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您认为这一政策的成功程度如何？”教授问道。“我认为非常成功。我们的市民非常满意，普通游客（非大麻吸食者）也很满意。”“但是，这座城市肯定损失了不少收入。”教授提出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快餐厅最明显，它们的营业额减少了大约15％。这是毫无疑问的，吸食大麻引发的副作用之一就是渴望进食。几家极为高档的商店的收入也减少了，之前咖啡厅内外有人向顾客非法兜售物品，他们赚得大笔现金后常常马上消费。但是，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代价，大家都能接受这一现实。”
教授问市长，荷兰人是否不愿注册，吸食大麻者的数量是否有所降低时，他给出了肯定回答。他举例说，在一座电影院，一位妇女找到他说，现在她儿子只能在大街上购买大麻了。市长首先向她询问了她儿子最初吸食大麻的原因。他认为，现在许多父母都会考虑这一问题，并劝阻孩子不要吸食这种毒品。
“那么，荷兰政府为什么不彻底禁止大麻呢？”教授问道。“多年以来，荷兰人形成了一种认识，大家认为他们有权利购买大麻。还有一些政治团体支持咖啡厅老板拥有自己的种植园。而且，我认为这很难实现。整个大麻行业罪行严重，因为即使那些拥有很小咖啡厅的人都能赚到几百万。对这些人，我毫不同情。但是，我们希望社会更加稳定，更加安全，这就是作为市长我非常严格执行规定的原因。”
教授进一步追问，如果条件允许，市长是否会禁止大麻交易。他回答说：“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无法表达意见。今年，我们将进行新一届选举。我无权取缔大麻，这是海牙立法机关的职责（海牙是荷兰议会所在地）。但是，我会尽力严格执行法律，使其向那个方向改善。”
与市长的交谈使教授较好地认识到了政治家对大麻辩论的观点——一种典型的荷兰实用主义做法，目的是控制而非公开反对。现在，教授希望倾听医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于是，他在真的“咖啡厅”采访了一位在毒品领域有所研究的本地医生和精神病学家库伊曼。
库伊曼医生首先介绍了1976年荷兰政府实施咖啡厅制度的原因。实施这一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认为将吸食大麻与吸食海洛因、可卡因等所谓“硬性毒品”区分处理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政府官员认为，如果毒品贩子因为销售大麻被捕，他们很有可能尝试销售更加危险和更有毒性的毒品。同样，如果有人因为购买大麻被抓，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证明他们不会吸食更具毒性的毒品。
库伊曼医生还认为，荷兰的这一政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解释——与这个国家的民族心态有关。他说：“我认为，我们这个国家害怕对抗。或许，这与人口高度稠密有关（荷兰的人口密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我们不喜欢争斗。荷兰人经常采取的心态是，‘如果你愿意吸毒，可以。但是，不要闯进我们的车辆或者家中。否则，我们会抓住你。’这是官僚主义解决问题的方法。”
最初，当这一制度开始实施时，库伊曼医生同情荷兰政府对待大麻的态度，也支持咖啡馆制度。但是，近年来，他注意到毒品本身发生了变化，对吸食者的作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对年轻人的影响尤为明显。
“这种毒品的毒性越来越大，有人说它的毒性是过去的16倍以上。所以，它产生的效果也与以往不同。人们更容易入睡，还会影响短期记忆。你甚至无法记起几分钟前刚刚读过的东西。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实在太有害了。”越来越多的人每天都吸毒，并用计算机将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库伊曼医生在当地一家毒品治疗中心工作，治疗对象是12到20岁的青少年。五年前，没有人因为仅吸食大麻而去戒毒。现在，戒毒所中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因吸食大麻而去戒毒。
因此，库伊曼医生对“烟草证”制度非常赞同。他认为，这样可以阻止人们吸食大麻，因为申请“烟草证”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或者瘾君子”。但是，荷兰政府不会完全禁止大麻交易，这不符合荷兰国情。
之后，教授又参加了一些对新法规非常不满的咖啡厅所有者举办的会议。会议期间，他在会场内转了转，观察了正在出售的大麻商品。除了大麻籽以外，还有各种烟斗、卷烟纸和T恤。
会议休息期间，教授与一个身材魁梧留有长发的男子进行了交谈，这个长发男人在一家咖啡厅工作，他对新法规充满了愤怒。他指出：“喝酒者制定了这些规定。在咖啡厅吸烟的都是老老实实的人！”
