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院有一条不成文的潜规矩，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师生关系，简直就是超父子关系，或超母子关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或为母。令人悲哀的是，在这些严师面前，你永远只有谦虚谨慎，乃至低声下气的份，决无撒娇、发嗲、倾诉、争执的份。说句实话，三十年来，笔者在导师家里从来没有吃饱过一次。道理很简单，导师一放筷子，学生还能接着再吃吗？
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大学，大学，乃大师之学。”研究生院之所以牛，就牛在院里拥有中国大师级导师近百名，“两弹一星”获奖者一半以上就是研究生院导师。研究生院院长是由德高望重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任，他老人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获得欧洲名牌大学物理学博士，曾在居里夫人实验室和爱因斯坦实验室从事研究。笔者曾多次担任过他老人家的口译，当外国权威人士来华访问时，了解到副委员长的传奇经历，无不为之倾倒。中国科技界高层开会时，老人家不坐下，所有的人全不坐下，散会时，他不起立，无人起立，那种谈笑间的威望不言自明。关于老人家的故事，另有专文叙述，此处且按下不表。
研究生院另一个传奇人物就是成可正教授。本小说中的主人公黄永青与郭忠良身上，或多或少，就有他的影子。在解放以后几十年里，他所从事的绝密工作，注定了他的默默无闻、为外界所不知，甚至隔绝的命运。在研究生院里，他的公开身份是数学系系主任，但实际上，他同时兼任中央××委员会顾问、××部顾问等多个高级职务。老周在他家里看到国家级奖状数十张，到处乱放，无人收拾。老先生淡泊名利，他的故事到处传播。譬如，在校园里花坛前一个人看花，居然能看几个小时，后来准备摘两朵回去接着看，被院里新来的保安扭送保卫处，他老先生也不申辩，到了保卫处，处长不寒而栗，再三道歉，他只是一笑置之。至于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种种故事丝毫不比陈景润逊色。
老周在他身边念了四年研究生，拿了博士，后来又出任数学系副系主任，继而成为博导。周博士很坦率，他常说，没有成老师，就没我周某人的今天。1978年他报考成老的研究生时，头上的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成老的密码专业是绝密中的绝密，是国中之密。老周尽管初试成绩在一百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但他的政审自然是通不过的。他所在的县焦炭厂厂长拒绝在他的政审表上盖章，说得也很得体：“老周，你要是报考师范学院研究生，我豁出去也就给你盖章了，可是，这密码专业我可没这胆。”老周当晚含泪给成老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他最动情的言语是：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政审没能通过，但是，我永远是您的学生，我的血将永远和密码学融合在一起。”一周过去了，没有消息，两周过去了，还是没有回音，老周绝望了，他开始认命了。
1978年9月7日，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百名研究生雄姿英发，风华正茂，参加了研究生院开学典礼，中央几位领导人出席典礼。当时，笔者作为研究生院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之一，在大礼堂里亲自聆听了首长的讲话。首长语重心长地说：“研究生院是做什么的？是培养中国高科技国家队的。你们作为首批学员，就是未来的高科技国家队员！”全场掌声如雷。台下八百名研究生号称是黄埔一期，不乏人才、鬼才、怪才，甚至天才，来自江西的一名学员比科学院天文台早三个小时，用肉眼发现了宇宙中的一颗新星；还有一位老兄刚入学就推翻了莫斯科大学校长的一条著名的数学定理，还有一位是当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接见过的女红卫兵。三十年过去了，“黄埔一期”中出了部长近十人，院士近十人，博导数百名。但是，老周没有资格躬逢其会。几近绝望的右派老周是在县城焦炭厂厂部礼堂里看电视看到的，他热泪纵横，他知道，命运就是会作弄人，他将在小县城里度过余生了。
但是，绝望到尽头，往往会有幸运女神向你走来。第二天上午，老周被通知去县委组织部，在那里，部长和他亲切握手，并向他介绍了中央某部密码处处长老姜。身穿军装的老姜笑着对他说：“中央××部决定支持成教授录取你为我们某部和研究生院联办的密码专业研究生。所有的证明手续全为你办好了，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去兰州，明天飞回北京。”
