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转型中的俄罗斯传媒概观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开始了充满矛盾与坎坷的社会转型，大众传媒也随之经历了一场裂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俄罗斯传媒在管理体制、运作模式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电子传媒作为一种新的媒介的出现使俄罗斯社会的传媒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一般认为，苏联在1987年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传媒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时期，由于戈氏急于向民主和自由的社会转型，传媒一时不知方向，所谓“掀开历史真实的记忆”泛滥成灾，直至戈氏无法掌控，淹没在洪水之中。
苏联解体之初，和所谓的自由社会相呼应，传媒曾处在一种无序和混乱的状态。传媒机构的不断更替和重组，各类报刊的停刊和创办，暗藏的是无休止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争斗。在20世纪的最后5年，俄罗斯传媒才基本完成它作为新时期“新媒体”的自我形象塑造过程。进入21世纪，俄罗斯传媒开始摆脱政治和财团的绝对控制，普京政府和传媒集团之间似乎找到了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传媒基本由国家控制，但国家不过问媒体的经营，媒体同时接受行业组织和受众的严格监督，传媒在增强俄罗斯民族自信心、振兴国家的旗帜下重新扬帆起航。
一、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传媒
苏联解体后，传媒为叶利钦竞选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叶利钦政府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打造的。1990年到1993年，是俄罗斯传媒在转型时期所经历的第一个发展高潮。这一时期的传媒虽然背后有政府不断施加的影响，寡头百般的渗透，但是在报道方式、行文模式和传播手段上确实比苏联时期丰富了很多，对于普通民众来讲，虽然真真假假的消息有时也会让人厌倦，但是比起读“千篇一律”的报纸总是强些。
不过，90年代的俄罗斯传媒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传媒机构自身的经营模式、传媒理念和发展目标仍呈现模糊状态。如果说苏联时期传媒的宣传功能大于信息功能，是国家思想意志的执行者，那么此时的传媒虽然删去了“宣传”二字，但事实上仍然充当了宣传的角色，只是这次宣传的不再是国家思想，而是成为某个财团和金融寡头个人利益的宣传者，而且这种宣传因为打的传媒民主和自由的幌子，所以普通俄罗斯民众在这里经历的则是更大的迷失，新的传媒并没有使人们的思想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却仿佛走进了杂树丛生、盘根错节的俄罗斯森林，不知道该向何处去。
苏联时期的报纸种类虽然多达几千种，发行总量巨大，而且行政机关和企业也都拥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但那时候报纸对同一事件的报导和阐释永远都是统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传媒的这种媚俗加深了苏联社会的痼疾。有了苏联媒体发展“齐步走”的背景，解体初期的俄罗斯传媒崇尚的自然是“四处出击”和“出奇制胜”，谁拿到了独家新闻，牵制了读者的注意力，谁也就占领了制高点。一时间各大传媒都在“跑马圈地”，同时投靠政党和各大财团也成了这一时期传媒的重要特点。
（一）财团对传媒的渗透
1992年俄罗斯政府实行自由价格政策，原来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的传媒也被抛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但是俄罗斯传媒已经习惯了“只管办报，不管经营”的模式，所以面对：‘自谋生路”、“自负盈亏”的商业化转变不免惶恐不安。短期内想依靠自身形象获得良性循环显然不切实际。所以在各大财团中寻求合作伙伴也就成了当然的出路；而众多财团出于政治、经济等诸多原因的考虑也愿意在传媒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于是，财团以大量的资金购买传媒的股份并享有股东的权利。如果拥有了足够多的股份，财团自然也就成为了传媒机构的新东家。
这种财团、政党对传媒的渗透在报刊业表现尤为明显。俄罗斯“传媒—桥”集团、天然气公司、汽车企业和各大银行作为苏联解体的最大受益者，一起出击瓜分了主要报刊。苏联的主要报纸《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劳动报》和《工人论坛报》等的股份就被收购一空，很多报刊在一夜之间就从国家公有制保护的羽翼下变成了私人财产，而俄共继续掌控《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真理报—5》和《明日报》。
