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元宵节,我就要开学了。我们村子里没有小学,每天我都要走两三里去镇上的小学上课。
每天早晨大概5点多吧,奶奶就叫我起床了,我洗好脸吃了饭,差不多快六点了。这时我们村里的小伙伴就开始挨家挨户的集结了。高年级的带着低年级的,背着重重的书包,带着铁饭盒,上到五年级,下到一年级,十来号人就这样“浩浩荡荡”的出发了,这山路由以前的泥巴路,变成了石子路,我觉得以后它肯定能变成县城里面的柏油路。每次去县城里陪奶奶采购年货时,我都特别羡慕县城里有柏油路。柏油路走的真舒服,不用担心鞋子陷进泥巴里拔不出来,也不用担心自己白白的鞋子,被泥土染的黄黄的,要洗好久才能洗干净。
村里的人都是沾亲带故的,所以大人们特别放心,而且有这么多孩子,这山路也是几代人都走过的,在这淳朴的乡村,从来不会担心会不会有拐卖,从来不担心孩子会不会受到伤害,只会在下雨时,会有家长扛着锄头带着斗笠,手里拿把伞打断老师上课,说:“老师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来给我娃送把伞。”
镇上的小学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黄土沙场,嗯,就是我们的操场,操场上有一个水泥筑的小方台,台子上立了一个很好很高的铁杆子,铁杆子有些生锈。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升旗台,不过我很少看见五星红旗在上面飘扬。除了几次有几个像城里模样的人坐着小车来我们学校,校长很热情的和他们握手,并带他们去我们学校东逛逛西逛逛,再去镇上最好的小餐馆吃饭时,我才有机会看见五星红旗升起,真的,我真的很喜欢看升旗,每次看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我内心都会很激动澎湃。听着那破旧的喇叭中传来的国歌,虽然声音很沙哑,但我的内心却在不断的翻涌,那般铿锵有力,那般荡气回肠,那般让人肃然起敬。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去北京后,发生了那般翻天覆地的改变后,唯一没有变的就是每天清晨去天安门前看升旗了吧。
升旗台后面有一个小平房,左右两边各有一个转折的入口,暗灰色的墙上,用红笔分别写着男和女,只是随着风雨的侵蚀字已经模糊不清,只留下残留的红色的印迹,我们都是跟着高年级的人来区分男和女的。
我们小学只有一栋两层楼的楼房,全校300多人,一年级到五年级,还有老师办公室也全在里面,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今年我五年级了,其实变化也没有什么,就是从这个教室换到隔壁的教室,连老师都没换。
可能最不一样的就是韩致远了,他留级了。本来他应该去上初中的,可是他没有考上,大伯母又是个好强的人,说他儿子一定要考上初中,一定要考大学。对于韩致远这类从小看书就头痛,出去玩就疯的不得了的人,无疑是一种折磨。
对于我们这个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的学校来说,全校的学生几乎都是认识的,韩致远的留级那时简直是风靡全校的爆炸性新闻。低年级的同学,总是会爬上二楼来偷看。高年级的同学几乎有一半都是韩致远的小弟,每天都巴巴的前来报道。这可烦死身为韩致远同桌的我了,天天不仅要被低年级的同学看,还要被一群小混混盯着看,感觉很不舒服。
上学中午我一般都是去大伯家吃饭的,原来大伯母其实很嫌弃我的,每次稍微吃的多一点,大伯母的眼神就会像刀子一般向我飞过来。可现在不同了,大伯母每次见我去她家吃饭都会很热情的和我打招呼,拉我入座,有时候还会主动夹菜给我,顺势问:“瑶瑶,今天也帮你来福哥哥补补课。”虽然韩致远八岁的时候就将自己的名字改过来了,周围人也习惯称呼他为韩致远了,但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大伯母,她坚持喊着韩致远叫做来福,韩致远无论抗议多少次,都是无疾而终。
每次我都会乖巧的点点头,韩致远则会冲我翻一个白眼。我见着他这样,心里默默叹了口气。吃别人嘴短,我也无可奈何。
当落日的余晖铺满整片天,云霞映着落日层层翻滚,竟美的不像话。下课铃声准时敲响,我们村里的小孩又是成群结队的回去,只不过这次,我却成了领头人。原来的哥哥姐姐不是去上初中了,就是出去打工了。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有时我也会和小一点的弟弟妹妹聊起原来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小孩总是对长大这个词格外的好奇。
日子一天天过,人也一天天长大,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毕竟,我们那时都太小,小到甚至连未来这个词都极度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