然后，教授又与一位会议发言人进行了交谈。这位发言人预计，咖啡厅原有的客户只有10％到15％会接受这项新政策。其他人会在大街上购买大麻，而这正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教授问：“注册为何如此困难？”对方回答说：“你不能将一个大麻俱乐部与足球或网球俱乐部进行对比。从法律定义来看，大麻俱乐部成员所进行的活动都是违法的。虽然荷兰允许大麻存在，但是它毕竟不合法。”他认为新规定非常荒谬，他说：“针对毒品的战争早已失败。许多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了证明试图阻止吸毒者吸毒做法不能奏效，他还说，在捷克共和国，吸食大麻将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罚，但是28.5％的捷克人吸食这种毒品，而荷兰仅有7％。
他接着说：“政府正在大步倒退进入黑暗时代。他们在为犯罪网络创造一个新的庞大的输送基础。”他认为，街头毒贩已经控制了荷兰南部地区的大麻生意，那里正是迄今为止实施这项新政策的地区。如果这一政策扩展到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等北方大城市，他认为“混乱将彻底展开”。
会议期间，教授采访的最后一个人是德里克·伯格曼。他是一名记者，也是禁止大麻协会的重要成员，在荷兰语中，该协会的缩写是VOC。他指出：“在荷兰咖啡厅的历史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咖啡厅所有者和进入咖啡厅的那些人认为自己是‘无所不知’的人，他们相信凭一己之力什么都可以达成。但是，与竞争者团结起来，握成一个拳头与政府对抗的想法，正在以极慢的速度在他们之中传播。他们知道，如果这步棋走错，咖啡厅将在一两年后彻底关闭。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咖啡厅所有者集会。”与库伊曼医生一样，伯格曼也认为，荷兰政府建立咖啡厅制度的做法是正确的，这有效区分了大麻与硬性毒品。他说：“如果人们希望尝试大麻，他们就不会在同一时间吸食所有其他毒品。在世界其他地区，如果你想购买违禁药物，可以从所有类型中选择，包括海洛因和大麻。在荷兰，我们将这两个市场进行了区分。但是，现在由于烟草证规定，这一制度带来的所有积极效果将毁于一旦。”
伯格曼认为，荷兰大麻吸食者可能更愿意让咖啡厅所有者代替政府保留他们的注册信息，如果政府管理这些信息，很有可能将有关资料交给警察。他也支持了马斯特里赫特市市长的观点，他说大麻吸食者可能想：“如果保险公司知道我是一个吸毒者，它很有可能开始询问我各种问题。如果我希望为房子申请贷款或者寻找一份新工作，例如在政府中申请一个新职位，我不会让人们知道这一事实。我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一个酗酒者可以前往任何一家酒馆或者超市，购买他需要的酒水。他无须申请任何会员卡。”
从表面看，伯格曼的结论很有道理。他说：“世界其他地区最终开始认识到，抗击毒品的战争是没有意义的，它只能告诉要打击的罪犯，说政府正在努力重新使大麻非法化，这种做法非常荒唐。问题是，在各个国家相互密切联系的世界里，尤其在欧盟，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已经相当模糊，采取与邻国极为不同的政策很不现实。如果大家都在奉行官僚作风，我们也难以独善其身。”
离开马斯特里赫特前，教授参观了一家咖啡厅，亲身体会了新政策的实施情况。他走进咖啡厅问他是否可以买点大麻。“对不起，”店主说，“除非你有市政府颁发的证件，证明你拥有荷兰的居留权，否则我不能卖给你。”他指了指自己前面的扫描仪，他的顾客必须刷自己的会员卡进行身份验证，然后才能进入咖啡厅。教授指了指柜台旁两位正津津有味吸烟的女士问：“如果我让这些好心的女士帮我买一点，是否可以？”“对不起，先生，”店主回答说，“如果你不是本店会员，请你站到入口前地板横线的后面。”
由此可见，“烟草证”在正常运转，至少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很难否认，想要通过官僚机构而不是简单地强制实施（或是撤销）现有法律来控制大麻的消费，其带来的麻烦比它能解决的问题更多。
斯图尔特·威尔（StuartWheeler）
斯图尔特·威尔作为点差交易公司IG指数的创始人，是一位富有的商人。2009年的腐败丑闻令他非常愤怒，他发表了一篇批评现代政治的文章，名为《信任危机》。2010年，他因为对现有政党失败的改革结果而备感挫败，借此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名为“信任政党”。但也未取得成功。下述文章改编自《信任危机》和个人访谈。
现在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政客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阶层。最近，人们认为国会成员越来越脱离群众，这也引发了对他们越来越大的蔑视。就在不久之前，英国还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比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更具代表性，更有立法多样性。这全依赖劳工党的功劳。过去，在其他的西方国家，无论党派关系如何，都是富翁、党员和律师们统治着欧洲大陆的国会和新大陆的国会。而英国则完全不同，下议院里能听到各种地方口音，各个阶层都有发言权。