同时，俄罗斯广播电视业也走上了集团化和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共有90家国有和800多家非国有的广播电视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掌握了俄公共电视台3%的股份、普罗米修斯广播电视台的全部股份和部分电视台的股份；而早在1993年就创建了独立电视台的古辛斯基集团更是在1997年进一步成立了独立电视台控股公司，成为庞大的传媒王国，公司命名为“传媒—桥”。鼎盛时期公司麾下有“七日出版社”、与美国《新闻周刊》合办的《综述》周刊、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和独立电视台广播公司以及独立电视台附加台，观众曾经达到12亿。几乎就是俄罗斯电视台在国内外的代言人。人们以是否看独立电视台节目和是否听回声广播来判断一个人的品位如何。在思想活跃的首都莫斯科，《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莫斯科真理报》等是深受青年人喜爱的报纸，它们和《莫斯科晚报》、《自鸣钟》、《文学报》及莫斯科电视频道也都属于“传媒—桥”的势力范围。古辛斯基集团自己拥有价值达15亿美元的通讯卫星，所以电子传媒和影像业也完全在其掌控之中。
到9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传媒基本形成了四大传媒巨头，即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集团、“传媒—桥”集团、洛戈瓦斯汽车企业和银行财团。国家经济命脉和传媒几乎成了他们随意处置的“私人空间”。90年代末的俄罗斯传媒业，报刊成为了这些财团拓展自身业务、影响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工具，偏离了作为传媒的自身发展的轨道。解体之初传媒业希望永远摆脱苏联时期的“千人一面”，代表民众意志，呼唤民主和新闻自由的理想也化为泡影，传媒呈现的是前所未有的另一种媚俗。
（二）传媒的大众化和庸俗化
1991年底苏联解体之时，同时诞生了一部新的《俄联邦大众传媒法》，虽然法案的初衷是“建立新型大众传媒体制”，使得传媒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新闻工具”，而不是政党的宣传工具，但事实上在财团和解体后不同政党的控制下的传媒仍不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如果说苏联时期的报刊是“常常不得不按主人的曲谱来演奏的乐师”，那么俄罗斯传媒几乎就是“无主题变奏”，成了地道的“杂拌汤”。只要给钱，在任何报纸上都可以按照金钱的意志来发表任何东西在解体之初的报纸上并不是新鲜事情。
20世纪90年代末期俄罗斯境内出版的报刊约有3万种。这些报纸主要还是集中在思想和政治变化莫测的彼得堡和莫斯科，同时各地方和边疆地区也都有自己的地方报纸和杂志。
化类基础上增加最多的是娱乐类，其数量最多，内容最为庞杂，其次是计算机类和财经管理类。
娱乐类报刊和电视广播媒体往往充斥着大量的丑闻，色情新闻成了重要的卖点。像《共青团真理报》这样的报纸每期至少有两篇是关于色情报道的，周末版更是增加到4个版面，内容多是不同职业的女性叙述自己的性爱问题或者是记者的所谓独家采访到的性爱专题。同时配以大幅彩色色情副刊。这一时期的莫斯科地铁站的大小报亭，摆在最上面吸引读者的往往都是这一类的报纸。美国著名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杂志的进驻更是为这些色情报刊的发展推波助澜。同时电视台的所谓成人节目也成了很多人周末深夜期待的电视节目。
苏联的解体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和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思想和文化的问题，但是这一时期的传媒却很少涉及这些大问题的讨论。采用粗鲁的、违反道德的方式在报纸上互相攻击论敌泛滥成灾，似乎一夜之间善于思辨的俄罗斯民众厌倦了所有的思考，只希望用谩骂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同时很多年轻的俄罗斯政坛人物在电视媒体的表演本身也低劣庸俗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所以解体之初的俄罗斯报业虽然也经历着所谓自由化的重组，但是这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传统文化、完全迎合西方，主要是迎合美国文化为代价的。这种传媒模式自然也就不会得到所有民众的欢迎。
传媒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发行量的逐年减少，虽然印刷的质量和数量都在提高，但是因为民众对于政治兴趣的锐减和对于娱乐报道的厌倦，加之解体之初民众经济承受能力下降，所以喜欢看报刊的读者越来越少，对报纸的信任度也急剧下降。
二、新世纪俄罗斯传媒的发展
（一）普京政府对传媒业的整顿
弗拉基米尔·普京无疑是苏联解体以来最成功的国家领导人。在自己的对内政策中，普京成功地解除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威胁俄罗斯的尖锐的政治危机。在经历多年的经济下滑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在普京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保持了相当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增长5%—7%），同时国内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通货膨胀的增长速度。
