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转型中的俄罗斯文学思潮
世纪之交，苏俄社会的急剧转型导致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也极为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进程。本节将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作一观照。
一、转型初期文学思潮的脉动
苏俄社会的转型早在苏联解体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起步，文学的阶段性变迁也始于此时。
80年代中后期，苏共推行的“公开性”和“民主化”使苏联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动荡，文坛也开始躁动不安。苏联社会的转型对文坛的冲击在苏联作家第八次代表大会（1986）上得到了充分反映，在这次会上发生了空前激烈的争论。“传统派（或称“爱国派”）和“自由派（或称“改革派”）成为文坛最有影响的两大派别，两派在一系列重要观点上猛烈碰撞，从而拉开了文坛纷争的序幕。文坛要求写“百分之百的真实”和要求为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作家及其作品恢复名誉的呼声日益强烈，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新批判浪潮”和“回归文学热”相继出现。
社会转型初期，文学创作仍承袭前一阶段的较为强劲的势头，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作品，如拉斯普京的《失火记》、别洛夫的《一切都在前头》、邦达列夫的《考验》、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阿斯塔菲耶夫的《忧郁的侦探》、贝科夫的《米矿场》、叶夫图申科的《布哈林的遗嘱》和沙特罗夫的《良心专政》等。与此同时，一批创作于50—70年代甚至更早的未能发表的作品，如别克的《新的任命》、杜金米夫的《白衣》、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岛》、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凭着记忆的权利》等，也纷纷问世。这些作品尽管倾向不一，但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思意识，并很快获得了满城争睹的“轰动效应”。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反思文学与社会转型关系密切，这一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相当鲜明。
（一）反思“后斯大林现象”
苏联社会改革的进程从60年代中期开始逆转，旧的体制模式重新得以强化，个人迷信现象再度重演，社会发展渐趋停滞，这就是所谓的“后斯大林现象”。最早对此加以艺术表现的作家是特瓦尔多夫斯基。他当年未发表的长诗《凭着记忆的权利》就是以重温历史的方式，对企图抹去人们的痛苦记忆和恢复旧体制的某些人提出的抗议。叶夫图申科的《禁忌》（1985）中的诗句：“谁忘记昨天的牺牲者，他就会成为今天的牺牲者。”成了这时期不少以回忆录形式出现的作品的基调，在发表于1988年的阿朱别伊的回忆录和布尔拉茨基的回忆录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点。这两部作品所涉及到的历史现象以及作者的评价并非无懈可击，但是作者的反思意识在某些方面是值得重视的。如前者在肯定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正确做法时又指出“不仅赫鲁晓夫，而且广大群众也都没有搞清楚一个更为复杂的真理，那就是我国各族人民以巨大的努力进行建设的社会尽管取得了无可争议的物质成就，却失去了列宁的教诲——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是高于一切的。”这一缺陷正是为“后斯大林现象”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后一部作品对停滞时期令人震惊的社会现象作了描写后指出：必须对社会主义模式本身进行现代化的探索，改革行政命令体制。在经济上，实行“工业的经济核算、服务业的合作化、农业的承包制”等结构改革；在政治上，真正发扬社会主义的民主，保证“最有才能的领导人、最可靠的列宁主义者、最忠实的人民公仆”成为国家的引路人。
与这一时期许多充满政论色彩的诗歌、回忆录相比，小说家更多的是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他们对“后斯大林现象”的关注。艾特玛托夫发表于1986年的长篇小说《断头台》就是包含着这一题旨的一部有影响的作品。
波士顿是《断头台》中的主人公之一。这个脚踏实地而又富于进取精神的牧羊人不满足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过上的小康生活，力主改革现行管理体制的弊端，实行家庭承包，发展农场经济。事实上，这也确实是改变牧场衰败、生产下降和调动牧民积极性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可是他的主张不仅在某些“警惕性很高的政治经济学家”眼中是“侵犯了社会主义的神圣原则”的异端邪说，而且构成了他与被称为“报纸脑袋”的农场党委书记科奇科尔巴耶夫矛盾冲突的焦点。科奇科尔巴耶夫，这个拥有“州党校文凭”的所谓“饱学之士”“总是打着领带，总是夹着一个文件夹，总是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连说话也像读报似的官僚主义者，自己什么也不干，反而动辄指责波士顿那样的富于改革精神的普通劳动者。在他看来，波士顿“是用那些十分可疑的建议把人心搅得惶惑不安”，“是向历史反攻倒算”，是“歪曲管理制度的社会主义原则”，是在“进行富农式的蛊惑宣传”，像波士顿那样的“新型的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真该像早年那样把他放逐得远远的”。问题还严重在“科奇科尔巴耶夫还远远不是那一连串一成不变的原则中的唯一的一环”。从区委会降职下放的场长乔特巴耶维奇的遭遇就是证明。在停滞时期，社会主义原则再一次被庸俗和僵化了。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巴扎尔拜那样的二流子却如鱼得水，他不仅鹦鹉学舌般地咒骂波士顿是“富农分子”，而且直接插手，导致了波士顿及其家庭的悲剧。