现在政党阶层有了更加统一的规则——国会议员往往有着政治背景。曾经的国会有很多有着各种各样社会经验的人，而现在更多的是只在政治领域工作过的男男女女们，他们的工作不是依赖游说，便是依赖于政治媒体的操控。这样的政客越来越多。想让国会重新获得人们的尊重，需要选举更多的有着实际经验的国会议员。这些国会议员能够不受党派限制，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美国建国之初从我们这里学到了不少东西，现在，是时候回报他们的赞美了。美国的政客展现出令人钦佩的独立自主性，原因有很多，最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受中央集权政党机器所支配。他们受那些选举他们的人支配——也正是这些人赋予了他们权力。英国国会的改革需要国会议员和那些想要成为国会议员的人们远离他们所在政党的暴政，能够自由发言。国会议员必须能够对那些领导他们的人提出质疑。国会议员的作用就是监督执行者。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那些并不将国会议员看作一种职业的人，需要那些不将下议院的工作看作行政部门的延伸和更多出镜机会的人，需要那些认为能够不受政党限制自由发言是一种美德的人，需要那些能够提供自己意见的人，需要那些不被政党领导控制生计的人。这些议员值得我们信任，他们一定会尽职尽责。请让我们拥有更多这样的议员吧。
马修·艾略特（MatthewElliott）
马修·艾略特在2004年作为无党派草根人士启动了纳税人联盟（TPA）项目，以降低纳税金额，优化公共事业支出，被认为是英国政治说客的领军人物。他写了四本关于公共事业支出的书籍，其中最著名的一本就是《欺诈！》。
阻碍企业的规则
纳税人联盟（TPA）的目的在于做纳税人的代表。我们觉得在TPA出现前，许多不同的团体认为政府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钱，并根据他们的需求相应地投入更多的花费，但还有的团体认为政府应控制财政支出，保证钱尽其用。所以之前TPA的策略是提议减少开销，使纳税人的钱能够用得物超所值，其次还曾提议减少税收。
当前英国的课税负担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公共事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当然这是由赤字财政构成的，这比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比率要高得多，当时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5%。所以说这增加了很大的课税负担。对个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按45%的比值来计算，如果包括消费税、当地政府收税和就业税的话，个人实际交付给政府的费用约为个人总收入的60%。
过度的规定对商业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英国经济的驱动力主要是小型企业；现在，金融危机过去后的几年中，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该过程中的驱动力将仍然是小型企业。但是，如今，他们不知道是否应该雇佣更多的员工，英国对工人权利的规定，使得许多小型企业对雇佣更多的员工感到害怕。因为即使生意不好，或者员工不够好，他们也不能开除员工。所以对小型企业来说，政策规定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这些规定理论上似乎都很合理。大家都觉得不应该歧视想要孩子的妇女，或是公司在雇佣员工时不可有种族歧视，应该雇佣黑人员工，这都非常合理。但你会发现出现这些规定后，对这些他们想要保护的人群造成了出乎意料的相反的影响。我们来看看产妇权利：现在许多生意人都会遇到从两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中选其一的情况，他们中一位是男性应聘者，另一位是女性应聘者。雇主通常会选择男性，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年纪的女性往往订了婚，或很快就会订婚，过不了多久就会结婚，组建家庭，他们显然认为“三年或四年后，她就会离开公司，或是休长假，这会对公司的稳定造成不利影响”，所以他们往往会选择男性应聘者。
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其他要求平等的规定上，比如种族歧视。雇佣员工时，人们会非常担忧，他们想：“我要聘用最好的员工。我并不在乎他是黑人还是白人或是其他。我只是想要最好的员工。”但是由于这些规定的存在，他们就会特别担心与这种员工是否能建立良好的关系，如果不能，他们很可能会被卷入就业仲裁中，而且如果要开除这样的人需要支付给他们极高的赔偿金。所以，有趣的是，虽然这些规则是为了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平等地对待特殊人群，但事实上往往会出现相反的效果。
我是否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如果让这种高度集中、过度规定和高税收的情况继续下去，答案就是否定的。但是我相信迫于外部压力，我们不得不做出改变。鉴于中国、印度和南非的飞速发展，如果我们想要有同样的竞争力，我们必须回到英国多年以前低干涉、少管理、低税收的政策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