2000年普京在上任伊始就宣布将对政府、军队和金融进行改革。而对政府和金融的改革自然也会指向传媒。因为谁都清楚，在解体后的10年里究竟是谁在主宰传媒的命运。普京政府将对传媒进行重大改革，没有人会对此表示怀疑。俄罗斯在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的10年中基本完成了所谓的转型时期。俄罗斯传媒机构在所有制上已经是多种成分共存，苏联管理时期的垂直监督也演化成为横向合作和互相妥协。同时由于各地地理环境、经济条件、人力资源、技术水平等诸方面的差异，媒体市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并引发媒体分散化。转型开始后由于地方传媒与中央政府日渐疏离，后者又在一段时间里缺乏主导性或者引导性的新闻传媒，因而在一些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的舆论。
即使在国家以法律形式作出决策的情况下，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性、攻击性的言论仍是不绝于耳，导致很多国家决策遇到巨大阻力，难以贯彻实施。舆论的分散化还导致了人心的涣散和地方上分裂倾向的加剧，使得民族间和地区间的各种问题愈发突出。正因为如此，普京就任总统后加大了整顿俄罗斯传媒的力度。2002年在经历了光头党闹事、人质结卩架等事件后，舆论传媒和政府基本达到了一致。2003年初，俄政府对国家传媒法进行了修正。新的修正案严格禁止传媒散发不利于反恐行动的消息，禁止透露任何反恐行动所采取的手段和参与人员的情况，并禁止传媒刊登或广播“意在妨碍反恐行动或为恐怖极端主义辩护的任何声明”。
2002年在营救莫斯科剧院人质过程中，政府对不顾人质安危、一味追求“爆炸性新闻”的新闻机构和记者提出警告和处罚，2002年10月25日，政府还一度中断了“莫斯科之声”电台网站的运作，直到它删除了登载采访恐怖分子内容的网页。同时就独立电视台“言论自由”等节目含有“违禁内容”，对公众产生负面影响等问题提出了批评。而这些对于科技飞速发达的今天显然是必要的。因为恐怖分子也在抢夺传媒阵地，利用传媒向政府施压。所以，在应对紧急事件时，俄政府需要传媒和其一道，成为事件的参与者，不能为了自身的利益作过于功利的报道。而俄罗斯传媒界也对政府在反恐活动报道中的限制表示理解和支持。在国家利益上俄政府和传媒终于达成了一致。
近年来随着俄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普京政府积极借助传媒调整俄罗斯在国际舞台的形象。在2006年1月的国家电视台答记者问时就曾针对西方媒体对俄罗斯的批评意见表达了宽容的态度。按照普京总统的分析，俄罗斯政府对严肃的批评一向是感兴趣的，因为“这可以使政府集中力量针对错误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虽然批评让人不愉快，但是却是有益处的”。
和戈尔巴乔夫以及叶利钦对传媒的利用不同，普京希望把传媒看做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复兴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不是个人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至少在表面上普京政府达到了这样的目的。现在克里姆林宫逐步向传媒公布政务，可以允许传媒采访每天早晨的总统例行办公会，而总统本人也可以和观众和网民面对面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
自1991年《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通过伊始，经历了一系列修改和补充，该法到2003年基本稳定下来。但是传媒的发展和转型时期的政治、经济不同，苏联解体之后，人们似乎可以在一夜之间摆脱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但是传媒希望在一夜之间割裂和过去的关联显然是不现实的。解体初那种所谓的“传媒自由和狂欢”很快成为过眼烟云，俄罗斯传媒似乎只有在进入了新世纪后才开始步入良性循环。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传媒究竟是怎样发展的，似乎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能够做的只是画出它发展的一个动态图，对这个“图形”的一些支点进行圈圈点点。因为“转型”相对于“文化”的维度是很难界定，对于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俄罗斯人来说，当今的传媒文化从他们一出生就是这样的，无所谓什么“转型”。但是对于从苏联走到俄罗斯的人来说，随着时间的推进，那个时代也变成了另一个历史时间。如果说今天的俄罗斯经济是通过对苏联经济的否定来实现转型，今天的俄罗斯文化却不完全是通过否定过去来“转型”的，更多的可能是一种传承和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