她了，她不得不为自己的事业和人生再作最后一次努力。
她再次失业后，将自己一生的积蓄拿了出来，自己办了一所学校，叫“二乐学校”，校址就设在苏州城里钮家巷志恒里。她立志要将二乐学校办成一所真正与西方教育能够接轨的现代化新式学校，为此，从校舍的规划，到课程的设置，甚至到校园内的设施，如厕所的抽水马桶、自来水的龙头、洗手的瓷盆等，都是西式的。然而二乐学校最终只办了一个学期便不得不关闭了，因为她遇到的第一难题便是资金问题，她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为此她四处奔走，向曾经的朋友故交呼吁，甚至向达官贵人们乞求，但好像除了苏雪林为之发表过几篇并不实用的文章表示支持外，没有人向她伸出援手。
至此，当初为了逃避不幸的婚姻而毅然决然地埋葬爱情献身事业的杨荫榆，却终究被事业完全抛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