老周对笔者说：“你知道人做梦是什么感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什么滋味？乌鸦变凤凰是何种心情？那一天我全体会到了。我一生中流过两次泪，第一次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那时我刚17岁，是兰州大学数学系一年级年龄最小的学生，第二次就是接到研究生院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
当晚老姜和助手带着老周坐着军区派来的军用吉普车赶回兰州，下榻军区招待所。那天晚上，老周把录取通知书压在枕头下面，一晚上没睡好，醒一次，看一回，再醒一次，再看一回，足足看了有六七回。
第二天他们坐兰空的军用飞机飞回北京。这是老周一生中第一次坐飞机，而且是军用飞机。在飞机上，老姜说：“学弟，你在中国各地有近百名像我这样的学长。”
“你们也是成教授的学生？”
“作为中国密码第一人，他是桃李满天下。你可能就是他的关门弟子了。”
“我真幸运！”
老姜说：“成老为国家，为××部立下大功近百次，小功不计其数，从来没有向组织开过口，也没伸过手。就这一次，为了录取你的事情，他亲自去找总部几位首长，领导当场就给他，应该说是给你办了相关证明，派我专程来甘肃办理调动手续。学弟，你面子够大的了。个中道理很简单，成老师坚持要的人，必为尖端人才。”
“不敢当！”
笔者在研究生院里曾无数次看见成老那矮小瘦弱的身影，他总是悄悄地，轻轻地，默默地飘然来去。那种高逸，那种静穆，近乎圣人一般。在他身后，永远有两名便衣在不远处跟随着他。
在研究生院里，对他的警卫措施仅仅比院长，也就是副委员长稍微少一点，其实这很容易理解，中国国家一级的密码即便不是他亲自设计加密的，至少他参与过审批或咨询，他的安全就意味着国家密码的安全。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他去世以后，那两名便衣才从人们视野中消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老周在中国密码界的地位开始如日中天，但是，这种辉煌已经不是成可正那种光照华夏般的、近乎神圣的灿烂。随着成可正的去世，中国密码界的天才不再存在了，将来也很难再出现这种伟人般的泰斗了。高性能超级计算机在密码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当代密码发展的崭新趋势，杰出人物的群体涌现，凡此种种，已经雄辩地表明，密码界的伟人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群星闪耀的时代，梯队式波动发展的时代，也正因如此，昔日孤胆英雄式的传奇故事越发被人们所传诵，更加令人们怀念。
老周从来不谈他的今天，也不愿叙述他的昨天。他所从事的密码工作基本上还没有解密，还不能为世人所知。不过，他一直劝笔者写写中国密码界的前天，甚至大前天。
“你知道1941年12月日军袭击珍珠港的密电是谁率先破译的吗？”老周问道。
“我们中国的密码人员。”我也听说过这种传闻。
“中国哪个密码机构破译的？”
“说是戴笠的军统破的？”
“错！”老周很干脆利落地给否决了。
我大吃一惊。
“那是谁？”
老周明确地说：“密电检译所文为均、黄永青他们的团队。
当然还有成可正的全力协助。”
看到我惊诧的神色，他又继续说：“可以写写他们。现在有些文艺作品胡扯淡，说什么一个人就破译了日军所有的密码，可能吗？不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英国、中国的专业密码队伍都是千人左右，动员了多少力量才能完成破译任务？只有外行才说得那么轻松。”
我心悦诚服：“有道理。”
老周说：“就写破译日军突袭珍珠港密电前后那几个月的故事吧。”
“从哪里入手？”
“就从日军战机轰炸蒋先生在重庆的黄山官邸开始。”
“那是什么时间？”
老周略加思索，说道：“1941年夏天。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三个多月。”
那是一段中国人民作为中流砥柱，独立抗日，力挽即倒之狂澜，最为艰苦卓绝的历史时刻。
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日子之艰难是今天的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母亲说，那时每天外出，马路上经常看见尸体，不是被炸死的，就是饿死的。父亲那时在大学当教授，还在机关兼着差，全家人经常饿肚子，就连前线作战部队的官兵也吃不饱，遑论后方的百姓了。
成可正教授在回忆重庆生涯时，最怕想起空袭后的惨景：
“空袭后，截肢的特别多，截下的手和脚只好用箩筐装，1941年的夏天里，树枝上到处挂的都是断残的肉，许多尸体来不及运走，扔在地上长满了蛆。人间之惨，莫过于此！”在那以后的十几年里，每当我回想起成老的叙述，那种悲情总是久久不能退去。
战争啊，战争！你成就了多少名将，塑造了几许英雄，使他们走进历史神圣的殿堂。可是，在他们的背后，多少人默默死去，多少无名战士倒在战场上，鲜血慢慢地流出他们的身躯，洒在弹痕遍地的沙场上。枪林弹雨的战场是如此，寂静无声的密码领域又何尝不是这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成老驾鹤西去，临终前，老周和我去看他，他微弱的声音几乎听不清了，但是，从他断断续续的话语中，我们还是听见了：“我搞了一辈子密码，用自己的专业抵抗了侵略者的攻击，回顾平生，我死而无憾！”
老周和我号啕大哭！