过去年代的错误政策的幽灵在停滞时期的社会生活的上空徘徊着，这一点从小说中另一位主人公阿夫季的悲剧中也可以清晰地见到。州委弄虚作假，用捕杀野生羚羊来填补完成肉类交售计划的不足。由坎达洛夫之流组成的临时帮工队乘机大发横财。阿夫季意外地被拉入了帮工队。当他发现他参与的是一次血腥的屠杀时，他震怒了。可是那帮灭绝人性的家伙反而认定阿夫季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一面用极残忍的手段致阿夫季于死地，一面还振振有词地咒骂道：“……地球上是没有敌人、破坏分子和反革命的位置的！斯大林说过‘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人民的敌人应该彻底消灭！不能有任何宽容！你以为斯大林不在了，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这里，作者将现实的矛盾与历史的反思结合在一起了。
透过这种现实的矛盾冲突和人物的命运悲剧，可以看到作者试图通过“后斯大林现象”与过去时代的错误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到根治现实弊端的症结所在。这一阶段的不少作品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进行改革。当然，这里的社会主义原则应该是科学，而不是教条，它应该与群众的改革要求相吻合。
（二）填补历史空白
在强烈的正本清源的反思热中，蒙在某些历史禁区上的面纱开始被一一揭开。不少作家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幅鲜为人知的历史画面。引起文坛广泛注意的叶夫图申科的诗作《布哈林的遗嘱》（1988）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这首诗歌中，诗人称颂布哈林的遗嘱是“苏维埃时代的十二月党人之妻”，她那坚贞而又高尚的品格集中体现了俄罗斯杰出女性的传统美德。由她强记在心头的布哈林的遗嘱，已成为“以女性形象体现出来的/全民族的记忆”。与此同时，诗人满怀激愤地抨击了对布哈林以及其他老布尔什维克的迫害：“布哈林何罪之有，/还有那整个老近卫军？”
对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再反思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现象，许多作品力图在展示这一运动的全过程和突出过火行为给普通农民造成的悲剧的同时，对斯大林时代的农业政策作更全面的反思。其中较有影响的小说作品有别洛夫的《前佼》、贝科夫的《灾难的标志》、安东诺夫的《峡谷》、莫扎耶夫的《农夫与农妇》等。此外，像杜金采夫的长篇《白衣》、格拉宁的纪实中篇《野牛》等作品，虽然仍然写的是那个特定的时代的科技知识分子的命运，但是视野较解冻文学时期的同类作品大有拓展。作者不仅通过人物的悲剧命运审视了李森科之流给苏联生物科学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且更加广泛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
就“填补历史空白点”而言，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1987）是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小说在苏联国内与国外轰动一时，虽然作为作品中重要的情节线索的是生活在阿尔巴特街区的一群年轻人的坎坷命运，但是更为人们关注的却是小说中的斯大林形象。
苏联文学中从未有过以这样的视角和这样大的篇幅正面描写斯大林的作品。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小说对斯大林的性格特征的刻画和内心世界的剖析上。作者通过往事回溯和细节描摹，不仅逼真地描写了斯大林的外貌和生活习惯，而且写出了斯大林充满矛盾的性格。小说中的斯大林有意志坚强、精力充沛、善于动员人民实现既定目标的一面；更有许多不可容忍的性格缺陷。如果说他早年的孤僻粗暴尚不足以引起人们重视的话，那么当这些缺陷随着他地位的变化而逐步发展和膨胀到随心所欲、专横残酷的程度时，它们就构成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极大的威胁。列宁正是觉察到这一点才要求撤换斯大林的职位的。小说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思了斯大林现象出现的原因。从小说中可以见到，作者评价的天平已更多地侧向否定的一边。如小说写斯大林的多疑“斯大林的疑心一天比一天重，他对谁都不信任，谁都不能跟他开诚布公地谈话，他可以在任何时刻利用你的真诚作为反对你的武器。”
