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汽车在宾夕法尼亚州瑞克托镇我们的老房子门前停下。驾车的男人下车就问：“乔治在吗？”
舅舅在屋后车库修车。他走出来，跟这位从195公里外赶来的芝加哥来客握手，客人把一些草图摊在引擎罩上。他们认真地讨论，一直谈到深夜，然后那人不停地向舅舅道谢，开车走了。
似乎人人都要向乔治·麦唐纳请教。乔治舅舅是我们一家之主。我的生父在我出世前就离开了母亲，哥哥理查以及我和罗杰这对孪生兄弟都由母亲抚养，他就一直舅代父职。乔治舅舅是我外婆和妈妈的精神支柱，我们同住在一起。
我自小就常听到别人说：“这件事我们去找乔治商量，”或者“看看乔治有什么意见。”1930年经济大萧条期间，舅舅上夜校，成了工程绘图员。
舅舅有一张和善的宽脸，笑容可掬。他对事物的内部构造有浓厚的兴趣，也很能引起别人的兴趣。他有时会指着一架机器，一件工具，或者纸夹之类最普通的东西说：“试想想发明这件东西要花多少心思。”他也很会教人一些常识，而绝不令人觉得枯燥。
有一次，我看到理查的教科书上有“文化”一词。当晚舅舅下班回家，罗杰和我便迫不及待地问他：“文化是什么？”舅舅大笑起来，领我们走进屋里。
一进屋，他就坐在旧安乐椅上，煞有介事地叹一口气。“这就是文化”，他咯咯地笑着说，“我们可以坐在石块或木头上面，不过这椅子已有好几千年历史了。”我看着那张椅子，有点莫名其妙。
舅舅解释说，椅背的斜面、扶手的高度、坐垫的软硬程度、所用的布料和钉子，全都是数千年来人们为了“坐”这件人人都做的事，反复思考试验而决定下来的。“当你除了温饱之外，还能对椅子想得这么多，那就是文化——因为这表示你有时间想到艺术和音乐，想到怎样和人相处，甚至想到思想本身。”
舅舅似乎能从最细微的事物得到快乐与满足。比如刚从菜圃摘下的番茄的味道，透过溪畔悬铃木的晨曦，驾车上石南山喝泉水，等等。他欣赏别人拥有的东西，例如他自知永远没希望拥有的华贵大轿车，但只是赞赏那些东西而已，并没有丝毫妒忌之意。
舅舅对别人的工作和兴趣总是兴致勃勃，因此朋友有什么梦想、遇到什么困难，都会讲给他听。
舅舅那一代的人，凡是我认识的，都偶尔会说起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所受的煎熬。舅舅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但从来不提。舅舅在烟雾笼罩的钢铁城北布勒道克长大，童年时外公就去世了，从此他挑起养家的责任，尝尽了艰辛。他很少提起童年，提起的都是最快乐的事。直到我被大学录取，他为我高兴时，我才发觉，他其实很渴望自己当年有这么一个机会。
可以说，舅舅从来没有赚过很多钱，也从没得过任何荣誉，但他是个真正快乐的人。夏日周末的晚上，他和街坊在我们厨房里一面听收音机播出的田园民歌，一面煮蚝汤。打烊时分，他坐在蒙莱杂货店柜台前，吃着乳酪和饼干跟蒙莱聊天。深夜，他坐在卧室的油灯旁读《圣经》。
有一次，舅舅向人借了一个巨大的望远镜，选了个无云的夏夜，在后院架起来。我们一起仰望火星、金星和一钩新月，听着蟋蟀唧唧叫。黑暗中有道手电筒光向我们照射起来，原来是邻居甘博正走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记得，我们举头望着浩瀚的银河时，舅舅说：“甘博，你知道吗，这真合算：我们都有个永恒不朽的机会。”言语中充满了乐观。
我毕业刚两星期那天，我们正要去教堂时，舅舅突然逝世。当天晚上我走进车库，默默地凝视着他的旧车和他握过的工具。在这没人见到的地方，我语无伦次地祈祷，哭了起来。我站在那里，泪流满面。后来，我忽然对舅舅之死感到很安慰，内心很平静。
第二天，我走进舅舅的卧室。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他的袋表、罗盘、丁字尺和工程人员手册，在他那书页摺了角、用铅笔画出重要字句的书里，有用来做书签的纸片，他在纸上写了这样的话“……我无论在什么景况下都可以知足，这我已经学会了。”
就在这一刻，我恍然大悟，舅舅的秘密——令他这么快乐的秘密——就是一颗真诚的心。
当你有一颗真诚的心，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知足，那么你一定会感到快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