他更是用怀疑的目光注视一切有可能动摇他位置的人。在斯大林看来，政治局成员中基洛夫对他的威胁最大，因为基洛夫党性强，威望高，在党内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作者由此暗示了基洛夫之死与斯大林的关系。作者还通过大量的心理独白来剖析斯大林的内心世界以及“他的哲学”。并以此来揭示其行动的心理依据和哲学依据，显示其错误政策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如小说为斯大林采取大清洗的手段提供了这样的哲学依据：在斯大林看来，伊凡雷帝是“伟大的治国豪杰”，因为“一个落后民族的强大力量只有用极端残酷的手段才能获得”。但是仅此还不够，“唯有使人民在畏惧之后能产生对自己爱戴的统治者才是伟大的统治者”。小说又对斯大林何以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作了这样一段心理描写：“俄国人民习惯于集体生存。社团——是它自古以来的存在形式，平等乃是其民族性格之根基。
这为他在俄国建立的社会提供了有利条件。就战术而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手段，但提出‘认真而持久’就错了。”列宁主张的“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还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观点，“是把希望寄托于农场主的政策”，“应当把俄国农民中的农场主、私有者、个人主义者扼杀在萌芽之中”。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作者笔下的斯大林形象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是大有争议的，一些人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但也有不少人给予积极的肯定，称赞作者“遵循的是客观真理”（卡里姆语），小说中塑造得最好的形象就是“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斯大林（巴克拉诺夫语）。
（三）历史悲剧与性格悲剧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艺术家没有把自己的目光仅仅停留在历史悲剧本身，而是力图从历史的悲剧深入到人物性格的悲剧，有的甚至进而将反思推进到民族性格的层次。贝科夫、田德里亚科夫、特里丰诺夫、艾特玛托夫、邦达列夫等作家发表于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品均在这一层次上作过不同程度的开掘。这里着重看看几部发表于80年代后期的解禁作品。
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1989年发表，写于60年代）的基本情节框架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作者强烈谴责了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把世界变成了人类的屠场，热烈歌颂了苏联人民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同时小说在摹写人的悲剧方面也具有较大的容量。这种容量除了与展示的肃反扩大化时期的生活面有关外，主要表现在对极左路线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的深层剖析上。小说强调，不仅仅是政治迫害以及由此引起的恐怖感，而且盲从心理和求生欲望都是导致人的精神悲剧的重要原因。核物理学家施特鲁姆本是个宁折不弯、具有很强的独立人格意识的科学家，当迫害的乌云越聚越拢时，他不安但不愿妥协，准备以死来捍卫人的尊严。这时他意外地受到了最高领导的关注。斯大林的一个电话就使他的处境全然改观。在这种情况下，施特鲁姆反倒失去了心理平衡：想保住改观后的局面，又不愿失去人的尊严，内心痛苦搏斗。
而一度因前者占上风而做出的违心事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从同一角度，作者还塑造了一些党的工作者形象。老资格的政工干部克雷莫夫、老革命家莫斯托夫斯阔伊、老共产党员阿巴尔丘克等人向来都为自己的“坚定而忠诚”的品格感到自豪，可是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它上面添上了“左”的色彩和盲从的污垢。如阿巴尔丘克为表示自己的坚定，与小市民身份的父亲断绝关系，与政治态度不够明朗的妻子分道扬镳。他本人不畏艰苦，也不容他人有思乡之情。虽然他不同于盖特曼诺夫那样的投机者，但他同样紧紧追随斯大林，认为这便是忠于革命。在大清洗中他也成了无辜受害者。
即使如此，他仍不愿承认自己内心的矛盾，不管集中营当局的制止，处处显示自己是他们的同志。一天，他遇见了老友马加尔。马加尔回顾往事，痛心地承认我们错了。”他一语道破阿巴尔丘克自诩的“坚定性”不过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落入集中营前，自我保护的本能要我们跟着形势变，否则就会完蛋，而到了这里，这种本能又让我们不变，似乎我们一贯正确。”被击中要害的阿巴尔丘克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精神危机。作者将历史悲剧引向人的悲剧，引向对人的心灵伤痕的摹写和对主客观原因的揭示上。
在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癌病房》（1989年发表，写于60年代）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因盲从或偷安而导致人生悲剧的人物。小说中的青年地质学家瓦吉姆和他的父亲就是习惯于用别人的脑袋进行思考的人。瓦吉姆的父亲对斯大林的崇拜“超过了对列宁的爱”，也超过了对自己妻儿的爱。提起斯大林，他的声音会发抖。在家里的每个房间中都挂着斯大林的像。在他看来，斯大林的每一次讲话都“蕴涵着多么深刻的含义”，不仅句句是真理，而且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也是最出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